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透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陆键东同意对书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并加入了一些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该书断市13年后，将于今年上半年再版。
值此之际，南都围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创作、“风波”前后以及此番修订、新书等话题对陆键东进行了独家专访。
课题的选择
2008年，陆键东在写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曾留下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一九九二年与一九九三年之间，精神的困顿常令我备感痛苦，今日重检这段时期写下的一些心灵独语，其抑郁盖可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与哀伤。而某种如天籁般的召唤力总在心灵深处不断敲打。某日终于明白我所为何来。”
其时，而立之年的陆键东在广州粤剧团任专职编剧。每月除去固定工资，还有三千多元的稿费收入，可以说生活无忧。而他口中的“痛苦”与“召唤”，皆由史而发。因为着手研究陈寅恪生平学术，他在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氏档案史料，“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呯呯狂跳。”陆键东说，正是这“三十年只待一人”的使命感，促使自己“接上寅恪先生的命脉”，一心只为还原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坎坷心路而付出。
南都：最早接触到陈寅恪其人是什么时候？
陆键东：1983年我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念书。读书期间就知道历史系有这么一位教授，但也仅此而已。真正引起注意，是在80年代中期，读到了几期《明报月刊》上美国余英时先生所写的论陈寅恪晚年的文章，于是找来陈先生的书一看。陈先生基本以文言体行文，到现在大部分人仍说读他的书很艰涩。现在回想，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就在粤剧团，受传统中国戏曲唱词、对白的影响，第一次看陈先生的书一点不觉得困难。此外，跟我爱读古典文学也很有关系。陈先生那种忧郁的气质十分打动我，让我从精神上深深认同。
南都：在文体上，当时是如何考虑的？打算写传记还是非虚构？
陆键东：20岁以前很喜欢读的书有《史记》、《三国志》，以及中译本《第三帝国的兴亡》、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尤其后两种，我能读出历史因素中的传奇性与生动性。一直很喜欢“传奇性”这个词，历史的演绎有许多种手法，这足以证明历史本身就具有传奇性的特质，我能够从上举书中看出这一本质。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再后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进入大陆，黄氏驾驭文字的能力，亦曾使我心领神会。
南都：你写作的预设读者是怎样的一群人？
陆键东：没有预设读者，只是想着如何将自己所知道的，写成真实的历史，以及自己对这种历史的看法，尽可能用公正、客观的笔调来写。这本书现在看来还有着一种比较纯粹的气质，这种气质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也使这本书两三代人读之皆宜。
档案搜集、寻访当事人、写作
聊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氏家族研究专家、广东省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对陆键东在90年代初就表现出的档案意识佩服不已。
陆键东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的积累上写就的。“四千字的书写背后，可能要准备20万字的档案资料。”尽管在档案调阅和口述采访过程中，遇到不少所谓的“惊人内幕”，却因孤证只能舍弃。
南都：有人统计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531页，引文的标注达524处，其中标明所引材料出自‘中山大学档案馆’的标注49处，标明所引材料出自‘广东省档案馆’的标注52处……此外标明引自‘复旦大学档案’与‘广州文化局档案’的各1处，还有将档案、资料原件直接影印在书上的地方8处。以上所用材料与档案馆藏直接相关的地方共205处。”能否谈谈当时你对档案的运用？
陆键东：这是一段令人很难忘的历史，虽然距今只有20年，但已有了沧桑感。1987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档案法》。1990年“档案法实施办法”实行，十分有幸生逢其时。以我个人的感受，当时档案界最大的意识是服务。此“服务”与现在所说的服务有区别。当时的服务主要指为改革开放服务、为解放思想服务，尤其后一个服务是打开了禁区。其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是把档案作为一种历史的财产来看待。那几年我先后在多个档案馆查档案，受到馆中人们的欢迎，尤其知道我在做历史研究时，更获得他们的尊重。现在有关档案机构的对外宣传，大多突出在查房地产证明、出生证明、结婚证明等等世俗事上，其实这些只是档案馆这座历史矿藏中极小的一部分功能。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数十年难一遇的时期，有意识利用这个宝矿来做学术研究的人，在九十年代初非常罕有。就我的经历而言，许多时候整个阅览室从上班到下班就我一个人。二十年后，运用档案来做学问已成为一种常识，但限于时易势转，当年的条件已不可能重现了。如果这本书当年没有刊行的话，大概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南都：能否简要回顾一下写作的过程？
