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第十七场“岭南文化新讲”在广州楠枫书院举行。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徐晋如先生，是当代诗人、词人、古文家，岭南文史名宿陈永正教授的关门弟子，对于儒家文化、岭南传统文化造诣颇深。这次，他以“因不忍而求大同”为题，为听众讲解康有为的政治哲学与思想轨迹。
说起康有为，世人皆知他是重要的政治家，但其实他还是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尽管康有为名气很大，但他身上又有很多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人。
因不忍而求大同
徐晋如说，很多人以世俗的道德标准看待康有为，其实是不太公道的。
康有为常以圣人自居，招来了很多调侃和诟病。其实“圣”并非指道德完备，“圣”的本意是“通”。而康有为恰恰就是一位“通人”，在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因此我们很难用今天的“学者”“专家”的概念去定义他。
《诸天讲》是康有为早年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讲义，但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天人观，浸透着儒家的哲理，体现了以科学为工具而非信仰的自觉。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讲到人生充满了痛，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就要想着如何解决这个痛苦。“因众生之苦，而思以学术政事拯民救世，更进而创教自立。”徐晋如表示这是康有为一生不变的志向。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由于思想不成熟，因此变法失败了，但他留下了以《大同书》为代表的思想巨著。
“因不忍而求大同”，这是康有为一以贯之的“道”，因为看到人类的苦难，所以追求儒家的大同社会。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值得人们更深入地认识。
思想家的风范
耳闻目睹了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后，1879年，康有为到了香港，他发现西方人并不是所谓的“蛮夷”，反而更接近儒家所说的文明的标准，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他就开始学习西学。
康有为对自己的性格有个论断，即“受质甚热”“受质近厚”，表现为思想上强烈的冲动，在讲学、交际中天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感染力。因此，康有为迅速成名，在戊戌变法前就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康有为和其他青年学子一样，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但对于怎样建设一个新的体制，还没有清晰的想法。这种“进行中的思想”，对于思想家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但一旦付诸实践，又是很危险的。
“此外，他们把西方文明看得无比崇高，认为只要全盘西化就可以富强。他们只接触到现代西学，对其源头——古典西学缺乏认知。”徐晋如表示，任何制度设计如果脱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失败就是必然的。
康有为书法作品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对于西式民主也有所犹豫。1898年的《答人论议院书》可以视为康有为思想的转折点。当时，康有为说，从国势、民情、地利诸方面来看，议院制民主皆不适于中国。为此康有为不但被守旧派仇视，也遭到维新派的责难。
“其实，康有为从对国运民生的哀矜悲悯出发，忠于本心，不逢迎他人，不惜两面受过，这正体现了思想家的风范。”徐晋如说。
岭南文化的代表人物
1898年，康有为逃往香港，转抵日本，开启了流亡生涯。此后十多年里，康有为游历三十一国，深入了解东西方各国的民情、政治。这段游历，使他的思想最终成型。
康有为的考察，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他会去看每个地方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会访问当地的图书馆，会跟当地的重要人物、老百姓深入交往，并且带着问题去访谈他们。他从不作走马观花之泛览，而是事先做足功课了解该国之历史，再对照该国的民情、文化、政体，形成思考。
活动现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时时不忘以他国之历史文化、政事民情与中国做比较。他从中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自有其优越性，由此他更坚定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对师徒逐渐分道扬镳。认同精英政治还是平民政治，是两人最核心的分歧。但可贵之处在于，两人始终恪守古道，保持了师徒的情谊，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为当下的一些学人树立了榜样。
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曾在此讲学
康有为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抗战时期，一批流亡香港的广东学者举办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广东文物展”，叶恭绰为展览题联“小楼风雨，南国衣冠”，正代表了广东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对于民族气节的坚守。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