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
中国碉楼的产生年代，上溯当追汉唐。西方的碉楼亦可回望到10世纪至12世纪欧洲教堂兴建的塔楼。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碉楼如雨后春笋般地集中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则是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五邑（包括今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鹤山）和中山县（包括今中山、珠海、澳门）等著名的侨乡，其碉楼的数量、规模、结构、功能、风格、特征等，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地区可以与之媲美。数以千计且各具风格的碉楼建筑，耸立在珠江三角洲的侨乡，在当时和今天，都可以说是侨乡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侨乡的碉楼和碉楼文化，因时势变迁而成为历史，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中渐渐凸显出来。近年来，一些热心于侨史和侨乡文化的专家学者，开始了碉楼文化研究之旅。五邑中的开平碉楼和碉楼文化，甚至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人员的视野。但遗憾的是，同样曾经拥有数以千计的碉楼的中山市，其丰富的碉楼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受到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反而今日仅存的几百座碉楼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时刻都有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危险。
从总体上看，中山碉楼在数量、规模、结构、功能、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等方面虽然没有五邑碉楼那样集中和突出，但它同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像五邑侨乡碉楼文化那样，中山碉楼也是侨乡历史的一种记忆，是华侨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如今，历史已经尘埃落定，散布在都市和乡村中的碉楼，经历了动荡年代的风风雨雨后，依然丰姿绰约，楚楚动人。在当今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浪潮中，侨乡中山、珠海等地的碉楼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一、历史与现状：中山碉楼文化的生态分析
中山地区何时出现碉楼，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规模高密度地兴建碉楼，则是在清末至民国年间。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华侨汇款等因素的刺激，商品经济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外贸易也比过去显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宁阳铁路落成和香洲商埠建立，给五邑和香山地区（今中山、珠海、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当时就有外国人预言：“至宁阳铁路已观阙成，香洲开埠亦日起有功，就此二事观之，耽该处人力资财诸臻丰备，能善用之，将来成效卓著商务自必流通矣。”1909年香洲商埠开幕之后，亦如宁阳铁路落成一样，对珠江三角洲的香山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工商业受外贸的刺激和侨汇的支持，有了新的起色；另一方面，侨乡侨眷富裕的经济生活，也招来了不少盗匪。而当时政治腐败，官匪勾结，更加助长了盗匪嚣张的气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不保。
中山地处珠三角的南端，毗邻港澳，北连顺德、广州，古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中外贸易十分频繁。清末民初的中山地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边缘，王权统治和社会控制相对薄弱，地方豪强和盗匪因此横行乡里。翻开历代香山县志，就有不少关于盗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记录。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山的盗匪危害地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记录更是屡见不鲜。《拱北关十年报告》中就有大量的记述。《宣统三年（1911）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说：“当夫未靖之际，治人既往，治法潜消，警察暂失秩序，不法之徒难免狡焉思逞，陆路则恐掳拐攘夺，以致多数银款权停交易，转汇港澳，以保平安。复有眷属多人，抛离家乡，暂托外人宇下。各商亦停办新货趸家，即有折阅，亦欲将货脱手。海面则群盗批猖，民船生意大受牵累。”但是到了1915年，中山地区仍然是：“海盗批猖，终岁如故，民船多遭劫掠。海外华侨回粤，被掳者数见不鲜。虽政府派委兵舰多艘，四出截缉，而盗匪仍悍然不顾。”“附近地方，被其侵扰者，则有新会之烂大船，香山之三灶，与广福沙及崖门一带乡落。下四府亦有多处城镇，俱受其害。勒索行水，视船之大小，分别收取，始免攻击。更有无数商民，被掳待赎……其时内地情形，仍无甚振作。所有丰收之田禾，亦为盗贼掠夺烧毁。田畴之远融在舍者，罹祸弥烈，因农人畏惧掳勒，不敢前往收割地。”1923—1924年，在内河活动的盗匪十分猖獗，港澳的沿岸及邻近水域也不能免受威胁，如“竹洲头附近地区乃匪徒之温床，许多船只在那里被炸沉，船员丧生。帆船在我关（拱北关）交纳货税之后，一定要由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汽艇护送，才能够驶往目的地”。尽管地方政府也曾试图打击盗匪，维持地方社会秩序，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使地方政府难以改变局部地区民众的生存和安全状况，结果仍然是盗匪猖獗，民不聊生。