陆键东：1993年的夏天，我在重庆的假日酒店里，事前一点计划都没有，压抑不住的激情，很意外在这个酒店开始写出了第一、二章的初稿。现在想来，是胸中积累了太多的素材，虽然重庆不是我要决定开笔的地方。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活在陈寅恪的世界里。我本身是专业创作员，不用上班。我辞掉所有的兼职工作，每一天醒来就是在苦思冥想。后来有人说是不是夸张了一些，我一笑了之，没什么好解释的。
开笔的前后两年，几难自拔，现在回忆，当时的心灵倾诉，尚有一个世界可相依。每当写作思路凝滞、焦灼不安时，（我）本能地马上回到中山大学康乐园。很奇怪，那真的是一块福地，一回到康乐园，头脑顿醒，思路顿开。好几次急不可耐就着身边的片纸录下思绪，很怕瞬间即逝，试过深更半夜回到中大，就在陈寅恪故居附近来回走。大部分时候，一觉得写不下去，即重新进入学校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图书馆是十多个小时都开门，档案馆则上班时间开门。又或者马上打电话给中大的师长，请求谒见。端木正、刘少雄、李稚甫，以及陈先生的女儿陈美延老师，这些长辈多年来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有记录可查，这些前辈在这段时间对我的耳提面命，多者达数十次，少者亦不下六七次。至于前后拜访两三次的中大学者，也有二三十位之多。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历史系的教授姜伯勤先生，当年他大概50岁左右，时在壮年，身体尚佳。姜先生有一特点，我请求谒见，他总说我们在电话里交流吧。姜先生的谈话风格鲜明，他不提供具体的事件———(而我最希望探寻的是众人不知道的历史)，可是他对于历史事件的点评非常精彩，往往我告知又找到何种材料时，他即作评论。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若没有“真材实料”，你就无法与大家对话。我是亲身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
事实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凝聚了康乐园几代人文学者的精神。
出版后引发的“陈寅恪热”与思考
1996年初，《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人不晓。
据陆键东回忆，“一九九六年三月下旬，上海举行第十一届文汇书展，三联书店带着一批新版书参展，在三月中才印出少量样书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数十册被带往上海随附上架，结果引起轰动，被评为‘没几分钟便被争购一空’。随后后四、五月间海内外出现了第一轮的热评。”随后的五年间，三联曾先后6次再版加印。
与此同时，评论界对陆作鲜明的语言风格、“非专业史学”的身份也提出了质疑。书评人止庵曾批评说“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时至今日，止庵依然坚持当年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自己并非抹杀陆的学术贡献，但陆的语言过于煽情，有碍读者客观地审视历史本身。“时代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问题，但陈先生的话有具体所指，将其抽象化，并不符合陈先生的原意。”
南都：有没有想过书出版后的热销？
陆键东：没有想过热销，此后两年更感孤寂。
南都：围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出现了一些质疑，比如你“非史学专业人士”的身份，对此你怎么看？
陆键东：没有很放在心上，当年已经很自信该书90%以上的内容都是独创的。仅此，就可以领略到写作者最大的欣慰了。
开始听到讽刺的声音内心是有抵触的，后来慢慢释然，以后更加平静。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心头，也让我顿悟世事。中大一直有声音对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愤愤不平，直到现在这种观点依然存在。所谓愤愤不平，就是认为陈氏不配，陈不能造原子弹，也生产不了粮食，却被照顾得那么好，很难服人云云。我的书提到一个情节，没有展开，现在可以在这里展开：
1962年7月，陈先生摔断了腿，住了半年医院，1963年1月回到家中。1963年是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达到高峰期，他除了有牛奶、鱼肉、粮油、进口药物等补助外，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另外给他安排了三个半护士，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照顾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常人的看法。偏偏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夫妇常常抱头痛哭，这不但有档案记载，而且我访到了曾亲眼目睹这种情景的人。档案记载的是北京贵客来访陈宅的见闻。可知两处反映陈氏的“痛哭”，非指同一件事。陈寅恪享受着所谓最好的待遇，可是两夫妇却在为人生的悲哀而哭。陈先生是否哭“国事”我不敢肯定，但是陈氏是哭自身、哭一生的不幸，哭“业将不传”、“文化将毁”，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个细节说明陈寅恪的精神世界，与平常众生迥然不同。它也表明，陈氏绝不苟且。
不同的意见，可以不喜欢我这样写陈寅恪，但不断出现的一些新史料，只会令《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的陈寅恪，其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
南都：还有种说法是陈寅恪热热得没有道理，因为陈寅恪的学问冷门，史学不是显学。你又怎么看？
