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存洁：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与广州文博

　　1990年7月，我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毕业，分配到广州博物馆工作，从此与广州文博结缘，至今已有32个年头。三十多年来，广州市的文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也从一个文博新人逐渐成长为一个基层博物馆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广州文博发展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同时也把我自己的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了文博事业。

　　我家在江西革命老区的农村。我小时候很少能接触到文物、艺术之类的高雅事物，再加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博物馆，都是要花钱买票才能进去参观的，所以，在广州读书期间，因为没钱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就很少去参观博物馆、艺术馆。唯一的一次，是1989年12月，我作为陪客，陪同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傅举有老师参观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当时，湖南省博物馆刚在香港举办完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展，傅老师从香港回长沙，途经广州。傅老师曾参加过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对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极为关注。

　　毕业的时候，我很想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结果被分配到了广州博物馆，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和迷茫。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博单位属于冷门行业，吸引不了激情澎湃的年轻学子。我去报到的时候，得知自己是馆里唯一的一个研究生。

　　馆领导很重视知识和人才，把我分到了博物馆的核心技术部门陈列部。按照惯例，馆里新入职的员工都要去展场锻炼一年，做讲解员或者看守展场。因为我的学历较高，馆领导特批我免了基层锻炼看展场这一环节，直接进陈列部工作。

　　开始工作后，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发现广州博物馆有不少“威水史”。“博物馆”这一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州。1928年，广州市政府以“广州为孙中山故乡”之名，正式启动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29年1月11日，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馆址就在现广州博物馆所在地镇海楼。这是我国最早期的一批博物馆之一，也是广东第一座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功能的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在博物馆理念和建设方面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51年2月27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市长兼任委员会负责人。几天之后的3月1日，新成立的广州人民博物馆全面建成开放（后改名为广州博物馆）。到我参加工作，进入广州文博系统的时候，广州已建成广州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广东民间工艺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南越王墓博物馆等十多个文博单位。广州的地上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地下文物也得到了科学发掘，一大批市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都向博物馆捐献文物珍藏。

　　得知自己在一个位于全国先进的行业系统里工作，我之前的迷茫和担心立即一扫而光了，奋斗的激情重新燃起。我决定撸起袖子好好干，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作三十多年来，我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不少广州文博的重大事件，如今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广州也迎来了建城2210周年的喜庆之时，广州市的各行各业都在积极筹备庆祝活动，文博单位决定举办“羊城文物珍藏”大展作为献礼。市文化局从各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展览筹备组，我有幸忝陪末座，成为其中的一名陈列工作人员。

　　展览设在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临展厅，从市属文博单位馆藏中精选“珍稀品”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共计262件（套），按铜铁器、玉石印玺、陶瓷器、工艺美术和书画等五大类展出。因展览经费不足，当年没能重新设计制作新展柜，也没有进行过多的装饰，我们只是充分利用原有展柜，在文物本体上下足功夫。

　　展览推出后，深受观众喜爱，社会反响很大。后来还荣获了首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是国家文物局指导开展的一项陈列展览活动，自1997年开展以来，以其专业性、权威性被业内誉为中国博物馆界的“奥斯卡奖”，是我国博物馆展览领域内的最高级别奖项。

　　“羊城文物珍藏展”之所以能获得全国同行认可，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主题好、内容精彩。它不仅是广州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集体亮相馆藏珍贵文物，也是第一次“物”化广州历史：展品“秦戈”，虽外表普普通通，却是岭南地区考古发现唯一有秦纪年的青铜兵器，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的遗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展品“滑石谒牌”，相当于今天的名片。此外，关于汉代番禺城、南越国冶炼技术、晋代珠江三角洲早春开耕、唐代广州木雕工艺水平、唐宋广州城市政建设水平、广绣、广彩、广钟、广雕、石湾陶瓷、端砚、岭南画等，都有文物珍品反映相关内容。

　　完成“羊城文物珍藏展”之后，1997年的下半年，我又被抽调去参加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广州的历史长河中，南越国时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广州建城即始于秦始皇平定岭南时期。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东侧、中山四路以北原儿童公园及广州市文化局办公区地带。早在1975年，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及叠压其上的南越国砖石走道遗迹，1995年又在该片区东北角，原长话大楼处发现了南越国宫苑石构水池“蕃池遗址”。当年，为了原址保护蕃池遗址，考古人员与工地施工人员还曾发生过激烈争执。后来在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的关心过问下，蕃池遗址才最终得以妥善保护。而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随后也迅速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话题。

