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祖先，始自中原的炎黄子孙。历史上客家先民为避战乱而作三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始于东晋的“五胡乱华”和“八王之乱”时（4世纪初），客家先民自河南中州南迁，沿长江下皖、赣。第二次在唐末（9世纪末）黄巢事变及“五代十国”之乱，他们自皖、赣旧居再迁至赣南、闽西北至粤北边界。第三次在南宋末年（13世纪末），元兵南侵，宋高宗南渡，客民多随文天祥义兵南下，多进入粤东北地带，在粤北、粤东广大山区定居下来，可见客家人完全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是汉族里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是五代后的新兴民系。现在的梅州市所属的七县一区，乃客家人分布最为集中之地。该市下辖七县为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大埔、平远、蕉岭，一区为梅江区（属县级区）。其中除丰顺馏隍等几个乡镇的居民操潮州语外，其余均讲客家方言（尚有少量畲族同胞分布在丰顺潭山乡风坪村），因而梅州地区被称为“纯客家”地区，成为客家文化的中心。客家方言亦以梅县客家话为正宗。客家人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建筑等，都可以在梅州市各县区找到典型的代表。梅州市所属七县一区的客家人应占广东省客家人四分之一多，约占大陆客家人总数的十分之一。
本文试就梅州市所属地区教育情况及其发达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梅州市所属地区，素有文化之乡美誉。早在清代，嘉应各地已普遍设立私塾。抗日战争期间，仅梅县一地，计有小学674间，高初中、男女师范及职业学校40间，大学1所。1948年梅县教育科统计，当年全县有大学1间（私立南华学院）、中学34间。至于国民学校，当时52个乡镇计有中心国民学校55间，保国民学校687间。私立小学154间，县立小学2间，省立小学2间（梅师附小和女师附小）。县立第一，第二幼稚园2间。社会教育机构，有县立民众教育馆、县立图书馆、县立松口民众教育馆、丙村图书馆、民众教育馆以及各种补习学校。报纸有《汕报》《中山日报》《劲报》《华侨公报》及《民锋报》等五家。
曾在嘉应州（今梅县）传教20余年的法国籍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于1901年著有《客法词典》，其自序中有云：
“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多间中学，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
以后，梅州各地学校数和学生数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据1987年统计，全区当时叫梅县地区有大学3所（嘉应大学、嘉应师专、嘉应教育学院），中专5间，农技学校3间，中师3间，普通学校3840间，还有电大和业余教育学校多间，在校人数几近80万人，占总人口的2O%,每千人拥有大学、高中和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列本省各地区的首位。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前副馆长冼玉清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到梅县考察时曾赋诗一首，赞美梅县文教事业兴旺发达的景象，其中两句这样写道：“学舍最多文教盛，满城儿女挟书囊。”
梅州地区，教育之所以如此发达，探其原因，主要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一、客家先民多是仕宦之家、书香门第
