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文
他，出生于台湾富商家庭，曾经参加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他，既是台盟成员，又是中共党员；他，曾经在开国大典前夕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为台湾军人代表，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献旗；他，既在朝鲜战场上当过侦察参谋，又在大学任过日语教员，还在农场当过场长；他，一共当了七届省政协委员，是广东省政协历史上协龄最长的委员。他，就是政协第八届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台盟广东省委会原主委林东海。
“二·二八”起义后，辜家人把他带到了香港
人的一生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这样的人生必定丰富多彩，富有传奇性。林东海的人生就是这样。1929年9月，林东海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一个经营糖厂和碾米厂的大富之家，父母给他起名叫陈昭德，林东海是经东海来解放区途中改的名字。如果没有1947年的台湾“二·二八”起义，或者说林东海没有参加“二·二八”起义，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林东海。“二·二八”起义使他告别了大富之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被日寇铁蹄统治达50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饱受苦难的台湾人民，像被遗弃多年的孤儿回到母亲的怀抱，满腔热情欢迎国民党当局接管台湾，以为从此会得到祖国的关爱，从此可以当家作主，建设家乡。可是，国民党当局却继承了帝国主义衣钵，对台湾人民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军警横行，民不聊生。在台湾人民看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与日本人没有两样，都是专制独裁；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感到彻底失望了。这时候的陈昭德正在台中县第一中学读书，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学校。在他就读的学校，大陆去的校长带头搞裙带关系，从副校长到一般行政人员都是校长从大陆带去的亲朋好友，致使许多台籍员工失业。无情的现实，使台湾人民从盼望到失望，进而愤怒、反抗，终于爆发了“二·二八”起义。
起义由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遍及台北，并迅速发展到整个台湾。陈昭德和他的同学们一起除了集会、游行、示威外，还参加了攻打警察局。那些场景，林东海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在一次示威中，警察局戒备森严，从窗口到楼顶可看到许多枪口对着示威群众。示威群众愤怒了，有的搬来汽油桶，有的开来消防车，把警察局团团包围了。据守的警察看到情势不对，纷纷缴械投降。过了几天，林东海与一些起义群众又去攻打驻守机场的国民党部队，陈还缴获了一套航空服和一些手榴弹。不久，国民党部队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终告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遭到屠杀。为了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在表叔辜振甫家人的帮助下，从台湾辗转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靠近了共产党
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陈昭德来到了香港。但他在香港所见到的，一方面是豪华的高楼和别墅，一方面是大量杂乱肮脏的贫民窟。香港的社会现实令他失望，他暗下决心要寻找另外一种出路。
正在他感到彷徨和迷惑不解的时候，他有幸接触到了当时活跃于香港的民主党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经该组织领导人指点，陈昭德阅读了《华商报》、《世界知识》、《群众》等大量进步书刊。不久，台盟领导人又引荐他到当时被誉为华南民主学府的香港达德学院插班学习。达德学院是由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创办，校舍由蔡廷锴先生捐助。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柳亚子、茅盾等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齐聚该学院，其师资阵容之强大，是一些名牌大学所不能匹敌的。学生既有来自内地游击区的，也有不少东南亚华侨子弟。学院的办学条件虽然简陋，但探讨革命真理的学习气氛很浓郁，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整个学院洋溢着一种昂然向上的精神风貌，与香港闹市区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陈昭德如饥似渴地读了《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当时，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反攻，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振奋人心，全国范围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学生运动领袖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使陈昭德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不但镇压台湾的学生和民众，也同样镇压大陆的学生和人民，其本质是反动的。台湾人民只有和大陆同胞紧密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战斗，才能得到解放。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昭德通过台盟，结识了活跃在香港的台盟创建人谢雪红、杨克煌、苏新、周明等中共地下党员，并有幸被安排与他们同吃同住。当时，地下党员的生活非常清苦，陈昭德负担一半房租并在生活上资助他们，主动掏腰包买些肉菜或日用品，送给他们改善生活。陈昭德还抽空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协助他们投寄宣传品和联系在港台湾青年。杨克煌、苏新等撰写的《台湾二月革命》、《新台湾》、《明天的台湾》、《台湾人民的出路》等书刊，都由林东海协助寄往台湾、美国、东南亚等地，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陈昭德已开始懂得了什么是革命，并暗暗下定了投身解放区的决心。