但恶劣的生活环境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民众的生存和发展。适者生存，智者生存，勇者生存，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在既定的条件下，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求生求存的本能和求强求富的愿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山一些出外谋生人员比较多的乡村，迅速崛起了数以千计的、具有抵御盗匪劫杀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新式建筑——碉楼。据说在民国时期，中山的碉楼建筑有3 000余座。目前，中山依然拥有碉楼510余座。其中碉楼比较密集的村落有南朗的沙边、大岭、濠头、库充、环城等地。如大岭村就有公私碉楼17座，计有“祝祥、少海、沛轩、大只康、保田、桂章、寿欢、泽霖、同昌、天玉、全柳、爱祥、翰芬、可惠洋楼及东区、南区和北区三座公众碉楼，公众碉楼为护寸之用”。民国初年，库充村民和华侨侨眷为防盗贼抢劫、标参（既掳人），村民陈余兴、陈万胜、陈驹、陈旺在侨胞的支持下建起了碉楼。随后村民又先后在村子的四周建起了东、西、南、北、中五座碉楼。整个民国时期，库充村在村中各处共兴建了大小碉楼38座。沙边村到1949年已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五层碉楼住宅约99座，数量十分可观。目前，在沙边调查登记的A、B级碉楼仍然有28座。新中国成立初的张家边区30个行政村就有372座碉楼。在中山的三乡白石村，亦先后建成近30座四层、五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碉楼，其目的都在于防盗匪抢劫和外敌入侵。
相对于五邑地区的碉楼而言，中山地区的碉楼总量较少，分布比较零散，建筑规模不大，建筑的时间较晚。晚清时期中山碉楼数量较少，绝大多数碉楼都是在民国时期兴建的，有的碉楼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华侨集资共同兴建的。抗日战争时期，侨汇中断，经济凋敝，民生多艰，故碉楼不兴。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山海盗横行，各处土匪，雄霸一方，打家劫舍，俘虏羊羖（人质），勒收行水，截劫渡船，无恶不作。防匪防盗，成为中山碉楼产生的主要动因，也是中山碉楼群形成的唯一原因。
中山碉楼主要分布在富裕地区和出国谋生人员较多的侨乡，也与这些地区土匪侵扰频繁有关。中山的南朗、张家边、环城、大涌、濠头、库充、竹秀园、恒美、渡头、三乡等地，是碉楼比较集中的村落。而这些地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恰恰是出外谋生人数较多、村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的乡村。1948年，《竹秀园月报》复兴版第19期就刊登了《竹秀园的妇女》一文，该文指出：“在中国争雄的几大公司，恐怕要首推‘永安’了。而创设永安公司的人，谁都知道就是竹秀园的郭氏昆仲。因为他们在商界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了乡人出洋谋生的风气。为此，竹秀园的男人出外营商的特别多，这就造成竹秀园的居民女多男少的现象。在妇女群中，有好些是‘金山客’的眷属，她们的儿子或丈夫，都远涉重洋在外国经商，每年汇回来的款子，倒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美钞或叻币。总之，这可以令株守家园的妻儿老母不致冻饿；而且还可以过悠悠的岁月，这些有福气的太太们，只要收到一次‘金信’，那就必定做点茶果之类来酬谢神恩。假如是慷慨好客的话，更会来一次家宴。这一种妇女，往往是被人羡慕的。这种家庭保有新建不久的楼房和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两个特点。”由此可见，碉楼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而华侨是建筑碉楼的主要力量，碉楼则是侨乡历史文化的缩影。
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山的碉楼又多被炸、被拆、被荒废，如今中山的碉楼的总数量就没有五邑任何一个市县多。散落在各乡村里的大约510座碉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被废弃、人为毁坏的现象比比皆是。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忆和建筑文化载体的碉楼，其未来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
二、结构与特征：中山碉楼文化的特质分析
中山碉楼的产生、形成、演变的过程，已经显示了中山碉楼文化的性质、功能和特征。