客家先民乃炎黄裔胄，中原氏族，远祖多仕宦之家、书香门第，即该市有高度文明的汉族“嫡系”。自公元4世纪初，东晋五胡乱华，东晋政府从洛阳迁到南京建都，一般皇亲国戚，下属大批文武官员、士绅、名门望族。被迫扶老携幼整批南下，史称“衣冠南下”。始迁颍水，辗转江淮，后又越过南岭，居于闽、粤若干据点。唐末（9世纪末）黄巢起义；南宋末（13世纪末），元兵南侵，客民又多随文天祥义兵南下，多进入梅州地区集结定居，特别是黄巢事变，福建宁化县，地接赣南，西北有高山环绕，为世外桃源，为避难最安全之地，所以这批难民多迁居宁化，尤其是宁化石壁村（古称葛藤坑），偶然得到黄巢本人的特别宽待，免遭屠杀，今日梅州各地客家人远祖多从石壁村迁来。客家人最重视族谱，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一文中提供的不少族谱，亦可作为客家先民乃仕宦之家的有力说明和详确的证据。据梅州各地各姓族谱记载，客家人各姓的远祖几乎全是古代的贵族，大都有过功名，做过一官半职，甚至做过古代的皇帝，如据陈氏族谱南朝源流一系记载，他们是南朝陈武帝——陈霸先（503—559年）的子孙。
这些南下的门户高贵的北方贵族，都存在儒家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传统观念，所谓“男儿志在四方”“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不做灶下鸡”等株守家园没出息的深厚观念。
这正如前述法籍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法客词典》一书自序中所云：“况其祖先由北方迁来者，皆为门第清高的人物，都存有读书为贵的观念。因此他们便极力想法设立学堂。”而且，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特权，生活优裕，地位稳固，便有能力有条件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投入更多力量。黄河流域、中原华夏传统文化因而移植于岭南地区，并得到普及发展。刘铎说：“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阊阎力役，吟咏不辍。”《江西通志·舆地略·风俗》）再如南海九江《朱氏族谱》引黄佐语所云：“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习气。熏陶渐染，故俗渐变而新俗庶几中州。”自是华夏传统文化在南方不仅生了根，而且获得大发展。
由此可见，梅州地区特别重视文教，讲究读书，素享“文化之乡”美誉，与南来的原中原士族带来华夏文化传统是不可分割的，是一脉相承的。
二、社会和家庭重视教育的传统和风气
嘉应（海州）客家民间有一种传统观念，视不读书者为没出息的人。不识字者是“睁眼瞎”。只有读书才能知礼识义，才会有出息。
客家民间流行一首谚语：“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流行的一副春联曰：“砚田无税子孙耕，荆树开花兄弟乐。”
客家民间流行的童谣中有一首叫《蟾蜍罗》：蟾蛛罗，啰咯啰，唔读书，么（无）老婆。可见，不读书被看作无用之人，不容易娶得妻子。
又如流行的一首儿歌《一张台》云：“四四方方一张台，年年读书涯（我）也来。你读三年唔识字，涯读三年进秀才。”
不难看出，在客家童谣、儿歌中，也向儿童灌输这种重文教、重读书的价值观念，尤其到了近现代，人口膨胀，耕地减少，生产力落后，经济停滞不前，为了摆脱困境，青少年大量往外地打工和往海外谋生，文化知识成为一种必要的谋生手段。
社会上也颇尊重读书人。在乡间，人们把文章书法通称为“字墨”，肚里有“墨水”即有学问的人，只要品德无问题，都能居于较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
一般做父母的，为了维护祖先的声誉，以及使自己子女长大后能食碗清闲饭，或能在族中、乡间居于较优越的地位，而对子女的及时上学堂、受教育一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家中有断炊之虞，犹省吃俭用，宁愿肩挑买卖挣点钱，自己挨饿受冻，也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子弟上学读书。这正如《光绪嘉应州志》所写：“士多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者，也不肯辍学业。”
三、为环境所迫，必须识字读书，以求向外发展