　　1997年，广州市计划在市文化局办公区一带开发建设“信德文化广场”。鉴于此地块曾有过两次重大考古发现，按国家规定，必须在开展基建之前进行考古发掘。为此，广州市文化局专门成立秦汉造船遗址办公室，并从市属文博单位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一支考古发掘队，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的考古发掘项目被命名为“97广州秦造船遗址发掘Ⅱ”。

　　考古发掘工作原定在7月13日开始，后因负责工地的施工方要按民俗行规进行开工前的祭祀活动，改为7月14日开工。这次考古发掘的面积有4000多平方米，探方46个。为确保考古现场不塌方、不渗水，施工队在工地四周先行打下了近十米深的支护桩。神奇的是，这一圈支护桩后经证实，没有破坏到任何重要文物遗迹。考古队员们开玩笑说，这估计是发掘队长烧香拜神求来的。

　　7月的广州，天气十分炎热。可是考古工地上没有搭建大棚，考古人员顶着酷暑，在烈日下工作。工地上每天都有上百人在挖土、运土，挥汗如雨。我的双臂也因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之后数年都还会常常发痒。发掘工作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到1998年3月才结束。

　　此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一条百余米长的曲流石渠。这条石渠建于南越国时期，气势雄伟，砌法独特，建筑用材也很特别，在中国园林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正是这条曲流石渠的发现，促使广州市政府下决心取消了“信德文化广场”的兴建计划。

　　每次看到保存完好的石渠时，我都会很欣慰，因为这条百余米长的曲流石渠，我也亲手发掘了一段。此外，我还发掘出了我国园林史上最早的踏步石实物实景。

　　鉴于这次考古发现的意义重大，秦汉造船遗址办公室及时起草了《秦造船遗址与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保护初步设想》讨论稿，首次划定南越国宫署遗址重点保护区及4.8万平方米的遗址保护区，从而为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1995年和1997年的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均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处遗址两次获选，这在全国考古界中也较为少见。

　　如今，在国家文物局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南越国宫署遗址得到了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2005年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遗址保护专项”，2006年与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南越王墓，组成“南越国遗迹”，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再次被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遗存点。南越国宫署遗址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精华之所在”。

　　自进入广州博物馆工作以来，馆领导一直都很重视我，重点培养我，放手让我参加一些重大项目。1992年～1995年，馆里又送我去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完成学业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博物馆继续效力。当时，我不仅是馆里唯一的博士，还是整个市文博系统唯一的博士。

　　1998年，因工作出色，我被提拔为广州博物馆副馆长。1999年，我入选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和广州市人事局组织的“广州市政府培养面向21世纪领导人”项目，被送去美国进修学习一年，在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博物馆管理理念。2003年又开始担任广州博物馆馆长。从1990年进入广博，至2015年轮岗至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我在广州博物馆工作了25年。20多年来，我一直以馆为家，以馆为荣，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做事。

　　在担任广博馆领导期间，我先后主持或参与过一些重要工作，如将五仙观下放给越秀区，整合广州博物馆与原广州美术馆馆舍，举办广州博物馆80周年馆庆等。

　　位于越秀区惠福西路的五仙观，历史上是一座祭祀五仙的谷神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归属广州博物馆管理。因历史原因，五仙观南门外完全被居民楼包围，严重影响了五仙观的历史风貌和活化利用，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广州博物馆完全没有能力推进征地工作，因而长期以来，五仙观周边环境得不到改善。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物保护理念发生了变化，加上各区都在积极建设区级博物馆，为充分发挥各区县级政府优势，1999年正式将五仙观移交越秀区管理，同时下放一名业务人员协助办理接管工作，使该项工作顺利完成。

　　越秀区委区政府接管后，一方面挂牌设立越秀区博物馆，安排专人对五仙观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积极启动五仙观周边环境整治工作，经过2000年和2004年的一、二期工程的修复扩建，五仙观的历史旧貌得到了恢复。2007年，市、区两级政府又决定在五仙观西侧地块建设南粤先贤馆，将南粤先贤精神与岭南文化精髓一同融入五仙观。