首先，中山碉楼兴建的动因比较单一，主要是为了防御盗匪的侵袭，保护私人财产和生命安全。而开平等五邑地区的碉楼，除了防匪防洪外，还与乡村民众相互攀比、露财显富、标榜荣耀、讲求排场的社会心理有关。《开平县志》中对此现象就有很具体的描述：“道咸之际，红客交讧，水灾并作，邑民疲悴至斯而极，然风尚勤朴，工商营业年得百金，可称家肥。是时，海风初开客乱，难民纷走海外，阅时而归，耕作有资，于愿已经足。……至光绪初年，侨外寝盛，财力渐张，工商杂作各有所营，而盗贼已息，嗣以洋货大兴，买货者以土银易洋银，以洋银易洋货，而洋银日涨，土银日跌。故侨民工值所得愈丰，捆载以归者愈多，而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凡有旧俗，则门户争胜；凡有新装，则邯郸学步。至少宣统间，中人之家虽年获千金，不能直支矣。而烟赌陷之，盗贼乘之，掠赎惨杀，樵采不宁，穷民无告，未知与道咸间相去几何也。”当时曾有华侨对此风气不以为然，并用略带批评的语气说：“勤俭之风本为族人之特色，自族人往美洲及南洋各处经商而后，收入颇丰，此风渐失。至于今日，无论男女老幼，都罹奢侈之病。昔日多穿麻布棉服者，今则绫罗绸缎矣；昔日多住茅庐陋巷者，今则高楼大厦矣。至于日用一切品物，无不竞用外洋高价之货。就中妇人衣服，尤极华丽，高裤革履，五色彩线，尤为光煌夺目。甚至村中农丁，且有衣服鞋袜俱穿而牵牛耕种者。至每晨早，潭溪市之大鱼大肉，必争先夺买。买得者视为幸事……其余宴会馈赎，更为数倍之奢侈。”但与开平等五邑人不同的是，其时中山人虽喜奢华，但做事比较谨慎，不喜张扬，注重实际，讲求实惠，追求家族和村内的团结和睦，互相攀比之风气尚不明显。更为实际的是，其时中山的侨眷并不十分富裕，侨汇也没有五邑地区那么普遍和数额巨大，许多村民生活还处在温饱阶段，奢靡之风因而不易兴起。即使建造房舍，也以满足居住为主，而较少大肆铺张。华侨集资兴建碉楼，目的主要在于防卫和保护，便于生产和生活，而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20世纪20年代，中山的竹秀园东北临山近水，时有盗贼打劫，于是村民有兴建碉楼之举。在郭顺、郭全等华侨的赞助下，碉楼于1921年建成。当时，碉楼因照明用的煤油灯不够光亮，华侨将在澳大利亚购置光亮的手灯寄回使用，并组织自卫民团。在碉楼上悬有警钟，日夜鸣钟报时，若发生火灾或匪劫，则按规定鸣钟示警。后因警钟不够响亮，澳洲悉尼华侨又购赠一个数百斤重、声音响亮的铜钟送回。此外，修桥整路，改变村容，设立洁净局负责清洁卫生，创办书报社，设置消防水车等，亦由华侨捐助完成。1920年出版的《良都竹秀园月报》就有报道：“吾乡侨商，素称慷慨，如建筑碉楼，创设街灯，筹办学校，数万巨款一鼓而集。”“月前元板君由澳洲返国，带有建设路灯费八百金之多，于是在石岐定造铁杆玻璃灯，沿街树立。从此，乡中大放光明，无复昔日之黑暗世界矣。”同时，中山华侨也不像五邑华侨那样人数众多和相对富裕，他们大都是以小本经营和出卖苦力来维持生计，受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发财致富者亦大都回国寻求更大的发展，相继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企业。因此，他们在经济尚不发达、生活还不够宽裕的情况下，即使有心筑碉楼以自卫，却也因经费不足而难圆保家卫国和光宗耀祖之梦。故中山碉楼在楼高、式样、设施、功能等方面，没有五邑碉楼那样千姿百态、富丽堂皇，处处透露出一股中西文化融会后的现代气息和美学意蕴，在功能上也没有五邑地区的碉楼那样“既可防匪徒、防洪水，又能居家生活，办学校”。它主要起着防御盗匪的侵袭，保护家庭或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功能上显得过于单一。
其次，中山碉楼在结构、造型、装饰方面，基本上都简单粗糙、朴实无华，缺乏美感和文化内涵。五邑地区的碉楼，尤其是开平碉楼，汇集了东西方多种建筑风格，造型多样，装饰复杂，结构巧妙，富丽典雅，具有审美趣味。而中山碉楼虽然也有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但碉楼规模不大，造型单一简约，没有太多的装饰。其型制多是三层方形、长方形、梯形、圆形等建筑风格，而且基本上是与原竹筒屋或明字屋等祖屋并连在一起，形成一组庭院，平常碉楼多作为储藏房屋来使用，人们住在祖屋，有盗匪来抢劫时才躲进碉楼。其门窗多为两重门，中间还有粗大的铁枝，每层楼梯都设置有铁板作门，防盗防火，在楼顶和二楼的墙壁上，都设有枪眼，可以射击企图靠近碉楼周围房屋的盗匪。在造型和内部结构，以及外部装饰上，中山碉楼没有开平碉楼那样美观、大方、复杂、多样，也没有像开平等五邑地区那样自觉地将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而是有所创造，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张国雄博士谈到开平碉楼文化时曾指出：“碉楼最大的变化，或者说最能够反映其建筑风格的还是在碉楼的上部；这是碉楼造型最复杂、变化最多样、装饰性最强、表现力最丰富，而且最能够发挥其防御作用和彰显楼主人财力、情趣的地方。碉楼的上部基本上都是悬挑凸出的，楼体和挑出的上部之间都建有多个卷草的拖脚，这既有结构力学上的考虑，也增加了美学上的视觉效果，起到了过渡的作用。”据他研究，开平碉楼有柱廊式、平台式、城堡式、泥合式四种不同建筑造型，而且它们都汇集了中西方多种古典建筑风格，将中西方建筑的富贵华丽、雄健稳重、轻巧雅致等建筑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与珠江三角洲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融为一体，使以开平为代表的五邑碉楼超越了最初的防御功能和居住、防水功能，从而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互摄、相得益彰的时代文化气息，从而具有审美的价值与意义。而这些具有文化和美学意义的特点，在中山却难得一见。
中山碉楼与五邑碉楼的区别还在于，中山碉楼不太讲究选址，但比较重视布局。五邑地区以开平为代表，其碉楼一般是建在整个村子的后面地势较高的地方，与整个村子的风水格局相配合，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碉楼在村落风水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既是一个优化风水环境的手段，又是村落的文化标志和文化符号。它有安全保护的作用，也是风水文化的象征。而在中山，碉楼一般分布在村落的东、南、西、北四周和中间位置。如中山石岐东区库充村，归侨及公众集资在村内四周建起了五座坚固的大碉楼。建在市场附近的叫镇东楼，在自头的叫镇南楼，在观音庙附近的叫镇北楼，在牛栏场附近的叫镇西楼，在后山的叫太平楼。这种碉楼选址和布局特点，在中山并不少见。