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认为“岭南无人”？
明代以来，岭南人开始产生一种比较强烈的乡邦文化意识。明代中期，邱濬在为岭南先贤余靖《武溪集》所写的序中说：“予尝怪柳子厚谓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他对此语耿耿于怀，觉得柳宗元认为岭南的山川神秀之气，只聚集在物产，而不及于人，颇有岭南无人之意。然后他列举了唐代的张九龄与宋代的余靖两位岭南所出的名人，予以辩驳。
其实，柳宗元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在《送诗人廖有方序》提到交州出产许多珍宝，物产奇怪，草木也和外地不同。然后感慨说：“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交州大概在现在越南河内境内，距离岭南很远，而柳宗元也没有说交州的神秀之气“不钟于人”，而是说“罕钟乎人”，用词极有分寸感。从写作修辞的角度，柳宗元“罕钟乎人”之意，只是为了揄扬交州诗人廖有方人才之可贵而已。
总之，柳宗元所评论的对象，和岭南没有丝毫纠葛，他绝没有贬低岭南人才之意。以邱濬之博学，必不会误解柳宗元的话，他也不过借此话题，以表达对岭南文化的自信。而这种“自信”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认同焦虑，就是担心岭南文化受到其它地域文化的遮蔽与轻视。这也难怪，因为在中国文化版图中，明代以前岭南的确比较落后偏远，尤其五岭之障，造成与文化中心地域某种程度的疏离甚至隔绝。好在流放于此地的历代名人，如韩愈、苏轼等诸多大家，才使“潮州”“惠州”“海南”等这些地方广为海内外所熟知。明代以后，岭南文化有比较明显的发展，我们看现在的遗存文献，明代以后才大增，名家辈出，邱濬所表达的，正是当时一种逐渐自觉的岭南文化意识。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海内外众多文人、志士所向往、聚集和关注之地。十八年间，永历政权艰难地辗转于岭南、西南两地。作为反清复明的重要阵地，岭南地区集聚了大批的遗民诗人。他们亲历易代的沧桑巨变，其思想在悲怆与反思中淬炼，其情感在苦闷与伤痛中煎熬，其诗歌贯注天地正气。当时，许多岭南诗人是抗清斗争的参与者或目击者，很多诗人多次出外游历，与岭外诗人建立深厚的联系，他们以岭南之雄直，吸收中原之厚重、秦晋之坚韧、江浙之灵动、湘鄂之凛烈，广取博采，熔铸出与中原、江南相提并论的雄奇诗风。
深入分析岭南诗坛繁盛之原因，考察明清之际诗坛新格局的动态变迁，无疑也具有文学史上的学术意义。此前，学术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我的导师黄海章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就著有《明末广东抗清诗人》，介绍了屈大均、陈恭尹、陈子壮、陈邦彦等20多位广东诗人及其作品。近年来，学术界对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开始重视，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明清之际三个岭南诗人集群
最近，李婵娟教授寄来《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书稿，全书内容丰富，难以细说，我仅取书中对一个诗社、一位诗人和一本诗集的研究为例，管中窥豹，谈谈我的体会。
这本书重点研究明清之际三个岭南诗人集群，即“南园十二子”“西园诗社”“北田五子”。对诗人集群的成员组成、活动时间、生平交游、诗歌创作及地位影响进行考述。其中，对“西园诗社”遗民诗群研究最值得注意。清初顺、康年间活动于广东的“西园诗社”，由岭南著名诗人屈大均创立，前后存续近五十年。这不仅是清初岭南结社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诗社，在当时全国诗社的存续时间，也是较长的。西园诗社是清初岭南遗民诗社的典型代表，其意义远超过了一般的文学社团。西园诗社成员有二十多人，甚至吸引了朱彝尊、徐乾学、魏礼、张雏隐等一批外省诗人的关注与参与。该社继陈子壮南园诗社而起，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以往对其记载较为简略琐碎，且多矛盾错讹，影响了对其真切面貌及确切地位的认识。
这本书以较为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结合诗社成员的生平、作品，就诗社的成立缘起、创立和存续时间、活动开展等情况进行考察，同时对一些此前不确切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考订，还原诗社大貌和成员面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撑。清初岭南遗民诗群是一个既具地域个性，又与江西遗民诗群、江浙诗群联系密切的创作群体。作者力图揭示该诗群在心态上的趋同性：异常炽烈的民族情感与顽强不屈的救国精神，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对乡邦文化的热爱，避世心态与避祸心态的合一，传继天下道统、文化救国的坚定信念。