客家人较集中居住的梅州地区，重山叠嶂，丘陵起伏。土地贫瘠，且人口日增，耕地相对益少，他们的先民所以来到这一个地区居住，有两个因素：一是因沿海沿江平原地区，已为土著或先期南下的人所占有。客家人第三次迁移是从1276年蒙古人入侵开始的。客家人这次迁移处于极其不利地位，那时华中和华南各省大部分已经有人定居，最肥沃的平原土地已被开垦和占有，客家人只好到南方粤东一带贫穷的山区（即今梅州地区）定居，从此他们就生存和繁衍下来了。二是因为他们的先民是受敌人压迫而南迁的，为避免被伤害和易于守护，所以才迁此深山野岭作为栖身场所。
及至清代中叶期间，嘉应五属人口已空前大增，地少人多，粮食不能自给，所以这些客家人更感读书识字的必要，以便他们往外地和海外谋生，成为文化之乡和著名华侨之乡。
这种地少人多的局面，至近现代愈益严重，如据1987年统计，“全地区人均占有土地6亩，比全省47个山区县平均数8.1亩和粤北的10.6亩都低很多，全区耕地总面积217万亩，人均耕地仅0.54亩，比全国（1.47亩）或全省山区县平均数（0.68亩）都低。”所谓穷则思变，今后客家年青一代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以更好向外扩展的趋势，将会“于今为烈”地发展下去。
他们多出外经营工商业，或从事军政学界活动和工作，他们这种向外扩展的精神和毅力，为国内外任何民系所不及，这种不断向外发展的趋势，真的已经到了“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就有客家人”的地步了。
这正如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所载，南宋绍兴年间，“闽人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植产，持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
又如前述《客法辞典》作者自序中所评述，“为什么梅县的教育会这样地发达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它的环境所促成，因为这地方山多田少，粮食不够，男子必外出谋生，而学习谋生技能，自必须知书识字”。
再如曾在嘉应州传教多年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托尔德耳在其所著《客家易通》和《客话浅说》两书的序文评语所述：“吾人观于各地大中学校之学生成绩，客家学生常列优等，进而获选公费留学欧美日本者，更占较大之百分比，由此可知客家教育之特别发达，实由于环境压迫使然。而客家人之优良传统，且又聪颖好学，亦其主要原因也。”
四、历代开明官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积极倡导
远在唐宋时期，梅州一带，尚属人口稀少，荒榛瘴疠之地，南宋大诗人杨万里（1124—1206年）被贬任梅州牧时，曾作入程乡县（梅县）县界诗：
长乐昏岚着地凝，
程乡毒雾巽入腥。
吾诗不是南征集，
只合标题作瘴经。
他在《发梅州》五绝中，又有“市小山城寂，船稀野渡忙”之句。可见宋代梅州荒芜之一斑。
远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的秘书刘元城（号安世）因直言黜奸，遭谪梅州，他是“文化之乡”梅州的始作俑者，上任不久，他即在梅城东设“梅城书院”，且亲自招生授徒，是为梅城之第一间书院。他北归后，邑人特将此书院易名为“元城书院”，又把“铁汉楼”边一条街命名为“元城路”，以纪念他的兴学功绩。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梅州知州刘焕在梅城始设东西南北社学（小学）四间，他亲自督课，且捐薪置田收租以充办学经费，还特令教授林陶主持社学，林陶曾作《置小学记》，内称：“大宋刘公焕，不鄙夷梅人，创小学四斋，聚盖稚肄业。”刘焕无愧于梅州“小学”创始人的称号。
南宋宝祐元年至景定年间（1253—1264年）。福建宁化县进士侯安国来梅州掌教。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嘉应州志》卷23：载“侯安国，福建宁化人，由宋乡贡进士，教授梅州，见风俗醇美。遂隶籍于城，东攀桂坊居马，初，梅州僻处岭南，经学未开，自安国创教，它文风日盛，以春秋授门徒蔡蒙吉应童子科进士，为宋忠‘其最著也’。对侯安国的卓越贡献，梅县人民至今不忘，早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梅县民众就崇祀他为乡贤，次年，建乡贤祠，从祀18人，侯安国为其一（《光绪嘉应州志》卷16《学校》）。他的后代迁居梅州市梅江区湾下乡，至今该地仍设有纪念他的“安国小学”，后来，滕元发来梅守郡，创设“学宫”（即孔庙）于梅城南门，是为嘉应州学旧址。
