文立木
詹天佑号眷诚，清朝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诞生于广东哲南海县。曾祖父詹万榜，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太学生，祖籍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省），因经销茶叶来到广东。祖父詹世鸾继承父业，于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开始迁到广东省城西门外十二甫开设茶行。当时广州西部属南海县范围，县署就设在城内的南海县街（在今中山六路），后迁惠福东路。詹世鸾为日后子弟参加科举乡试事，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呈请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入籍，获得批准，从此改籍贯为南海县。父亲詹兴洪，原名詹兴藩（一八二三——一九〇三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法联军炮轰广州，火烧新城内外，詹氏茶行与其他许多外销小商都破了产，家境中落，于是詹兴洪便从广州迀到南海农村，继续经营茶叶小生意，但因外销停滞，生意不景，收入有限。詹兴洪原是落第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又以代人写书信，卖对联、刻印章等，弥补家庭生活的不足。母亲陈氏夫人（一八三——一九〇五年），是一个刻苦耐劳，善于教育子女的妇女。
詹兴洪共有三女、四子，女为琼仙（一八五二年生，嫁顺德县黄连村何仕元，一八九〇年病故），云仙（二岁殁），和仙（一八五八年生，嫁南海县教表村李振声，一九四六年病故）。男为:天佑（一八六——一九一九年），天佐（一八六四——一九四二年），天瑞（一八六七年生，五岁殁），天乐（早夭）。
詹天佑七岁开始读私塾，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十一岁读完私塾，对机器很有兴趣。兴洪有一友好谭伯村，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县）人，常到詹家，很喜欢詹天佑，认为他聪明坚毅，将来一定有成就，把第四女儿谭菊珍许配给他。谭家比较富裕，常常接济詹家。谭伯村是在澳门、香港一带谋生的，得知清朝政府派容闳到香港主持“选送幼童出洋肄业”的招生工作，劝兴洪夫妇送天佑去美国留学。当时风气未开，人们对出洋留学疑虑很大，担心子弟出洋后的生命安全无保障，又担心可能被转去当华工；同时又受着封建道德的束缚，认为子弟远离父母是不孝。所以，多不让自己的子弟出洋。因在国内招生名额未满，便派容闳到香港招收幼童。在香港招考时，报考学童中多为广东人，而且以香山籍人为最多。谭伯村经常在香港、澳门活动，思想比较开通，他认为去国外留学是走洋翰林的路子，很有前途，一再劝说兴洪夫妇送天佑出洋，兴洪夫妇先是迟疑不决，后来终于同意了谭伯村的主张。于是谭伯村就带天佑到香港给他报了名。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詹天佑年仅十二岁就考进了幼童出洋预备班。取录后，按照清朝政府规定，其父兄必须在“出洋志愿书”上签字画押。于是其父詹兴洪怀着将与儿子远离，“疾病死亡，各安天命”的沉重心情，在出洋志愿书上，写明三代先人名字，祖籍何处，及童生面貌等，并签字具结。
同年詹天佑随容闳乘轮由香港出发，船行十三日后到上海，先入上海出洋局所办的预备学校学习，由容闳教“番书”（英文），陈兰斌教“唐书”（汉文），准备出国。同年八月，詹天佑等第一批学生共三十人乘船赴美国。“出洋后肄业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①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詹天佑进入西海文小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初，詹天佑以卓越的成绩考取了纽海文中学，学习了两年，又于一八七八年，考进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专科学习。他在耶大学习的三年中，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在一、三年级时，曾获得数学奖金。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五月，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便立即回到上海，但学非所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八七四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十多年后，这条铁路被闭关自守的清朝政府，视为祖宗未有的怪物，用了二十八万两银子购买回来拆除毁掉，这简直是顽固不化，愚昧无知到极点。詹天佑学的是土木工程铁路专科，但在这种情况下，学了也是没用的。
同年十月，詹天佑被派往福州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福州船政局前后学堂是清政府为建设海军在福建马尾设立的海军学校。前学堂习制造，后学堂习驾驶，这是达官贵族子弟不屑于进入的学校。当时后学堂招收的学员中有邓世昌（广东番禺人）、严复（福建福州人）等为第一届学员。詹天佑、欧阳庚、邝泳忠、薛有福等留美归国学生为第八届学员。詹天佑于一八八一年去该学堂学习驾驶，一八八二年学习期满，考取第一名，派去扬武舰操练，操练谙熟后于一八八四年初调任后学堂的卖文教习。同年八月中法在福建马尾进行海战，詹天佑熟识水性，曾英勇泅水抢救中国海军伤员（当时上海字林西报报导，以为他是扬武舰的指挥官，实误），在福州船政学堂期间，曾因成绩优异，获得军功奖章。②