陆键东：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历史中的陈寅恪实已超越了某门学问大师这一层面，而化成一种文化现象。有“史心”，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很高境界，史心包括才学、通识、博大。陈寅恪不但有史心，而且有“人心”。人心者，包括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能得其一，已是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再版、内容增补与课题的延续
1997年3月，一桩突如其来的官司改变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命运走向。书中陆曾称原中大副校长留下了很多年后依然使“中山大学教工闻之胆战心惊‘豪语’”。对于当时那段历史的讲述，招致其家属的不满。2000年，法院最终判决：在陆键东未对《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有关原中大副校长的部分内容进行删改之前，三联书店及陆键东不得重印、发行该书；陆键东及三联书店还应公开向原中大副校长的家属发表致歉声明。
一晃13年过去。2012年7月，在三联书店的周年店庆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责编、现任三联副总编辑潘振平告诉陆键东，十多年来，三联一直受到读者有关“何时再版”的问询。双方就此拍板，今年推出修订版。出于种种顾虑，陆键东未对风波及修订透露更多内容，他强调一点，即“当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仍有社会需求，这是最大的正事”。而南都记者从他处了解到，原版中的“风波”部分此次得以保留，而人名则由“中山大学某领导人”做替换。
南都：回顾这些年陈寅恪热的产物，你觉得陈寅恪给予了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哪些东西？
陆键东：近十年来有关“陈寅恪热”的种种非议，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现象被世人忽略了，那就是陈寅恪活着时一直都是“热”的。陈寅恪青中年时在学术界已经有大名，在民国年间，他的课就常常吸引好事者前来看热闹，陈寅恪晚年就对端木正笑言大多数人来“是来看耍猴的”(据端木正回忆)。陈氏双目失明后对此更在意了。故此1949年陈氏南来广州，对要求听他课的人(非学生)有一个“动机审查”，问明所谓何来。中老年时，陈氏已经确立了在中国学术界极为崇高的地位，学界以谈论陈氏的动向为谈资。在晚年，陈氏更以获得绝无仅有的特殊照顾而在世俗社会中被口口相传。所以，陈氏生前就是一个“热门人物”。
以下谈我自己的思考，陈寅恪的一生，可以说浓缩了百年中国文化进程的某种有代表性的东西。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陈寅恪历经三朝，八十年人生动荡，他在三个朝代的人生特点，都从某些方面反映了所处时代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点即使享有更大名气的胡适，也难与陈先生比拟。所以陈寅恪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极为难得的一个历史标本。
其二，最有学术价值的是，陈寅恪一生的追求八十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围绕着他的时代。当二十世纪远去，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消失，可是陈氏从没有改变的著作，却以原来的面貌留传下来。即使陈氏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包括他的诗，似乎也为时事而发，但陈是以坚实的学术做基石，故此这些著作反而具有了更为广远的历史意义。这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极具示范意义。
南都：这十三年间你的态度、心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陆键东：这十多年虽然经历了很多，就人生观与历史观来说，没有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这点上很感激上苍的眷顾。回顾三四十岁这段时间，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上，好像都得到呵护。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风行海内外，有一天姜伯勤教授在电话中对我说：“成名很困难，但成名后保持状态，更上一层楼，难上加难。陆先生你要好自为之。”借用一句佛家语，这个电话对我好像当头棒喝。同一年，我认识了广州文化界很传奇的一位老人王贵忱先生。 认识王老的时候，也是《最后二十年》那些政治传言不断流播的时期，贵忱先生对我充满了一种师长、乃至父辈般的慈爱。每次与他见面，他的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总是紧紧拉着我的手，叮嘱我不要在公开场合说话，不要接受采访。王老是老革命了，风声最紧时，贵忱先生甚至说过“不用怕，必要时我会找人的(保护你)”。
王老有一段话也同样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他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写东西，若没有超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你就不要写，你要对得起陈先生，你要对得起历史”。这些话我受益至今。无论任何人或事，都必须经历岁月的磨洗。时光是最无情的，可以冲刷掉任何东西；可是时光也是有情的，它可以留得下经得起检验的东西。略可安慰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十多年来初步经受了第一轮的磨洗。以后它的命运怎样，只能留待后来者评说了。
人物简介：陆键东系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1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