宋末进士、民族英雄蔡蒙吉（1244—1277年）任梅州签书期间，捐献私人土地创办松源堡“义学”（古代免费的公共教育场所，乡间的称“义学”，城市的称“社学”）。蔡蒙吉开梅州创设义学之先河，从此各乡纷设义学。
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程乡县（梅县）知州刘彬（江西永丰人，成化十四年进士）到任后“首以教化风俗为事”，由于当时社学不列于官。慨捐薪俸，并命李钦、陈禄二人主持改建当年知州刘焕所建四间社学。并聘教师，广收学童，刘彬还捐资于周溪口设“濂溪书院”，是为梅县最早书院一。明弘治三年（1490年），刘彬又特地聘请当时闻名全国的新会县大理学家、大教育家陈白沙撰写《程乡县社学记》。该文记述和赞扬了刘彬热心办学经过以及广设社学（小学）的重大意义。
清初，程乡县令曹廷懿及本邑学者李象元、陈鹗荐（皆为康熙年间翰林学士）等人热心教育，增设书院、州学、社学和义学等教育场所，文风愈炽。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梅州知州王之政将原在城东攀桂坊之“程江书院”改建为“培风书院”（今为县府机关幼儿园和县人民医院职工宿舍）。这是梅县旧有三间书院（另两间是东山书院和崇实书院）中最有名气的书院。雍正后，知州多能振兴书院，注重延聘师资，学子众多，人才辈出。雍正十一年（1733年），程乡县所以能被升级为直隶嘉应州，主要原因是其文教发达。
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延续了1200多年，1905年，清廷始宣布废科举、兴学堂。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翰林学士温仲和在梅县曾倡办新学，如黄遵宪早在1879年即倡办崇实书院于梅城北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他被罢官归家后，即积极倡办家乡教育事业，1903年，他邀集地方人士，成立“嘉应兴学会议所”（会址在下南门攀桂坊，又称“劝学所”。民国后，各县设劝学所，1923年始改为教育局），自任所长，并亲拟《敬告同乡诸君子》一文。同年，在其祖屋“荣禄第”创办幼儿园，并亲自撰写《幼稚园上学歌》10首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首。1904年，他还在东山书院旧址创设嘉应州第一所师范学校——东山初级师范学堂，专门培训嘉应五属的师资人才，并派自己学生杨徽五、堂侄篑孙一起留学日本弘文书院师资科，以期归国后能培养更多师资。此外，他还设“嘉应犹兴会”，设立成人补习学堂，力谋嘉应五属教育之普及。后人对他兴学业绩曾作诗赞曰：“此日乡邦文教盛，感公筚路植兰芽。”
梅县《光绪嘉应州志》主编翰林温仲和，他与光绪举人饶芙裳等人把其家乡松口旧式梅东书院改建成一间新式学堂——松口公学（今松口中学）。他在致黄遵宪书信（刊于《求在我斋集》）中，多次谈到关于梅县开办新式学堂的具体问题和措施。
清末民初著名爱国诗人、教育家丘逢甲于台湾乙未战败后，同年（1895年）7月月底挥泪内渡大陆。归返祖籍广东省镇平县（今蕉岭县）文福乡淡定村筑室居住，大力兴学，为发展嘉应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04年，丘在镇平县城创办“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6年，又在文福员山村创兆学堂设立附属师范传习所。1906年冬，他利用“族田”收入作为创办员山、城东两间丘氏家族“创兆学堂”的基本经费，举凡学堂之“定章程，募款项，招员生，亲自为之”，并亲为学堂撰写门联：“创新学界，兆大人文。”这些学堂，实开“粤东族学之先河”。同年，他还委派宗人子弟往“邻之平远、嘉应（梅县）、兴宁等邑为同族及异姓筹办族学，皆得先后成立”。
1904至1906年夏，丘逢甲又受聘为兴宁县第一所新学“兴民小学”的首任兼职校长，该校办学章程和课程设置皆多采自他在汕头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兴民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如罗翼群、李敦化、陈茹玄等人，在辛亥革命后皆成为军政、科技界的佼佼者。