一八八四年十月詹天佑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咨调回到久别的故乡——广东，任博学馆洋文教习。一八八六年张之洞派他用西洋测绘方法，测绘中国沿海图。六月把广州黄埔博学馆原址改为水陆师学堂，准备另建一支新的海军，与北洋水师对抗。一八八七年詹天佑仍继续在黄埔水陆师学堂任英文教习。是年到澳门与谭伯村的第四女儿谭菊珍结婚。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詹天佑在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下，由中国铁路公司总办伍廷芳派充为铁路工程司（按詹天佑手书履历表均写工程司而不是工程师），这是詹天佑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充当中国铁路工程师后，曾指挥修筑塘沽至天津的铁路，又督修从古冶到滦州这段铁路工程。由于他的认真工作，一步步升到分段工程司和总段工程司。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詹天佑接办了外国工程师难以解决的滦河铁桥的打桩工程，而他却依靠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智慧，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不仅使那些平素自命不凡的外国工程师感到惊奇和恐惧，同时使詹天佑和他的助手们坚定了以后担当更艰苦工程的信心。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关内（山海关内）铁路完成，开始兴修关外铁路。詹天佑工作非常努力，又修建了九梁河、小梁河、女儿河等铁路桥。一九〇二年秋，袁世凯派詹天佑为易新铁路（京汉铁路支线，由高碑店至西陵，专为西太后去祭陵而设）总工程司，责成他要在第二年春三月之前完成，实际日期只有四个月。这是中国工程师单独负责自修铁路的开端。因此，詹天佑感到非常兴奋，他经过周密计划，领导全体工作人员戮力修建，终于在预定期内通车。这条铁路全长四十二公里，虽然在经济上意义不大，但在政治上发生了意外的影响，鼓舞了中国人民用自己的人力、财力建设铁路的勇气和信心，为后来修筑京张铁路准备了条件。从此，詹天佑在广大工程人员中树立了威信。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各国擅自划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篡夺直接经营铁路权和贷款修筑铁路权。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妄图借外债修筑铁路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中国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要自力修筑铁路并不容易。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詹天佑担任修筑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的会办（后为督办）兼总工程司。在英俄等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和人才异常缺乏的情况下，要自修京张铁路，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当时修路经费是用关内外铁路进款余利，而关内外铁路掌握在英国人之手，因此英国认为必须由英国工程师来承办，否则中英公司就不拨款。沙皇俄国也以过去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长城以北的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建”为理由，要挟清政府答应由俄国来承包京张铁路的修建权。这样，英俄争持不下，最后不得不同意中国自己修建，但仍诸多为难。他们认为中国缺乏人才，经费又不足，京张铁路必然无法动工，动了工也必然遭失败，这样就不得不向他们求援。
京张铁路是联结华北和内蒙的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全长约二百公里。经燕山山脉从南口至岔道城，名叫“关沟段”的这一段，到处是崇山峻岭，工程十分艰巨。当时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想夺取这条铁路，以控制中国北部，于是散布谬论说：“会修通过‘关沟段’的中国铁路工程师还没有诞生呢！”帝国主义等待詹天佑失败后，好出面夺取京张铁路的修路权。詹天佑认识到京张铁路工程的成败，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决心修成它来维护祖国的主权。
