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岭南画坛留下的一幅幅经典画卷，风格的多元嬗变让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其中，关山月、黎雄才这组名字是岭南美术史的两座里程碑。
关山月、黎雄才并称“关黎”，均为高剑父弟子。他们承接“二高一陈”新国画运动关注现实的精神，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从救亡图存走向百废待兴的十字路口，他们尝试努力突破传统丹青程式，通过艺术创作建构起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紧密联结新的笔墨语言。
无论是关山月的《绿色长城》《俏不争春》《山村跃进图》《新开发的公路》，还是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朱砂冲哨口》《长征第一山》《延安之春》，他们脍炙人口的艺术图像，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节选（中国美术馆藏）
“从传统山水的空灵隐逸转入现实生活的真情实景，关山月、黎雄才明确地标示了这一转变。他们的笔墨语言丰富了20世纪山水画的表现力。”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点评道。
拂去岁月的烟尘，人们从这些红色经典的图像里，更能读懂岭南艺术巨匠的苦心孤诣。关山月、黎雄才丈量现实生活的足迹、坚守艺术品格的韧劲，与他们千锤百炼的作品一样，值得世人持久地回味。
黎雄才与《武汉防汛图卷》
“抗洪史诗”开辟“社会主义新山水画”
中国美术馆珍藏着一卷被誉为“抗洪史诗”的新中国山水画经典。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完成于1956年，至今依然力透纸背。画上惊心动魄的场景历历在目，岭南画坛也从这里开始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身”。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节选（中国美术馆藏）
1954年夏天，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直逼武汉三镇，数百万民众安危系于一线。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水利建设面临严峻考验。为了缓解洞庭湖、鄱阳湖的压力，武汉全市军民紧急动员，投身历时百日的防汛抗洪斗争。
当时，地处武汉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前身。全体师生无一例外投入到这场战斗之中。任职于中南美专副教授的黎雄才，也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主动响应号召，肩挑《武汉防汛图卷》创作任务。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节选（中国美术馆藏）
一辆自行车、一个背包、几个馒头和一包榨菜，就是黎雄才帆布包里随身携带的“全副武装”。他白天奔忙于泥泞坎坷的沿江堤岸，一边参加抢险，一边奔走写生，晚上一回到驻地，就马不停蹄地对画稿加工整理，常常忙至深夜。
黎雄才
数以百计的现场写生，20多个月的构思创作，最终汇成长近30米的抗洪长卷。《武汉防汛图卷》以时间为线索，分12段依次展开。绵延数百里的抗洪、防汛、抢险的壮观景象，在观者眼前逐一铺陈。
张公堤上的狂风巨浪，热火朝天的挖土筑基，日夜轰鸣的万台抽水机……黎雄才将所见所闻的一幕幕尽收笔底。在长卷题记里，他事无巨细地交待了自己创作历程，也不乏防洪险段丹水池管漏等画家亲历的惊险情节。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节选（中国美术馆藏）
2012年，黎雄才家属将《武汉防汛图卷》全本36件创作写生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与《武汉防汛图卷》实现“珠联璧合”。“它们忠实还原了画家从素材收集到艺术创作的全过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劲堃说。
“黎雄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样式。”在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杨小彦看来，《武汉防汛图卷》既不是传统的山水画，也不是典型的人物画，却是“社会主义新山水画”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节选（中国美术馆藏）
另一方面，黎雄才也通过《武汉防汛图卷》让岭南画派实现了一次“跃迁”。岭南画派“二高一陈”倡导绘画反映时代精神。身为高剑父弟子，高氏早年以残垣断壁、破碎河山为创作题材，给黎雄才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高氏晚年从激越的变革中退守书斋，黎雄才却没有随之成为传统的文人画家。
黎雄才的转变，得益于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西北开展的旅行写生。在漫长的写生旅途中，他常常在大漠忍受酷热与严寒，一天之内温差可达数十摄氏度。旅途的风餐露宿也让他的艺术个性在千锤百炼中成型。
西部之行留下了上千幅写生稿。杨小彦认为，西北行旅增加了黎雄才对现实的关心，“让他意识到即使山水画也必须有社会意义，也催生了他创作一幅完全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长卷《武汉防汛图卷》的动机”。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节选（中国美术馆藏）
在《武汉防汛图卷》之后，黎雄才又以岭南式笔墨重构了韶山等革命题材。《朱砂冲哨口》《长征第一山》《延安之春》等红色题材相继问世，成为“黎家山水”系列不可或缺的经典。
黎雄才《井冈山朱砂冲哨口》
关山月与《绿色长城》
“艺术家应当做群众的代言人”
艺术壮游不仅改变了黎雄才的艺术面貌，同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名家的关山月，抗战时期也曾北上敦煌莫高窟写生。“不动，我便没有画；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有画。”这句话成为关山月艺术之路自我总结的隽言。
关山月
对关山月来说，一个“动”字背后，除了“行万里路”的身体力行，还要有“笔墨当随时代”的意识。正如他在《我与国画》一文中自述：“我一贯主张国画创作要知变善变，不断革新。”