丘逢甲先后共劝办学校100多间，“单以创兆名校之丘氏族学，闽粤之间不下十数……故今韩江上游小学教育发达，公与有力焉”。
1906年，丘逢甲把自己倡办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改办为县立中学堂，且以镇平县城镇原“桂岭书院”（创办于乾隆年间）为校舍，成立“镇平县立中学堂”。1914年，它始改称今之蕉岭中学。
尤足称道的是梅县女校的兴办，曾受聘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家庭教师的梅县白渡乡女诗人叶壁华（1841—1915年），于戊戌变法失败后，返归乡里，不顾顽固势力反对，毅然创办梅县第一间女学——懿德女校。校址设于培风书院，1913年改称为梅县女子中学，1936年秋始奉命改为省立梅州女子师范学校。同时，梅县城西街忠孝里还设有“嘉善女校”。该校于清末由梅城上市黄泥墩廪生张玉麟，将原有的育婴堂改办而成。这两间女校为梅县的第一批女校，创办之初尚不敢放鞭炮庆祝，唯恐招惹观众太多，而且，那时女学生在街上行走，路人辄驻足眈眈注视。学校聘任男教师上课，亦遭众多非议哩。
嘉应地区创办最高学府。早在1922年，梅县曾创办嘉应大学，它由美国基督教会牧师汲平如和地方人士黄墨村、廖道传、杨徽五、钟鲁斋、卢耕父等人在梅城东郊天字岌建校舍（东西两座大楼），初设文、林科预科各一班。1924年，梅县各学校和机关团体发起收回嘉大办学主权运动，曾集结万余人，迫使汲平如交出校舍。由于美国教会要集中力量办好上海沪江大学，无暇顾及嘉大，嘉大因而经费短缺，幸得海内外人士大力支持，如当时任潮梅镇守使的刘志陆上将（梅县古塘坪人）批准将地方盐税拨出一部分维持。1926年春，该校改为民办，并加办了本科班，1927年停办。
1938年，梅县籍学者钟鲁斋和曾友豪两位博士与邑人曾养甫、谢冠生、爱国侨贤丘元荣、龚子荣等人在香港创办南华学院。由于当时教育部有国人创办大学应设于国内规定，该院遂于1939年设正校于梅县城北教溪口，它为嘉应地区之最高学府。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经政府批准立案之南华学院迁回梅县与正校合并（初借天字岌农校上课，后自建校舍）。学院设有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地理、建筑工程、心理学、文学、史地、商学、经济、农业经济等系，学生由百余人增至600余人，当时梅县有28间中学，每年应届高中毕业生约500人。该校学生除嘉应地区外，尚有来自潮汕一带和上杭、武平、永定以及江西邻境各县，该院院长钟鲁斋博士、董事长曾友豪博士，聘请民主政团同盟（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进步组织）成员钟介民为教务长，丘克辉为注册主任、代教务长、财经委员会主任。钟院长还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使“南华学院逐步成为新型的民主的学府”。
抗战胜利后，南华学院奉命迁往汕头市。
五、教育经费来源有一定的可靠保障
清末和民国时期，梅州各县城乡学校的教育经费来源有较固定的和可靠的渠道，其主要有：
（一）族姓祖尝田租、庙会和店铺租金等收入
客家人的宗族观念较浓，各地方各宗族，为鼓励年轻人努力读书，往往设置有相当数目的学田，以田租收入，作为本族姓子弟的补助金或奖学金，有的地方到了读高中甚至读初中就能获得补助；有的要到上大学才得补助。通常拥有资产或田产较多的人家，到子弟长大分家时，往往先拨出一部分田地充做学田，作为奖助子孙受教育的基金。
不少族姓订有一套办学规约和办法，乡村学校一般都有公尝田，以其收入作为学校常年办学经费，如上述蕉岭县热心办学的教育家丘逢甲，1906年冬，他就利用“族田”收作为创办员山、城东两间丘氏家族“创兆学堂”办学的基本经费。
这正如前述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其所著《客法辞典》自序中所写：“他们的祠堂都拥有许多公产，遂将公产所收入的用来办学，学生大抵免费，所以虽属乞儿子弟，亦有读书求学的地方，而不致成为文盲，此即所谓教育机会均等者是也。”
（二）由学生提交学费
清末民国期间，城乡学校多为私立，办学经费来源大部分向学生收取学费。如1940年间，梅县的公立学校也往往这样做，如兴宁县于1936年，据县府第三科统计，全县教育经费249069元，学杂费收入占55%以上，其中县立一中学费收入竟占总收入的75%。