京张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修的重要铁路。各国工程界都注意主持这条路的人选和动工时间。当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司的消息传出后，那些充满失败主义情绪，毫无民族自尊感的大人先生们，有的笑他“不自量力”，有的骂他“大胆妄为”，也有的说“这不过是白花几个钱罢了”。在帝国主义者的胁迫和失败主义者的嘲笑和蔑视下，詹天佑不但没有失去信心，反而更加坚定，决心用事实来回答他们。在他编著的《京张铁路工程记略》自序中，他写道：“我国地大物博，而一路之工，必须借用外人，引以为耻。”
詹天佑在紧张的选线测量工程中，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 “不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而是必须由今后几代人所分担着的成功或失败。”“全世界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技术第一要求精密，不能有一点含糊和草率，‘大概’、‘差不多’这一类说话，不应出之于工程人员之口。”
詹天佑在京张铁路的修建工作中，积极依靠群众力量，表现了藐视困难，敢于独创的豪迈气魄。在决定线路问题上，他曾经亲自勘测了几条线路，反复认真比较，才决定了在可能条件下最合理的路线。即自南口经居庸关、八达岭至岔道城的关沟段，这段工程的困难在于坡度大和八达岭隧道长。自南口至青龙桥车站间，长仅十八公里，而最大坡度已达千分之三十三。用两台巨型爬山机车，一拉一推地牵引列车到达青龙桥后，如果再向北进，坡度将更大，爬不上去。于是，他创造性地引用了“掉返线”选线方案，修筑了青龙挢“之”字形线路。在开辟八达岭隧道工程中，他采用中距离凿竖井方法，从山顶打下直井，到井底后向两边开凿，以四个工作面同时施工，只用了十八个月就把隧道打通，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死亡事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争夺在中国建筑铁 路的权利，它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修建铁路，所用轨距不一。英、美、法、日、德、俄的铁路轨距，各不相同，使中国铁路轨距得不到统一，以利帝国主义者的宰割，企图瓜分中国。詹天佑获得自办京张铁路的权力后，坚持使用1.485米的标准轨距，这种轨距现在全国仍一直通用。当时美国工程师李治极力主张轨距用一米的窄轨。詹天佑认为："中国真正统一，要从铁路的轨距划一开始，铁路象人体的血管一样，要全身流通，铁路四通八达，工商业便能跟着发展。"
为了保证在山区大坡度线路上运输安全，詹天佑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例如，在关沟段的车站上修建了避险岔道，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关沟一带，地势尤险，狭如隘巷，火车行驶上下，极为危险，故车站于此等险要处均设避险岔，倘遇车头损坏或车闸不灵等险象时，即可驶入岔道，以保安全”③。最为重要的是，引用了自动车钩。当时，自动车钩虽在国外已创制多年，但许多国家都未采用，仍然使用链子车钩。在山区行车，用链子车钩，容易发生脱钩事故。詹天佑在京张铁路果断地采用自动车钩，不但保证了行车安全方便，在技术上，也是有先进意义的，为我国铁路普遍使用自动车钩开了先例。当时，许多人把自动车钩称之为“詹天佑钩”，这反映了人们因京张铁路建成所激发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另外，也反映了人们对詹天佑敬佩的心情。由于这个原因，又由于京张铁路当时使用的是“詹尼式自动车钩”，因为有“詹”字的译音，所以许多人以为自动车钩是詹天佑发明的。这一说法，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在詹天佑所著的《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一书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此事的态度。他在这本书中，专门选列了“詹尼式自动车钩”的英文原名，并将其译为"郑氏车钩"，避开了“詹”字的译音，他的用心，是很清楚的了。
京张铁路工程，自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动工，第二年（一九〇六年）第一段（丰台至南口）工程完工。一九〇八年第二段（南口至八达岭附近之岔道城）工程完工。一九〇九年，第三段（岔道城至张家口）工程又完成，全线通车了。詹天佑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三个要求都达到了愿望。一九〇九年在南口车站举行通车典礼时，中外来宾达万余人，盛极一时。
这条铁路原计划需要六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在詹天佑和工人们的努力下，只花了四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而且工程费只花去六百多万两银子，按拨付数还结存二十八万两，是当时我国修筑成本最低的一条铁路干线。这条铁路的建成，一方面提高了中国人民自办铁路的信心，使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再轻视中国科学技术人员，为中国科技人员树立了荣誉；另一方面沟通南北货运，狠狠打击了英国北侵和帝俄南进的野心。同时京张铁路的建成，也是科学技术在旧中国初次战胜保守和迷信洋人的思想，大大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也起了一定影响。