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永祥
我从得知陈新先生病危到先生鹤归，再匆匆赶往东郊殡仪馆沉痛告别先生，前后仅四天的时间。陈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2018年4月28日以92岁遐龄仙逝，按理我们是可以平静接受的。但以先生清晰的思维能力与高效的工作状态，我的感觉是他至少还可以延寿三五年甚至坐享百龄，谁知先生走得太突然，突然得让我一时有点发懵，有点转不过弯儿，更是有点不大甘心……
1
我认识陈新先生很晚，是199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在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门下求学以后的事。当时《全宋诗》的编纂已经有六、七年了，用孙先生的话来说到了“最艰难的爬坡阶段”，先生命我也参与进来，主要做宋末元初诗人诗作的整理。我很愿意，也很忐忑。因为我硕士论文尽管写的是《试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但并没有真刀实枪地做过校勘工作；同时又是学历史出身，文学、训诂皆非所长，怕自己做不来。就这样胆颤心惊地领了一摞档案，毫无头绪地开始了宋诗的整理工作。
当时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在老化学楼西侧配楼一层北头（最初在老第四教学楼四层），原是化学系一间120平方米实验室，被改造成若干小间。入门右手一间，支张桌子让陈先生在里头看稿，挨着门口的位置是倪其心先生的，他不来的时候，负责办公室事务的崔庚昌先生常坐在那里；再往前右手为复印室，武国华老师随时在为大家复印材料；再往前有两间档案资料室；最西头一间也有数张桌子，孙先生常坐在靠外的桌前审稿；进门偏左是一大间的书库，与其相邻的一间大阅览室，拼了四张长桌，周围全被书架占满，主要是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以及其他一些与宋诗相关的书籍等，查找资料的师生都在那里翻书；还摆了一台老式胶片机，供大家查阅胶卷。傅璇琮先生、许逸民先生若来，就坐在阅览室大桌子旁审稿。宋诗档案都存放在书架上头，堆叠到顶。地上的水泥砖都是活动的，走起路来叮咚吱吱地响。那时的条件，在今天看来简陋到了极点，但在那里我却接受到了严苛的校勘训练与实践，真正提高了古籍整理的实际动手能力。
《全宋诗》的五大主编傅璇琮先生、孙钦善先生、倪其心先生、陈新先生和许逸民先生，就是在这样仄逼而简陋的办公条件下，看似散乱无序，实则有条不紊地带领项目组同仁，齐心协力地工作着。陈先生并不常来，他家在东四十条，一东一西，来北大要穿城而过，极不方便。先生审的稿子一般都是我们送去，审完后再取回。当需要查阅大量书籍或向先生当面请教的时候，孙先生就把陈先生请来，住十天半月的，白天在所里审稿，晚上住在勺园。陈先生非常节省，他不愿住勺园宾馆的标准间，而是每次来就在3号楼包一间留学生宿舍，权且休憇而已。有时孙先生陪陈先生在学四（今燕南美食）吃饭，偶尔我也陪过两次。陈先生对吃喝没什么要求，读书审稿外，似乎在他心中没有其他的世界。
陈先生戴一副高度近视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古板威严，极其严肃。但他是个红脸汉，抬头冲你一笑的时候，眯着眼睛，脸上泛红，又纯真得像个幼童。先生有两个习惯：一是喜欢用圆珠笔，一是烟不离手。他一手握笔，一手掐烟。有时手上拿个放大镜，趴在桌子上看稿；有时又摘下眼镜，脸几乎贴在稿纸上。这让我想到《清史稿》称戴敦元患近视，“观书与面相摩”，大概就是陈先生这样的场景了。有时倪其心先生来了，两个大烟枪就烟雾缭绕地烧一通，这时才能听到欢快的聊天声和爽朗的笑声。
好像我整理的第一篇稿子，就演砸了！
我现在忘记是哪位宋代作者了，似乎是赵万年。《全宋诗》整理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随意变乱底本；即便不是用该书做底本，但在找不到其他版本的情况下，也利用其为工作本，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转抄的概率，因为凡有转抄，就会有增加新的错讹的可能性。我当时先把四库本的赵万年诗复印下来，剪贴到全宋诗组专用的八开大稿纸上，然后找其他的版本去校，因为四库本改字太多，所以校勘时改回的字也就很多，一张大稿纸改得面目全非。当时陈先生看到我的稿子后，可以说是非常生气，他指点着我的稿子，说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耳朵重听，所以说话声音很大，但他的“尚书（常熟）话”我根本就没听懂，只有最后一句却听得真切扎耳：“这个是不行的！”