其时的学杂费项目繁多，包括学费、体育费、卫生费、图书费、宿费、新生保证金、童子军费、敬师米等。
民国前期学费收银元，如五华县，1935年前，中小学每期每生分别收银元5元和3元，1936年开始收纸币，中小学生分别收费纸币8元和5元。
抗战期间，物价不断飞涨，国币日益贬值，学费改收学米，如梅县每学期小学交0.05石（每石米合240市斤），初中交0.5石，高中1.5石。1941年，五华县每期初小0.04石，高小0.06石，中学0.1石。
（三）由殷商实富和热心人士的捐助
由各私立学校的董事会设法筹集，主要向本地殷商实富和热心人士募捐，向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助。如五华县，光绪二十年（1894年），安流镇士绅古海帆、李星楼等发动社会人士捐资创建三江书院，并置学田、店铺，每年可收租谷约80石作为书院常年办学经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华知县赵子瑗发动绅士、侨胞捐款兴建县立一中校舍，购置图书仪器和各种教学设备。
又如兴宁县，1941年，李洁之给兴宁一中新陂分校处捐助7000元，接着，他又给兴宁四中（现新陂中学）捐赠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四）由省府、县府拨款或酌情补助
清末民国期间，各私立学校的办学经费由地方自筹，一般只有省立或县立的学校才由政府拨款或酌情予以补助，如五华县，清光绪年间，金山书院每年由县署拨给白银113.89两资助办学。民国初期，五华县立一中、二中、三中三间公立中学，每年由学校做好全年收支预算，报请县政府审核，除本校田租、学费等收入外，不足部分则由县府拨给。
又如梅县，民国期间，省立梅州中学、梅州农校、梅州师范、梅州女师，一直都靠省教育厅拨款。县立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则主要靠县府拨款。
六、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兴学
梅州地区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梅州华侨共有188.8万多人，其足迹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澳同胞有30多万人。
华侨身居异邦，心系祖国。他们多深感缺乏文化知识之苦，渴望家乡子弟人人有入学机会，成为有用之才，他们深盼家乡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且多慷慨为家乡捐资兴学。
早在本世纪初，梅州各地华侨和港澳同胞为家乡捐资办学义举，蔚然成风。
在梅县，1905年，雁洋镇长教村旅印尼吧城华侨丘燮亭，乐捐银元1.8万元，兴建丙村三堡学堂（现丙村中学），1907年，松口镇华侨谢逸桥、温靖侯创办松口体育学堂，培养了一批辛亥革命的军事人才。
在大埔县，1906年，侨胞捐资创办了湖山官学（现虎山中学）。1908年，旅日华侨何定球、何展鹏、何季武一起创办了乐群学堂。
在平远县，侨胞姚峻修于1907年捐赠银元5000元给官立平远中学堂作为开办费。1913—1914年间，侨领姚德胜捐赠银元10万元给大拓镇平远县立中学建筑总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新校舍。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力推动华侨办学，他把普及教育作为振兴中华的重大决策，深得海外广大华侨的拥护，从而造成广大华侨在家乡办学的蓬勃局面。
如在梅县，1913年由叶剑英等人创办的东山中学，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得到印尼华侨丘燮亭、泰国华侨叶子彬、星洲华侨陈镜秋、仰光华侨龚松三等人捐大洋万元作建校费和设备费，使学校初具规模。1949年以前，该校是私立的，在那36年的漫长岁月里，该校建校费、常年费基本是靠华侨捐助的。
梅县松口中学，1908年起，华侨张耀轩、张榕轩、丘元荣等人捐助30000元为建校经费，其常年办学费亦主要由华侨捐助。
梅县南口镇侨乡村于1902年由华侨潘立斋、潘祥初、潘植我、潘君勉等人捐建安仁小学，1937年，又增办初中，形成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教育体系，该校另设分校三间，大部分办学费皆由潘氏家族的旅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赞助。