这是我国修建铁路史光辉灿烂的一页。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詹天佑到商办川汉铁路任总工程师。川汉铁路计划分三段修建：成都到重庆，重庆到万县，万县到宜昌。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夺取在中国修路权，对修筑川汉铁路早已垂涎三尺。四川省民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要求自筑铁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湖北一些社会人士要求清廷派詹天佑主持川汉铁路修建工作。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到宜昌川汉铁路宜万段，勘定线路，主持修建。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川汉铁路举行开工典礼，中外宾客，接踵来观，皆感惊异。宜万段工地上“土石并作，徒夫万千”，在铺轨仪式上，詹天佑钉下第一颗道钉。
一九一八年广州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选举詹天佑为公司总理，当时他在宜昌川汉铁路工地，同时又在筹划京张铁路延伸到绥远的工程。在此期间，他在四条铁路线担任职务：京张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司，川汉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司，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司，洛潼（洛阳至潼关）铁路顾问工程司。他在宜昌、广州、北京之间往来工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清 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悍然宣布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遂即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将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因而激起民众更加不满和反抗。四川省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在此情况下，川汉铁路未能动工。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黄兴率领下爆发广州起义。当时，詹天佑正在广州，“革命给他一个机会，证明他忠于职务。在革命开始阶段，广州情况异常紧张，有钱的都逃到香港，但詹天佑坚守本职。公司有人扬言，他们将离开铁路，他的许多朋友也劝告他，不要冒着危险留在广州。他召集铁路各部门首脑，告诉他们：他将坚守职务不动，任何人有顾虑时，可以离开，但在离开之前，必须将每件事情交待清楚，交给他或他的代表。结果，无人离开，在整个革命期间，列车照常通行，铁路财产没有任何损失。”④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以后，詹天佑被任命为粤汉铁路总理，借款合同规定，粤汉铁路由英国人任总工程师，川汉铁路由德国人任总工程师，广东省境内粤汉铁路段虽有商办股金，但也借用了英款，所以各方面都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涉与阻挠。詹天佑到粤汉路任职后，面临着京张铁路修建中所没有的困难，他认真行事，对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涉与阻挠，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就款计工”，“得寸得尺，惟力是视”。他对轻视中国工程师的外籍总工程师，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任粤汉铁路会办，专心致力于实业活动，巡视各地铁路，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五月十七日到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孙中山与詹天佑等人会见，留有合影纪念。八月下旬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九月六日视察京张铁路，接受袁政权授予的铁路筹划全权，筹组铁路总公司，孙中山提出聘请詹天佑参加铁路总公司工作。