　　如今，以五仙观为馆舍的越秀区博物馆，内外环境优雅静谧，已成为越秀区的一处重要文化中心，门前广场更是成为周边市民的活动场所。五仙观的下放、保护利用工作，为全市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树立了榜样。

　　广州博物馆的主体馆舍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镇海楼”。此楼始建于明代，为羊城八景之一，被誉为“岭南第一胜概”。镇海楼虽闻名遐迩，但展示空间狭小，不利于文物的陈列展览。多年来，这一直是制约广州博物馆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广州市政府就计划在珠江新城筹建广州博物馆新馆，后因财政紧张，只能将筹建新馆的地块给了省里建设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州博物馆新馆建设一事又陷入了遥遥无期的境地。值得庆幸的是，不久之后，广州美术馆新馆在麓湖落成开放，毗邻广州博物馆的原美术馆馆舍被交给广州博物馆统一管理，广博的展示陈列空间终于有了扩大。

　　2006年，我们开始对两处馆舍进行整合。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依凭越秀公园的优美环境，将两处馆舍连通，打造成花园型博物馆。

　　整合馆舍的工程量虽然不大，但十分琐碎。按照规划方案，我们第一步先改善原广州美术馆馆舍：一方面对主体建筑仲元图书馆进行全面修缮，连接打通海山仙馆和尺素遗芬碑廊，另一方面利用仲元图书馆空间高的优势，将馆藏外销艺术品移置楼内展示；同时还购买了一批自然化石标本，利用馆内附属建筑，推出“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展，完成了“自然科学馆”的展示。第二步，重新调整镇海楼展区功能布局，一方面迁出镇海楼展区所有办公场所，将其改造为临展区，扩大展示面积；另一方面对镇海楼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使其更加雄伟壮观。

　　整合后的广州博物馆，功能分区更为合理，展示空间拓展了，馆藏文物得到了充分利用，广州博物馆集历史、自然、艺术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定位得以初步实现。

　　2009年，广州博物馆迎来了八十周年华诞。为了做好这一庆典，我们提前许久就开始了筹备工作。2008年，我受邀赴梅州参加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庆典晚宴上，我向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汇报了广州博物馆09年将迎来建馆80周年大庆的事宜。张市长当场表示支持我们举办活动。回到广州后，我又向名誉馆长麦英豪先生及局领导作了口头汇报。不久，麦老专门给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写信，邀请他于百忙中参加庆典。2009年4月，我因拙著《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荣获2008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奖前往郑州，参加由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2008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颁奖典礼暨文化遗产事业与文博考古图书出版论坛”，恰逢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也与会领奖，亦向他发出了参加庆典活动的盛情邀请。

　　2009年5月16日，我们在镇海楼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当日天气晴朗，宾客盈门，庆典活动盛况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专程到博物馆庆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女士寄来了她亲自书写的贺联：“羊城无尽藏，镇海多奇珍。”

　　此次庆典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活动的休息空隙，我向郑欣淼院长展示了一本我馆前不久在旧货市场收到的1937年版《故宫日历》。郑院长非常兴奋，仔细翻阅了这本日历。回到故宫后，他马上安排工作人员查找馆藏，发现图书室还存有多款历年的版本，于是决定继续出版《故宫日历》。从2010年起，故宫每年都出版一款《故宫日历》，至今已有12本。如今，《故宫日历》已成为故宫博物院最受观众关注和喜爱的文创产品，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在广州文博系统工作的这三十多年里，除了上述这些令人难忘的“大事”，我也还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主持修缮了位于小东营的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主体建筑“三元古庙”；与港澳地区的文博同行合作办展；系统征集了数千件广州的外销瓷和外销画等地方特色文物。而我唯一的遗憾，是经过数十年努力并获立项的广州博物馆新馆如今依然是纸上蓝图，没有落地建成。

　　文博是我一生唯一的事业，我愿意为之坚持不懈，努力奋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广州文博这些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全体广博人，也包括我自己，为此付出了无数辛勤汗水。为了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广州文博能更上一层楼，我们要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