在诗人研究方面，这本书对陈子升的研究最有新意。陈子升是明末“南园十二子”之一，与王鸣雷、伍瑞隆并称“粤东三家”；又与陈恭尹、梁佩兰、程可则、王邦畿、王鸣雷、伍瑞隆并称为“粤东七子”。陈子升人生历程曲折，交游广泛，其诗歌创作数量可观，题材丰富，诗体兼备，诗风独特，是明清之际岭南较有影响的遗民诗人。他的《中洲草堂遗集》真实地反映了易代之际岭南的政治变幻、诗坛状况和汉族遗民文人在鼎革之际的复杂心态，具有丰富的文本意义。此外，他以诗歌作为生命之寄，转益多师，诗风多变，善于在吸取前人诗歌精华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特色；在诗学追求上，他主张恢复风雅之道，同时也主张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既反对一味泥古，也不赞成无所本源的随意创新。
陈子升诗歌的遗民情结与独特的诗风，对于研究明清岭南诗歌的发展演变，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此前，学术界对于陈子升的研究比较薄弱，而这本书比较深入全面地研究了陈子升。
岭南学者的乡邦意识与明末清初岭南地域诗学观
这本书对岭南学者的乡邦意识与明末清初岭南地域诗学观的建构也有很好的论述。在所有地域文化中，乡邦意识具有普遍性。岭南人的乡邦意识当然不始于明代，但明代以来更为强烈更为自觉，这和岭南的创作和自我认同关系也很密切。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追源溯流，勾勒粤诗的祖述谱系和发展线索，有意识构建粤诗流变史。岭南诗人集群的形成和岭南诗风的成熟，预示着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诗歌时代的到来。
透过明清之际的岭南诗坛，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邦意识在地域诗学观建构中的影响及表现。王隼《岭南三大家诗选》是一本体现强烈的岭南乡邦意识的诗歌总集。此前，学术界对此书颇多关注，但甚少人涉及其编选过程及理论意义。李婵娟对《岭南三大家诗选》的成书始末、诗学背景和编纂旨趣都有较为深入的探究，她认为这本书的编定，确立了岭南三大家地位，有力地扭转了岭南诗坛长期的沉寂局面，提高了岭南诗坛的整体影响。
自清代以来，诗坛对岭南诗派特征有雄直近古之风的评价，如洪亮吉高度评价岭南诗“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以胜江南”；陆蓥《问花楼诗话》谓“国朝谈诗者，风格遒上推岭南，采藻新丽推江左”。可见“雄直”“遒上”是诗坛对于岭南诗风的普遍认同，这与岭南诗坛的自我认同是一致的。
李婵娟认为，王隼在编选《岭南三大家诗选》就突显其雄直和雅正的诗风，此诗选充分体现王隼树立雅正诗歌范式、宣扬岭南诗学的编纂旨趣，也体现岭南遗民文人借选诗以传继道统、以文救国的诗学理想。此诗选不但极大地促进了岭南诗派的发展，还引起了外地人士对岭南诗坛的关注，促进了岭南诗坛与全国诗坛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总之，该诗选体现了清初通达的宗唐观、地域观念与乡邦意识的觉醒，以及时代本位与选者本位合一的诗学标准，对清初乃至整个清代的诗歌选本，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本书对《岭南三大家诗选》的叙述与阐释都兼有较大的诗史和诗论史的双重意义。
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的独特光彩
总体而言，《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在明清易代的历史时空和社会文化大视野下，对岭南诗坛进行整体的考察，力求真实、深入地呈现这一时期岭南诗人的心灵史，展示岭南诗坛崛起、繁兴的过程，探讨岭南诗坛与中原、江浙诗坛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揭示明清之际岭南诗坛风尚变迁及在诗史演进历程中的意义。可以说，这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较大地推进和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2004年，李婵娟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考入中山大学随我读博士，她的学位论文是《清初古文三家年谱》，经过多年修订后，于2012年出版。《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则是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近二十年来，她的研究比较集中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可谓执着。我理解她对这个领域的独钟之情。
年轻时，我曾读到黄宗羲一段话：“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读了若受电然，为之一振，不禁拍案击节，一唱三叹。在天崩地裂、沧桑巨变之际，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士人的正气与节操往往迸发出来。验之古今诗文，莫不如是。明清之际的岭南诗坛，就像从密云缝中射出的一道耀眼光芒，在岭南诗史和中国诗史上都有其重要而独特的光彩。
我读了《明清之际岭南诗坛研究》，慢慢体味二、三百年前，南粤这片故土上，先贤们在刀光剑影中，用诗歌表现出来的黍离之悲与生命之寄，又一次想起黄宗羲所说的“厄运危时”“至文生焉”的话来，不禁萌生一种莫名的感动。
文/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原文发表于2021年12月12日《羊城晚报》A6“湾区文艺评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