扮作高丽参商人，护送地下党负责人北上
陈昭德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心向往之，并一步步向革命靠拢。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亦在不断加深。他表示，虽然自己暂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一定要与共产党同路。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之人，正在陈昭德设法向革命靠拢之时，机遇终于来了。1948年8月，南京地下党负责同志王亦清（解放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夫妇及牟决鸣（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夫人）等撤退到香港。为了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中共中央驻地，香港地下党经研究决定，经海路绕过国民党封锁线到韩国仁川，当时地下党在仁川设了一个以贸易为掩护的联络点。可是，要护送的几位地下党负责人都不懂朝鲜语，香港地下党组织认为，陈昭德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已下决心要参加革命，迟早要去解放区。于是，让懂日语的陈昭德改名为林东海，和那几位地下党负责人一起组成一个“小家庭”，扮作去韩国做高丽参生意的商人。在船上，林东海发挥他懂日语的优势，主动用日语与船上的几位韩国商人攀谈、套近乎。由于互相混得很熟，在仁川登陆时，得到韩国商人的关照，他们得以顺利入境韩国。登陆后，他们的行程并不顺利，既有美国宪兵跟踪，又有韩国特务盯梢。他们只好变卖随身带着的金器，用金钱贿赂特务，才得以脱身。后来，在当地侨团的帮助下，林东海一行租了一艘木船，在海上同台风和饥饿搏斗了几天几夜，终于抵达目的地——山东胶东半岛一个叫石岛的渔村，受到解放区领导的热情接待。几天后，他们一行人由济南坐火车北上，顺利到达设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完成护送任务后，林东海就留在了西柏坡，正式融人了革命的洪流中。
就在这一年，林东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推荐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受到校长叶剑英的亲切接见，叶校长亲切鼓励他说：“你虽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但是能毅然参加革命，说明了你的决心很大，共产党欢迎更多像你这样的台湾青年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好军人。”校长的殷切关怀和期望，使他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终生难忘。在学校，林东海认真学习，刻苦锻炼，翌年，他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该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林东海光荣地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并作为台湾籍军人代表，被安排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献旗。应该说，这是林东海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令他终身难忘。
在朝鲜战场上，会讲日语的林参谋曾被朝鲜人民军误会
护送地下党负责同志北上，林东海会讲日语，是优势。而在朝鲜战场上，林东海却因为讲日语，差点被朝鲜人民军误认为日本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人台湾海峡，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台湾解放。林东海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从福建前线挥戈北上，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第一批赴朝作战，在兵团司令部情报处担任战地地形和敌情的侦察工作，朝鲜东部从鸭绿江畔到“三八线”一带的主要战场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该年冬天，长白山地区下了鹅毛大雪，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30多度，美第十军各部和美陆战第一师分别进犯朝鲜咸镜南道的柳潭里、新兴里等地区，我军九兵团27军、20军经过一夜激战，将敌人分割包围，但由于志愿军火力太弱，缺乏防冻经验，长期围而不打，反而使志愿军非战斗减员严重。这时，上级命令林东海带几个人往敌后的一个小山沟侦察，寻找敌人防守薄弱之处，以突破之。林东海接受任务后，带领侦察小分队立即向预定地点进发。趟冰雪、爬高山、越峻岭。当时气温极低，呼出的气马上结成冰挂在眉毛上。渴了就吃口雪，饿了吃口炒面。就这样，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敌人背后的小路。林东海带领小分队立即返回司令部，向上级建议拓宽此路，让我们的部队从敌后突袭敌人。