梅县于民国期间创办的溪南中学、西洋中学、学艺中学、隆文中学、水白中学、畲江中学、梅江中学等校几乎全由华侨和港澳同胞资助建校费和办学费。
丰顺县，如1925年，县立丰良中学，由旅泰国华侨集资大洋1000多元兴建教学楼“逻侨楼”。
兴宁县，如1914年，兴民中学由肖惠长至南洋向华侨张耀轩等募得大洋40000多元建校费。1921年，该校校舍不够用，肖惠长、罗又山二人又到香港和南洋募捐得大洋2100多元，其中港商、陈瑞山独捐1500元，用以添建教室三座，宿舍数十间、图书馆一间。1942年，宁西中学遭风灾，华侨刘既漂独捐10000元建校费。1946年，宁南中学由旅泰华侨刘佛松、刘柏春、刘梓正等捐1935万元，建大礼堂一座；旅越华侨共捐390万元，建越侨宿舍四座。其他如梅兴中学、宁东中学（现石马中学）、罗岗中学、水车中学、宁西中学、沥陂升心小学等校，都得到华侨捐助建校费和设备费。
五华县，如1928年和1932年，县立一中由华侨巨商李桂和先后独资捐3000元和6000元，兴建两座宿舍。
至于高等学校的办学经费，亦主要靠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热心捐助，如前述30年代创办于香港、40年代发展于梅县的私立南华学院，开办费由印尼吧城华侨丘元荣、龚子宏、丘公治等人所捐助，后又得李招欧、荣和公司等资助。
1939年5月，学院院长钟鲁斋亲往荷属爪哇（印尼）等地募款办学，历时三个月，他深感“国难时期，侨胞热心赈济，即对教育事业亦极注意”。三宝垄三隆洋行总经理丘向毂闻家乡梅县设大学，即认捐国币1.2万元。梭罗广仁号经理曾湘仁夫人独资捐建学院办公室。丘元荣给该院港校捐助港币5000元，给梅县分校捐建筑费国币2.5万元。
民国时期，关于梅县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学盛况，1940年间梅县版报纸曾有这样的记述：
“私人捐资兴学约在百万元以上，中小学各占其半。捐款的主要（可说是全部）来源为南洋华侨乐助，派员往南洋募捐，成为最有效最流行的筹集学校经费的办法，每次筹集的结果，多的数十万元，少的数万元不等（如私立国光中学募得20余万元，私立肇基学校募得7万余元）。有的学校刊印捐册托人在外代劳，亦可得巨款。此外捐款的形式尚有多种，如认缴月捐、年捐，按期寄交学校，或负责垫偿每学期不敷经费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由政府接办并下拨经费，广大华侨仍保持了为家乡办学的积极性。1955年至1958年间，梅县、大埔、兴宁、丰顺、蕉岭、平远等县，皆由华侨集资分别创办了华侨中学。其他中小学，华侨亦有捐助。据统计，梅州地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家乡办学金额，1948—1966年间，共有67.6万元；1967至1978年间，共有83.4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落实了各项华侨政策，华侨为家乡捐资办学出现新局面，“1979—1987年，全区共捐资8274.53万元，为各级学校新建校舍。1988年，全区普通教育经费支出9229.53万元，其中华侨和港澳同胞捐资1682.88万元，占教育投资的18.2%。近几年来，学校的基本建设，政府每年投资260万元左右。1988年，全区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建校的资金，比1987年政府的基建投资多6.5倍。此外，还在各县、各校设立教育基金共35.73万元，奖教奖学金共156.58万元，教学设备及其他折款共282.73万元。丰顺县近十年来华侨捐资建校达2950多万元，新建80多间中、小学。大埔县华侨从1979年到1986年共捐办学资金1232.98万元，1988年一年多达555万元。
至于高等学校，梅州嘉应大学亮湖楼、宪梓教学大楼、德龙会堂、家炳科学馆、丽群图书馆、宇新楼、庭芳楼、友声楼、沐兴楼、畹香学宫等，嘉应师专周溪书院，嘉应教育学院田家炳教学大楼等，都是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建的。
作者：何国华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