我感觉被打了一记闷棍，因为一直以来我虽然上学的条件不好，但从中小学到大学，再到硕士阶段，我都是“好学生”，受尽了老师的表扬，第一次被当面说“这个是不行的”，让本来就有点信心不足的我吓呆了。我从抓听到的陈先生个别词语，再仔细看他改过的稿子，发现自己犯了两个大大的错误：
错误之一是哪字需改，哪字不改，手颤心惧，不敢下断语，所以凡有异字异言，都标在稿纸上，其中大部分不必改或不必留；错误之二是凡改字用线条指引在边栏处，但由于改得多，划的线就像一张线圈图，重叠交叉，纠结缠绕，根本看不清哪条线指向哪个字。陈先生之所以生气，也主要指后者，他知道我是大大的外行，第一次做校勘肯定会犯错误，他不原谅的是我工作的态度！
我把那份稿子其中的一页，一直珍藏着，作为对自己的警示，但几次搬家，到后来却找不到了，可是那个页面的交叉的线条和陈先生皱着眉说的话，我至今仍印象清晰。
我拿回来后，根据陈先生的教诲，极其认真地重做了几遍，再将整理稿给先生看，先生耐心地看完后，又指出了其中几处有问题的地方，令我再查，然后指着稿子笑咪咪地说：“这个还行的。”得到他的肯定，让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儿，但我对陈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有点儿怕怕的感觉。
2
我经常跟学生聊天时说，有的前辈甚至所谓“大师”，我们固然很敬佩他们的学术成就，但通过努力我们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他们的高度；但有的前辈甚至同辈，读他们著述或与他们接触，你会感到脊背发凉，手心冒汗，感到一种透心的绝望与无力感，因为他们的成就如铜墙铁壁，万仞高峰，你穿不透，也达不到。陈新先生就是少有的给我这种感觉的一位前辈，在他面前我总能看到自己的愚昧与无知。所有与陈先生有接触的晚辈，都无不敬佩他的博学，我认为陈先生的功底与水平，绝不亚于王利器等更老的前辈。陈先生在成为《全宋诗》主编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是高名置顶，他由一个小学生水平的学徒，成长为一名学问深湛的学者型编辑。孙先生《缅怀傅璇琮先生》一文中专门提到陈先生参与《全宋诗》项目的机缘，是因为“傅先生还向古委会和研究所力荐陈新先生，此举意义甚大。陈先生是古籍出版界享有盛名的资深学者型编审，他学问之大，经验之富，工作之严，向为内行所称道，后来陈先生着实对《全宋诗》编纂贡献至伟”（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页）
《全宋诗》整理过程中，我在凡遇到版本不明需要决断的时候，多找孙钦善先生商量，以确定用哪个版本做底本；但遇到整理中的具体校勘与释词等问题，则请教陈新先生更多一些。陈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仅有着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而且有极其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这两大优长使他在处理宋诗整理中的百般问题时，能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我整理宋诗的过程，就是不断崩溃的过程，被折磨得痛苦不堪。我手头的400多个大小家宋人诗作（整理组习惯地把成集的作家称“大家”，其他的称“小家”），有三点让我非常尴尬与狼狈：一是我整理的宋诗作者，基本上没有著名作家，很少有五卷以上的集子，让我几乎没有成就感；二是大部分的作者，无法准确地考知其生活年代，他们可怜到跟当时名家连一顿饭也没一起吃过，一趟山也没爬过，更有不少无名之人与无头之鬼；三是当时宋、元断限到底怎么处理，入元的作者究竟算宋人还是元人，没有定论，只好先整理起来，后来有不少稿件就作废了。
因为我处理的多是小家零碎与辑佚所得，所以查阅资料与校勘就非常繁琐枯燥，一个仅有五字半句的作者，拎着档案袋一个星期也查不出个所以然，这需要整理者极大的耐心与细心，而我又恰恰是极无耐心并且粗心，所以就不得不一边怕怕一边硬着头皮向陈先生请教。