司令部立即采纳了林东海的建议，命令林东海、朝语翻译和通讯员带一个朝鲜人民军工兵营去修路。朝鲜人民军军官一般都是大学毕业，林东海估计他们都会讲日语，于是就用日语问朝方营长会不会讲日语，只见对方略带反感地回答“不会”。第二天，该营长生气地问翻译：林东海是不是留在东北的日本人，志愿军为何用日本人？翻译回答说：这完全是误会。林东海是中国台湾省出生的中国军人，自小接受日语教育，日语讲得很好。该营长知道真情后主动找林用日语交谈，说朝鲜民族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恨死日本人。一场误会从此消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相处得很亲密。经过几天的团结奋斗，通往敌后的道路终于修通了。我作战部队通过这条便道对敌人发起进攻，一举歼灭了据守柳潭里的美军。林东海因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而荣立战功。
矢志不渝的追求：祖国统一和多党合作
朝鲜战争还未结束，林东海就奉调回国。有关部门安排他系统学习了统战理论和多党合作知识。一年之后，他被调到广东任台盟负责人，主持广东台盟的组织整顿工作。在这项工作上，林东海注意掌握政策界线，注重调查研究，多请示、多报告，在中共华南分局和台盟中央的领导下，他坚持实事求是，排除干扰，既顺利完成了组织整顿任务，又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林东海担任过省政协机关、省参事室和省文史馆肃反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农场场长等职，在“五·七”干校养过猪，在中山大学教过日语。不管干哪一行，林东海都干得很出色。他当肃反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时，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打击面，团结了更多可以团结的人士；他在农场当场长时，他努力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粮食和肉类产量，为农场员工增加营养，降低劳动强度，使一部分水肿病人病情好转；他在“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时，学会了猪的人工授精、接生、防疫、阉割、育肥等技术，成为养猪好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东海担任了广东台盟的领导工作，他还是广东省政协一至八届的委员、常委，全国政协第七、第八届委员和第九届常委，第八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人民政协这个政治舞台，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和多党合作事业。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林东海便积极从事对台工作，他首先想方设法与失去联系多年的台湾家庭和亲友恢复了联系。十多年前，有些朋友曾劝他利用社会关系到香港经商或到日本过晚年。对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祖国做事，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服务。”他不论是到海外或香港会见亲友，还是在内地接待来访亲友，他都满腔热情地向亲友介绍解放以来，祖国内地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阐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动的严正立场。他还注意向中央和省的党政领导及时反映台湾的社情民意，并热情为来访的台湾客人排忧解难，为台湾投资者牵线搭桥。一些台湾老朋友都称赞说：“林主委一身正气，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在担任台盟广东省委会主委期间，每年都带领台盟省委机关干部到台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不少被采纳。在各种政治协商的场合，他坦诚相见，陈述台盟及其所联系台胞的意见。他在全国政协、省政协大会及其他会议上，先后作了《同心协力，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认清形势，努力发展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坚决反对“台独”活动，积极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等发言，字里行间洋溢着他那热爱祖国、心系台湾、反对“台独”、坚持统一的爱国赤诚之情。
林东海在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常深人基层调查研究，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如建议在省政协党外副主席中增加无党派人士、工商联和归国华侨界代表人士；在省政协要有非中共副主席驻会和民主党派身份的专职副秘书长；非中共人士的实职安排，尤其是正职安排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要重视在人大、政府、政协系统的公务员中发展民主党派成员；有条件的省级民主党派要安排专职主委，改变民主党派专家治党的现象，等等。
如今，林东海虽然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多年，但身体仍然健康，思维敏捷。在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之余，平日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祖国统一大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只要谈起这两件大事，他就会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可以说，这是林东海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我们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不懈努力，祖国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也就指日可待。
来源：《广东政协》2006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