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上德
阮籍是竹林七贤里的灵魂人物之一，其父是“建安七子”里的阮瑀，论出身，阮籍比“早孤”的嵇康要优越得多。而要说到性格变化的“戏剧性因素”，阮籍更有一绝，可以从一个极端转变为另一个极端。本来，他是非分明，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故有“青眼”与“白眼”之别。如此一个人，在世态急变得如同“翻烧饼”的环境下，后来竟可以做到“喜怒形于色”，以“零表情”的姿态应世，也算是一种“大师级”的演技。就这一点而言，嵇康是远远不如的，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可知难度甚高。
不过，有一个人，论演技，同属“大师级”人物，这就是司马昭。我们且看《世说新语·任诞》第2则：“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编者注：即司马昭，他死后被追封为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原来，阮籍母亲去世，热孝在身。某日，在司马昭那里闲坐，进食酒肉。司隶何曾也在座，对司马昭说：“明公正提倡‘以孝治天下’，而阮籍母亲去世，正处热孝之中，竟然在您这儿大模大样地饮酒食肉，应该把他流放到海外，以示惩戒，以正视听，纯化风俗，尊崇礼教。”司马昭说：“嗣宗自其母亲去世后，已经憔悴不堪，身体虚弱成这样了，你不能为他分担一些忧伤，还要指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再说了，‘有疾而饮酒食肉’，本来就符合儒家丧礼的法度。”阮籍照样不停地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何曾的斥责与司马昭的回护，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戏剧张力”，而故事的主角阮籍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似的。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戏剧场面”，政治权斗的意味十足。
何曾，在司马氏集团中，是重量级人物。废魏帝，立晋朝，他都立下“大功”。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用心甚正，朝廷师之”（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似乎是一位“正人君子”。可是，在《晋书·何曾传》里记载，担负朝廷“检察”重任的何曾，私生活却是极度奢华，“侈汰无度”，“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也曾多次被人弹劾，只是他身为“重臣”，司马氏“一无所问”，从不追究。而为人“极假”的何曾，一向“死盯”着阮籍，说他“恣情任性，败俗之人”（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喜欢在司马昭面前说阮籍的坏话；这一次，更是当着司马昭的面“严词指斥”阮籍，欲置诸死地而后快。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司马昭不仅不听何曾的“坏话”，反而语带悲悯于阮籍、语含呵责于何曾，说了一番反驳何曾的话，入情入理，无可辩驳。尤其是司马昭引经据典，用《礼记》里的“条例”即“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为阮籍辩护，从一个侧面说明司马昭的儒学修养的确不简单，毕竟是“儒学大家”司马懿的儿子。
为何司马昭要这样回护阮籍呢？不能排除司马昭与阮籍的确有不错的“私交”，否则，就无从解释了，这是前提。可是，看来也不限于此，司马昭自然有自己的盘算：阮籍是曹操“文胆”阮瑀的儿子，同样是当代知识分子里的“翘楚”和“头面人物”，这绝对是“要争取”的对象，不能没有这样的一枚“棋子”。事实上，在魏元帝景元四年司马昭进位“晋公”的各项“表演环节”中，阮籍写出《劝进文》，就是颇为重要的一环，在司马昭的生命史和政治史上，他真的没有“白疼”了阮籍。
读这一则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阮籍日后“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替人写《劝进文》，帮了司马昭“一把”。其中，不无“感情回馈”的成分在内。
至于司马昭这一次没给何曾面子，也是一种“表演”，假作真时真亦假。后来何曾的官运继续亨通，还在司马昭死后，得到晋武帝司马炎的格外重用，他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