《全宋诗》组在整理初期，请过陈先生以及专门名家讲过宋代职官制度，比如何为实职，何为加衔，是一门大大的学问，而我是搭末班车进来，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别看一个小小的作者传记，却能将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与撰文能力暴露无余。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尽量多写，往往一个无名之辈作家的小传能写200字，唯恐漏略。陈先生在改稿时，又往往大笔一挥，删汰到几十字，甚至只留一两行字，他会仔细给我讲哪些职衔是可以不写的，哪些官绩是可以省略的，看看先生改过的稿子，你只能说了无废句，恰到好处。
有次我整理一个无名氏诗作，是一名青年才俊夜半行船，忽闻岸上有妙龄女郎吟诗一首，我猜解不开，就向陈先生请示该女子怎么处理。先生看完后呵呵一乐，习惯性地用手掌擦着嘴角冲我笑道：“这是一首鬼诗！”我恍然大悟，难怪读的时候颇觉诡异，我不禁也红着脸跟着先生乐了。
有一次我校勘一首诗，末联的最后两字，或作“芜蒌”，或作“蒌芜”。这是一个连绵词，“芜”“蒌”二字，都是平声虞韵，在本诗中无论是“芜蒌”还是“蒌芜”，都是合辙押韵的。我又核校了几个本子，作“蒌芜”的更多一些，根据从众原则，再加上底本也作“蒌芜”，我将定稿改成了“蒌芜”，又吃不准，就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看了一眼说：“这个肯定是‘芜蒌’，是有典故的，不能改的。”我一查《辞源》，原来真是光武帝“芜蒌粥”的故事，先生真的是一部活词典呐！
陈先生每次来所里，时间都很宝贵，我们也不轻易打扰他，他不怎么说话，静静地看稿，偶尔到大房间来翻书，冲我们一乐而已。每次大声问他需要帮忙找什么书，他也摆摆手表示自己找，他最常用的是《中国人名大词典》《辞源》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工具书，所里的这几本书都被大家翻破了，屡次粘贴，又屡为翻烂。记得陈先生家里的一册缩印本《辞源》，也翻得都断线掉页了，王岚师姐还专门给陈先生买过一册。我开玩笑说这几部工具书，应该收藏起来，做为《全宋诗》组工作的写照与纪念，不过现在不知都到哪里去了。
《全宋诗》五位主编，傅璇琮、许逸民两位先生的稿子，后来也多是送到家里，按期再取回来；倪其心先生因为身体与其他原因，后期很少参与工作。只有孙钦善先生与陈新先生两位，自始至终与年轻人一起盯在岗位上，而两位先生从相识到陈先生过世，相互尊重，配合默契，堪称此类大型项目主编合作成功的典范。
两位先生的脾气秉性，迥然不同。陈先生率真耿直，说话直截了当，且毫不留情；孙先生则和熙温润，循循善诱，语气委婉。《全宋诗》整理初期，北宋部分的著名诗人，往往会委托国内研究该诗人的名家来整理，但未曾想到的是返回来的稿子，有太多的问题，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校勘都不懂，这些稿子在陈先生初审后，通常会退回去请整理者修改。陈先生一般都会写两三页稿纸，提几条修改意见，而且指错批评，毫不客气，有时会有“整理者完全不具备古籍整理的能力”这样的话。但整理者都是名气或大或小的学者，孙先生就将陈先生的意见，再加改拟，语气由批评改成商榷，由激切改成平缓，再由我们抄录一遍，寄给作者。陈先生的字，经常连笔写，既小又团，辨识困难，又不好意思问他，只好连蒙带猜。有时看着陈先生的原稿和孙先生改完的审稿意见，觉得很有趣儿。
《全宋诗》整理过程中，凡遇到拾遗补漏如新添小家之类的，孙先生和陈先生在审稿的过程中，往往就顺手做了，因此他们既是主编又是整理者，如果你在《全宋诗》中看到整理者署名“闻贤”“虞行”的，那就是孙先生和陈先生的笔名，而遇到“北古”的整理者，就是倪其心先生的笔名。如宋代“郊庙朝会歌辞”就是陈先生整理的，那些歌辞的断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全宋诗》出版后，陈先生就不再来北大，但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先生，每次孙先生都会一起去。近年来，孙先生的听力也有所减退，尤其是膝盖有问题，走路多了颇为受苦，我们就劝先生不必去，我们代他向陈先生拜年就行，但孙先生不听劝，每次都要亲自去，直到陈先生过世，孙先生也仍然坚持送陈先生最后一次。面对陈先生的遗容，我站在孙先生身后，感到莫名的感动与悲切！
3