在火炬区的沙边、大岭，三乡的白石，以及环城的北台、竹秀园和沙涌等村的碉楼布局也都是集中分布在村子的四周和中间地带，他们考虑的首先是碉楼对村民的保护作用，而并不刻意地强调碉楼在本村风水格局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中山碉楼单立的情况较少，尽管比较分散，但大部分与村民住屋和村子的民居建筑连在一起，基本上是就地取势来选择碉楼的位置，使其与祖屋或住房连成一体，方便躲避和逃生，讲究的是实用而不是审美。它不同于开平碉楼的地方除了防御的需要外，它还被中山人作为表现家族、家庭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个人情趣爱好的重要手段。在建造碉楼时，中山人考虑的仅仅是目前防盗防匪的需要，而缺乏更加超功利的审美追求。因此，中山碉楼虽然最盛时亦有3 000多座，但因过于分散而不成规模，过于简约而不成体系。在国泰民安的年代，这种仅仅具有防御功能而缺乏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的碉楼建筑，被人们所遗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就是曾经为数众多的中山碉楼，今天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之一。
从总体上看，中山碉楼的特点是：分布集中、格局合理、结构简单、形式多样、中西合璧、文化多元、小巧玲珑、朴素实用。
三、思考与评价：中山碉楼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碉楼是一种建筑文化，也是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中山碉楼固然没有五邑地区的碉楼，特别是开平碉楼那样千姿百态、生机盎然，具有浓郁的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色彩，但它们毕竟是中山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美学意蕴。
从整体上看，中山碉楼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邻近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痕迹，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品质。它集中地折射出中山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积淀着中山的文化思想和民俗风情。
首先，中山碉楼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近代以前，中山社会虽然不算太平，但盗匪猖獗、官场腐败、地方失控的严重现象还不常见。晚清至民国年间，中山官匪勾结，地方不靖，是碉楼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华侨汇款增多，中外通商速度加快和西方现代建筑材料大量进口等，则是中山碉楼产生的基础和条件。《拱北关（1912—1921年）十年报告》中就说：“本十年的末期，用铁条与碎石子和水泥浇成的切割平板进口量猛增了四倍，这说明了建筑业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在发展建筑业，其中许多城镇近十年来已建起大型的百货商场和其他一些西式楼房，建筑用石料的进口量大量增加。采石纷纷到远离香山县海岸，风景如画的九洲岛上开采，因而每月都有数千吨切削成块的花岗岩从该岛运往各地。”西方新式建筑材料的引进，也加速了包括中山、五邑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碉楼和居民建筑的发展。因此，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山碉楼大量兴建的历史现象，同样反映了中山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特点。中山碉楼的兴衰，折射出的恰恰是中山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曲折历程。
其次，中山碉楼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山大众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在晚清至民国年间，修建碉楼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能够建碉楼以自保的乡村和家族，其经济条件一般都比较优越。经济宽裕、生活殷实、财富增加、社会地位提高，往往使人产生安全危机和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中山地方盗匪成灾，社会并不太平，村民的安全危机和自我保护意识比过去更加强烈。出于安全的考虑，家族集资或村民集体筹资兴建碉楼的现象比较普遍。从实际情况看，中山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虽然已成上等县，但暴富巨富的家族并不多见。即使有如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郭乐兄弟、蔡昌兄弟那样的富有者，也因长期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等思想的影响，率先积极捐资支持革命和兴办实业，真正用于家庭和个人消费的资金比重并不大。辛亥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批中山华侨精英纷纷返乡，寻求更大的发展。据《檀山华侨》一书不完全统计，1929年前，檀香山、中山华侨回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大约有45人。而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郭乐、蔡昌、李敏周、刘锡基等则先后携资回国创办近代意义的百货公司和投资兴办实业。郑嘉锐：《中山人在澳洲》，中山文史资料。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山人要么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或地方行政领域，要么从事工商业。他们思想比较开明，眼界比较开阔，务实而不狭隘，积极吸引同宗同族同村同乡的亲戚朋友到中山之外去发展，留在家乡的也大部分是一些老弱病残和妇幼之人。让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是华侨的共同心愿，修建碉楼也就是当时较理想而又实际的选择。所以，在中山修建碉楼仅仅是为了防御盗匪和自我保护，居住性和炫耀性的碉楼建筑因而不兴。从中山碉楼的外观造型和内部结构，以及功能作用等的设计来看，就可以对当时中山人讲求和睦、注重实际、追求效用，以及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的文化性格和社会心理状态有所了解。