随着新中国的建设，“旧貌换新颜”的山河面貌刺激着画人开展新的探索。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关山月深入农村、工厂、建设工地体验生活，《煤都》《山村跃进图》《新开发的公路》都是这一时期留下的经典。
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中国美术馆藏）
关山月家乡就在南粤海滨，属风沙带，“过去风沙一来，人伤亡，土刮光，很难种东西”。年少的关山月常常要到离乡60里外的小镇念书，路上沙深脚短，步履维艰：“我当时就想：为什么沙滩上不长树呢？要是沙滩上都长满了树该多好啊！”
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这片常年受到台风侵袭的海边沙滩，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渔民们迅速响应号召，男的下海，女的植树。迎风而立的木麻黄林带，犹如一道绿色屏障，成为南粤海疆一道崭新而独特的风景线。
童年时代的愿望在眼前变成了现实，也燃起了关山月的创作热情。然而，景色好看不好画，古人更无师可循。对传统文人画来说，传入中国时间不长的木麻黄实属“稀客”。“怎样表现木麻黄树的性格和特征？”关山月迟迟不敢贸然动笔。
1973年，关山月来到电白博贺渔港深入生活。在电白县虎头山下的民兵哨所里，他每天早晚登上虎头山顶峰，观察林带和海水的变化。林涛和海涛的合奏，渐渐引起画家心潮的共鸣，发出经久不息的回响。
调查访问不但让关山月听到了林涛与海涛的回响，更真切地听到了当地群众的心声。在灯塔大队，他亲眼见证自然改造为民众生活带来的改变：自从在沙滩上植树造林后，大队每年单靠卖树叶就可以增加几千元的收入。
从不毛之地到绿树成林，反映的是时代与人民的力量。在《绿色长城》里，远处海面烟波浩渺、机帆点点，近处木麻黄树摇曳多姿、层波叠浪，丛林中还隐现着一队巡逻的民兵，默默守护着南国海疆的一方安宁。
关山月《绿色长城》（关山月美术馆藏）
“《绿色长城》表现的是树，也是人。”在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看来，《绿色长城》不但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具有开拓意义，还饱含着沿海人民众志成城改造自然和保卫祖国海疆的精神力量，含蓄的画外之音让美术经典更显余韵悠长。
事实上，早在《绿色长城》诞生前，关山月就一直在努力探索笔墨语言的多样性。1959年，关山月、傅抱石合作的人民大会堂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树立了一个时代审美理想的标杆。而《绿色长城》则另辟蹊径，突破了传统山水画的平远和高远法，将西画技法和中国画传统融为一体。
“艺术家应当做群众的代言人。”这既是《绿色长城》带给关山月的创作感悟，也是他开展红色主题创作的信念。《绿色长城》的成功也使他更加坚定“走毛主席指引的从生活到创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火艳的红梅也是关山月笔下的“常客”，同年创作的《俏不争春》呈现出一派力争上游的盎然生机。这是一个时代的剪影，关山月、黎雄才凝结在画纸上的艺术生命，至今依然给后学留下无尽的启迪。
关山月《俏不争春》（中国美术馆藏）
专家解读：
艺术对时代积极“发声”成广东美术界共识
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卷》面世不久，即在1956年“第二届全国国画展”展出并引起轰动。《美术》杂志对此展开了持续报道，《武汉防汛图卷》也因其传统笔墨与时代主题的完美融合，成为一时舆论的焦点。
在这背后，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席卷全国美术界的一场激烈论争。当时，随着苏联模式成为中国美术教育的主流，“中国画有没有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成为萦绕在不少艺术家心头难解的诘问。“中国画不科学”“西洋画改造中国画”等偏激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一些美术院校甚至取消了国画系，连“中国画”这一名称都被改成了“彩墨画”。
然而，在《武汉防汛图卷》里，卡车、轮船、电线杆、抽水机、宣传墙报……大量的现代化器物杂陈其间，共同构成了一幅现代性的宏伟景观。原本用来抒写明山秀水的长卷，如今却成了“劳动场面”的载体。画里依然不难读出山水的雄壮意境。
当时，无论国画或是油画都深受苏联巡回画派的影响。“巡回画派的画风就好比一张‘电影剧照’，它强调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却很难体现抗洪救灾的全过程，黎雄才却做到了这一点。”杨小彦点评道。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期间，全国不少美术名家都曾用画笔留下救灾的场面，但只有黎雄才以长卷的方式为武汉防汛留下全景图。《武汉防汛图卷》的成功正好反映出岭南画派重视写生的传统优势。
“二高一陈”倡导的“新国画”，尝试改变传统绘画的入画标准。“但既要保留传统国画的独特魅力，又要表现现实主义的风格主题，这个任务要到‘关黎’的手上才宣告完成。”杨小彦补充道。
无独有偶，关山月同样坚持认为，国画有其自身的特性和价值，国画教学不应忽视它以线条表现的独特方式。“《绿色长城》可以说是他创作理念和技法探索的直接诠释。”梁江说。
时光荏苒，翻过了大半个世纪，如今重新读到关山月、黎雄才留下的红色经典，从《武汉防汛图卷》到《绿色长城》，似乎都让人品出一种属于广东人的“韧性”：他们在坚守国画立场的同时，不断探索描绘现实题材更多的可能性。
“艺术作品反映着艺术家对社会最深刻的理解。”在李劲堃看来，一幅美术作品能否成为传世经典，内涵的深刻性往往比技法本身更有决定意义。
无论是《武汉防汛图卷》对防汛抗洪斗争的聚焦，或是《绿色长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画家运用艺术的力量对社会热议的话题发声，如今已经成为广东美术界的传统与共识。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广东多位画坛名家迅速响应，纷纷投身创作巨幅抗震救灾史诗油画《地恸·重生》。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广东战“疫”主题佳作频现。全网阅读量破2亿次的《中国抗疫图鉴》，让人看到新生代对前辈精神的呼应与传承。
“只有通过艺术实践的千锤百炼，才能练就艺术家观察社会敏锐的眼光，还有捕捉社会重大题材的能力。这也是‘关黎’用作品留给我们最深远的启迪。”李劲堃总结道。
来源：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