《全宋诗》经过前后13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1998年底72册全部出齐。此后，部分同仁继续以《〈全宋诗〉补正》项目的名义，从事补遗与修订工作，我因为力有不逮就退出项目组了。而陈先生也不再来学校，更多的是我们到先生府上去送稿请教。
《全宋诗》出版后，一时之间，请陈先生审稿的出版单位与个人都慕名而往，接踵而至。先生的案头，经常是旧稿未去，新稿又积。此后的20年，陈先生可谓大放异彩，将自己的一生才学展露出来。
陈先生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无论公私，他从来不和任何人谈审稿费的高低，甚至给了多少给了没有，他全然不晓。师母也经常说“不给钱，他也会给你们看的”。我整理的《〈汉学师承记〉笺释》《江藩集》与《东吴三惠诗文集》，都是经过先生帮我审过，才敢交付出版社。先生看得很细，有问题的地方，都写成小签条，用别针别在稿页上，或者直接写在原稿上。先生晚年戒了烟，耳朵重听更为严重，也很少出门。到了先生府上，他话仍然不多，简单寒暄两句，往你手中塞个桔子什么的，然后他把稿子拿过来，戳戳点点地谈问题，话更听不懂了，字也更看不清楚了。陈先生如果出了新书，就满世界地找出来，笑一笑递到你手里，也不说话，我自始至终都没有麻烦先生签过名，今日想来不禁泫然矣。
陈先生的谦逊与不好名，世罕其俦。李更老师与先生合作整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书成之时，李更希望署名时将陈先生尊名置于她本人前，但陈先生坚持将李更排在前面，我们都非常敬佩。在整理宋诗的过程中，先生也经常鼓励我们，他常说：“古籍整理的最高目标是不误不漏，这只不过是理想境界。你们能做到十之六七改对了，我做到十之七八改对了，就很不错了。最怕古人本来不错，我们改错了，就糟糕了。”
陈先生也非常注意倾听我们的想法，乐意接受年轻人的建议。《全宋诗》在整理北宋部分的时候，尚对宋末元初诗人诗作如何做断代的处理，没有清晰的思路，后来决定稍微放宽一些，以诗存人，凡入元的作家，只要在宋代有过诗作，就将其作品全部收录，这样按传统习惯当成元人的作家就被收了进来。比如习惯称为元代作家的方回，也就成了宋诗作者，但《全宋诗》北宋部分，在引方回《桐江集》《瀛奎律髓》诸书时，都已经标为“元方回《桐江集》”等，我发现这一问题后，就跟陈先生谈北宋已经出版，无法更改，是不是南宋部分在引用方回著述时就标为“宋方回”，否则岂不矛盾了。陈先生觉得有道理，后来南宋部分也确实改为“宋方回”了。我后来曾看到有人撰文批评《全宋诗》自乱其例，前后矛盾，其实这中间的纠结与反复，也只有整理者自己最清楚了。
陈先生不是跟人自来熟并且话多的人，但偶尔跟他聊天，他也会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先生是一位奇才，幼时家贫，只读过三年私塾，在常熟虞阳小学毕业。解放前在商店做学徒工以糊口，1950年参加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工作，从先生《三联书店上海分店邮购工作琐忆》一文，可以看出先生那时的工作热情。1953年，先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与鲁迅著作编辑室任职。1979年，又调回古典文学编辑室，直到退休。陈先生善于学习，谦虚戒慎，心细如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编辑经验与古籍整理功夫，编审与整理了大量古籍与文学作品。
陈先生曾和我聊到，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蒙冤受屈，后来终于平反。他说曾经校对过毛泽东主席阅读的《大参考》，必须极其仔细，绝对不能错一个字，先生过硬的校稿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陈先生说他老早就感觉到主席的身体欠佳，因为给主席看的《大参考》，文字内容越来越少，越来越短，可能是考虑到内容量大了老人家眼睛和身体受不了。但运动的冲击与高度的紧张，也使陈先生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并伴随终身。