应该说，碉楼不仅仅是中山地方政治经济和大众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还是中与西、古与今的不同时区、不同地区、不同特质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缩影。中山碉楼固然没有以开平为代表的五邑碉楼那样绚丽多彩，也不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从古希腊建筑到古罗马、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和哥特式建筑，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建筑，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的建筑；从基督教建筑到伊斯兰教建筑，从欧美建筑到亚洲印度次大陆建筑，都可以在开平碉楼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开平“汇集了世界各地不同时期、不同宗教、不同流派的建筑艺术”，“是一幅外国建筑艺术的长廊”。中山碉楼同样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产物。碉楼建筑采用的材料钢筋混凝土、碉楼内部结构和顶部装饰，以及内部的设备如探照灯、枪眼、警钟等，无不显示出古今中外不同特质的文化相互融合的迹象。中山碉楼没有像五邑碉楼那样规模大、结构新、功能多、装饰雅、风格异、文化浓，却有自己的质朴、粗拙、简单、小巧、明快、实用和文化合成的乡土韵味。自近代以来，中山人在不断地向海外寻求出路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地将海外先进的文化带回家乡，选用进口的建筑材料和外国建筑设计理念，结合家乡自身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山地方民间文化和海外各国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而不是模仿地修建具有防御性的碉楼，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吸收和创造的过程。因此，中山碉楼在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和社会的。
另外，中山碉楼还与名人、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有的本身就是名人的故居。三乡白石村和南朗翠亨村等地的碉楼，曾是珠江纵队抗日斗争的阵地。这里的碉楼外墙上还保留着当年日本侵略者攻打碉楼时留下的弹痕。还有一些碉楼直接用作当铺，如石岐的“利民楼”和小榄的“源泉当”，就是用作当铺的。它们中有的是中山人民保家卫国的历史见证，有的是中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记录，有的是中山名人文化的宝贵遗产，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碉楼是岭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碉楼文化亦是岭南建筑文化的代表。中山碉楼在其历史形成和变化过程中，亦烙下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的印记。它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中山华侨文化的写照。审视中山碉楼建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20世纪初期中山的历史与文化，而且也从碉楼的历史变迁中感受到中山的过去和未来。曾经呕心沥血、节衣缩食、集资兴建碉楼的人已经作古，但他们曾以一种积极进取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创造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为我们建设“两个适宜”城市提供了智力和精神上的支持。
总而言之，碉楼承载的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社会景观，积淀的是思想和文化，凝聚的更是一个时代民族和民众的特定的心理情结。它们是中山建筑文化的重要篇章，亦是侨乡文化的历史记忆。经过时间的过滤、岁月的锤炼、历史的沉淀，融合地域人文、风俗民情、民族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让居住者感到精神上的自由，让审美者得到心理上的愉快，消释生理上的疲劳，实现身心的和谐，这也许就是碉楼建筑文化的魅力所在，是往日侨乡民居的灵魂所在，也是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和乡镇的精神所在。保护和解读它们，无疑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作者系中山市社科联主席，曾任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来源：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省社科联联合征编出版的《岭南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