一九一三年詹天佑任交通部技监，一九一四年任汉粤川铁路督办。一九一五年张绥铁路张家口至大同段建成。一九一六年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通车。一九一八年武昌至长沙段通车，和湖南省已经建成的长沙至株洲段接轨。他提出的赶修武 昌到长沙段的安排，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扰，进度还可以加快。在川汉铁路方面，他认真审核纠正了德籍工程师不合理的选线方案。他提出的成都至重庆的路线方案，正是今天成渝铁路行经的路线。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倡学术研究，一九一二年詹天佑将上海、广州的工程学术团体组成工程师会，设在汉口，他被选为会长。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为加强其统治，勒令 解散民众团体，詹天佑将中华工程师会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以纯学术团体名义，照常活动。以后，他在北京西单报子街购置了一所房屋，供学会迁到北京使用。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妄想恢复帝制，在北京举行登基祭天仪式，命令所属一律穿著规定的“礼服”参加。詹天佑素来不失守信约，准时到达办公室，准时参加会议或社会活动，但他对于袁世凯这个仪式，却是迟到了。袁世凯感到这是有意的怠慢，非常不满。然而碍于詹天佑在国内外的威望，无可奈何。后来不久，袁世凯的帝制即被推翻，詹天佑将当时报纸上登载的这条消息剪下来保存（这一资料曾在北京青龙桥詹天佑纪念馆陈列）。
一九一七年封建余孽张勋进行复辟活动，妄想抬出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恢复其统治。张勋曾派人请詹天佑出任“邮传部尚书”，被他严词拒绝。
一九一九年一月美、日、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各国，派兵到西伯利亚，妄图阻止苏联红军东进，在海参崴成立一个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把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也划归该会监管。在该委员会下设有技术和运输两部。詹天佑当时任交通部技监，兼汉粵川铁路督办，在国际上有威望，因此，北洋政府派他为技术部中国代表。经过力争，该委员会会议才决定，“中东铁路归中国军队保护”。由于他在汉口时曾患腹疾，身体已虚弱，在海参崴和哈尔滨会议期间，又疲劳过度，旧病复发，不能支持。遂于同年四月十五日离开哈尔滨，二十日回到汉口，二十一日入汉口仁济医院就医。二十三日病情加剧，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半，这位杰出的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在汉口仁济医院逝世了，享年五十九岁，据医生诊断，他由于心脏病和疲劳过度而死的。死后当天下午即将其遗体运回汉口詹家入殓。五月十四日出殡，出殡前一天，武汉各界举行公祭，为祖国失掉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而惋惜！
詹天佑于一八九四年被选为英国工程师研究会会员。一九一〇年清政府授与工科进士第一名。一九一二年被选为英国混凝土学会会员。一九一六年香港大学授与法学博士学位。他的遗著有《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一册，《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及附图各一册（均为中华工程师会出版）。
詹天佑一生谦虚爽直，忠于职守，由于他廉洁奉公，曾为和他同事的爱财官吏所不快。京张铁路修建中，曾有商人企图包揽铁路器材生意，知道他喜爱花草，特地送来几盆花木，被他斥退（他察觉到花盆埋有贿款）。他在汉粤川铁路任督办时，家住汉口（原俄祖界鄂哈街九号），在院中种了许多花木，下班后经常打网球，教育子女读书甚严。他生活无不良嗜好，晚年喜读美国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
詹天佑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生前愿望，移灵北京安葬。他的夫人谭菊珍一向体弱，多年患肺病，詹天佑逝世时，她正卧床上，闻讯后，悲痛欲绝。詹夫人迁居北京后，经常卧病，至五十九岁时（一九二六年）病逝。夫妇年差七岁，夫人后七年而故，夫妇同寿，合葬于北京。
詹天佑为祖国铁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凡经他筹划的铁路如沪嘉、洛潼、津芦、锦州、萍礼、新易、京张、粤汉等线，无不成绩灿然。其中京张铁路工程，不但被当时的欧美工程师视为奇迹，就是现在也还是世界上有名的铁路工程之一。因此，詹天佑逝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在京绥铁路青龙桥车站设置詹天佑铜像和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墓和铜像都遭到破坏。当时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件事，非常生气，并指示说：“那一定要恢复，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嘛！”结果在周总理逝世前就看到修复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把詹天佑先生墓从万泉庄迁到青龙桥车站詹天佑铜像之后，背靠雄伟的长城，面对他设计的八达岭隧道和“之”字形线路。现在墓、碑、像浑然一体，巍然壮观。
注释：
① 《中国近代留学简史》。
② 《淸末海军史料》。
③ 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④ 王金职：《詹天佑生平事略》。
来源：《近代广东名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