陈新先生前后编辑、点校、注释与整理过的书籍小说有《儒林外史》《水浒后传》《飞龙传》《花月痕》《何典》《洪秀全演义》《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海上花列传》等，研究与注释的书如《新论》《吴承恩年谱》《文镜秘府论》《杜牧传》《杜牧年谱》《论儒林外史》《文心雕龙注释》《杜甫诗选》《唐人绝句选》《清诗选》《梅尧臣诗选》《岑参边塞诗选》《欧阳修文选》《欧阳修选集》《宋金元文论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全宋笔记》等，都是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书籍。1990年，陈先生也曾获得第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优胜奖。退休以后，参与主编《全宋诗》，并为《〈全宋诗〉补正》《全宋笔记》《儒藏》（精华编）审校了大量的稿子，真正将一生心血贡献给了古典文学与文献作品的编辑与整理工作。
陈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在编校稿子的同时，就不断地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如《谈谈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问题》《〈儒林外史〉考证二则》《〈儒林外史〉清代抄本初探》《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评周振甫著〈文心雕龙注释〉》《还须手下留情》《古籍整理刍议》《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绿野仙踪〉的作者版本及其他》《年谱应是科学、严谨的谱主史学资料》《关于〈水浒传〉的几个问题》《今存魏了翁〈鹤山集〉版本源流及其他》《请提高质量》《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祖本问题——兼与吴圣昔先生商榷》等，都是结合自己编审或研究的古籍，来撰写论文。退休后做《全宋诗》主编期间，陈先生也发表了如《〈四库全书〉遴选底本失误例》《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等系列论文，以及先生整理的诸多古籍的《前言》与序跋，都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陈先生的论文篇幅都不长，但每切中要义，了无废话。先生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与对整理古籍实践的高论，都对我影响至大。看看今日出版的整理本古籍，有一大半是在毁书，错讹满纸，不忍卒读，古人所讲的“灾梨祸枣”，今天更甚，遍插书架。由此，我们就更理解与感佩陈先生的真知灼见与预见性了。
陈新先生在编辑岗位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后也仍是以审稿为主。我常常想，如果陈先生哪怕在他一生最后的二十年中，集中精力做些他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也必将取得绝大的成就。先生所注释、整理与校勘的古籍，多是在繁重的审稿之余，顺手做出来的。我们不仅应该向先生学习，还应该对先生的古文献整理思想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继承并弘扬先生终始如一、兢兢业业的精神，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陈先生的突然离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可质疑问难的温厚长者。从今往后，再也无法请先生审核我们的书稿，再也不能在逢年过节时去向先生拜年。我自己在整理《全宋诗》以及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在遇到疑惑时心中总是既不安又淡定，因为身后有陈先生这样的大德高师，为我罩荫挡日，蔽风遮雨。在这个雨雪寒冻的世界里，随着先生们的老去与凋谢，执经问难，渐成往古；几案生冰，迷途徘徊。每思至此，都令我悲切不已。先生鹤归后，我曾撰过一副挽联，怛悼哀痛而挽先生曰：
畯德贯三长，永惟惠泽校雠界；
著书遍四部，何止留芳全宋诗。
陈先生千古！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