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广文
20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曾有一批学者从事疍民史研究，如罗香林、陈序经、徐松石等。其中，陈序经的研究是较为符合今天的学术研究规范的。陈序经在其《疍民的研究》一书中曾详尽介绍此前有关疍民起源的各家说法，其中并没有介绍有任何学者提及“瓯邓”与“疍民”，近年来的一些广东史地著作也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网络上有人质疑广府话中“疍民”的“疍”应念作“邓（dènɡ）”而非“旦（dàn）”，似乎与“瓯邓”有某些关系，但都没有稍稍深入一点的论述。笔者认为“疍民”就是直接来源于“瓯邓”，无论此说能否完全成立，但将其称为“疍民起源新解”不为过吧。
由于笔者把“瓯邓”一词作为“疍民起源新解”的依据、根本，故不得不把其原始出处予以完整摘录。“瓯邓”一词源于《逸周书·王会解·第五十九》，本文使用的《逸周书》是袁宏点校本。据袁宏称，点校时“以清乾隆间余姚卢文弨抱经堂本为底本，以《四部丛刊》所收章本以及程荣《汉魏丛书》本为参校本”，依卢文弨等人的学识涵养，选取的似应是存世最优的底本了。《逸周书·王会解》主旨是记述周朝诸侯以及四方部落向周天子朝贡的历史，顺带追述商代的朝贡。“瓯邓”一词出现在追述商代朝贡一段之中。
《伊尹朝献·商书》汤见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鬋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鲗之酱，鲛瞂、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原文中还有关于正西、正北诸侯、部落以及贡献方物的内容等，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在此予以省略。不过，这一段原文透露出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细细玩味。
一、释“瓯”
首先，袁宏断句是“瓯邓”连读的，不过，今有治广东历史的学者却是将瓯与邓分指。如方志钦等《广东通史》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为何要瓯邓分断，该书是这样解释的：“‘正南瓯’指岭南的西瓯、骆越。”至于“邓”作何解，该书回避了。同样，该书又把“损子”“产里”分别断为“损子产”及“里”。分断的依据是征引了晚明广东士人邝露《赤雅》的一句话“古损子产国，即乌浒（蛮）也”。“里”作何解，该书同样是采用回避的办法。先说“损子产国”问题，这是邝露《赤雅》一书把“里”字误刻为“国”字，故突然冒出了个“损子产国”，这是刻书、校书不精之错，所谓“损子产国”并不存在。至于将“瓯邓”分断，笔者认为，这是方本《广东通史》断句有误。众所周知，“瓯”字原指瓦质碗盆之类的生活器皿，商周时期人们已有国和疆界“四至端点”的概念，并用“瓯”泛指南疆边陲。“瓯邓”居正南，所以，正南之西就有“西瓯”，正南之东就应有“东瓯”。如此说来，恐怕“瓯邓”一词的产生更应早于“西瓯”和“东瓯”了。先秦的“西瓯”即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尤其是南部）。至于“东瓯”，已故越史专家蒙文通引《史记·东越列传》言：“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后来，摇在汉朝建立过程中立有大功，“乃立摇为东海主，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进而认定“闽、瓯当与吴、越同族也”。“东瓯”即上引文中的“沤深”和“越沤”，居商朝、周朝的正东方，大致居今福建及浙江南部。今浙江省第二大河称瓯江，经温州入东海；历史上福建省也曾设瓯宁县。另外，从《逸周书·王会解》中规定进贡的方物来看，“瓯邓”朝贡的最主要方物是“珠玑”，也就是珍珠和珊瑚之类，《逸周书·王会解》还说：“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所以，“珠玑”是“瓯邓”部落的土特产，“瓯邓”的范围就应该是五岭以南直至南海地区，以珠三角为核心，包括今广东省大部。“瓯邓”居中故又可简称“瓯”“正瓯”。
二、释“邓”
邓是商周时期岭南地区的部落称谓。“邓”，繁体字写作“鄧”，应该是形声字，登音，卩即邑，邑为形。邑为形指“瓯邓”这个部落是陆居，并初步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著名南越国史专家张荣芳先生指出古南越生活习俗之一是“善舟习水”，并引《越绝书》归纳为“水行而山处”。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瓯邓”部落由山居走向泊居是自秦朝武力统一岭南开始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历史上，诸家包括唐代司马贞和张守节解释“陆梁”，多指岭南人的居住地和性格特点，“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余天炽先生有不同解释，他认为“梁”不包含性格，“‘陆梁地’似应直释为山陆山梁之地为宜”。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陆”指田地，“梁”指水上或水边的木构房子，即干栏式建筑。外来入侵者最先强占的肯定是原居民的土地和房子。粤语中，“梁”与“良”字同音相通，故今广东境内带“良”字的地名和村落名大多应与古越人聚居有关。如顺德市中心叫大良区，广州从化市有良口镇，广州近郊有良田镇，博罗县有良田村，阳江市有良洞村，新兴县有良洞，佛山高明区有良村等，广东省带“良”的地名不下数十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自秦朝以后，南迁的政权和人民不断挤占原“瓯邓”人的土地资源，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高潮。而那些不愿屈服王朝统治的“瓯邓”人，一部分可能走进尚未开发的丛林加入了南方少数民族，而更多的“瓯邓”人走向了江河近海，并改变了生活方式。于是，自魏晋以后，有关疍民记载的史料才不断出现。
“邓”的第二层含意应是信仰龙蛇的人。繁体字“鄧”中的“登”仍可分拆，《辞源》载：“癶，补豁切，音钵。两足张，而有所拔除也。”“两足张，而有所拔除”应该就是古越人眼中虚构的龙，现实世界中的鳄鱼。也有民族史学者通过民族语音来证明“邓”与龙蛇有关。首先，现代民族学肯定，黎族、壮族均“源于古代的百越”，而黎语和壮语中的“邓”与“龙、蛇”近音。“可见，瓯人尚龙蛇，所以，被称为‘龙蛇之人’。‘瓯邓’之名的词义正反映这一族称内容。”同样，“疍民”主体也被人们认定为古越人后裔，也就是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所说的“真粤人”。历史上，“疍民”主要的图腾崇拜对象就是龙蛇，“自云龙种”，“籍称龙户”。至此，我们可以断定，“瓯邓”与“疍民”都可称为“龙蛇之人”。
“邓”的第三层意思可能还包含平衡。在粤语中，与“邓”同音的是“戥”，且使用的地方也常与疍民生活有关，如“戥船石”。大家知道，水上空船遇风浪极易翻沉，故疍民必在船舱底放若干石块以求平衡，此应是“戥船石”的本义。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号“广为水国”。明清习俗，水上人家婚娶必用花艇接新娘，多有随行少男以壮声势，伴郎又称“戥船石”。此俗也被陆居广府人所接纳，遂风行至今。此外，还有用“戥对”表示匹配，用歇后语“疍（念戥非念旦）家鸡——有得睇冇得饮”表示可望而不可即等。笔者年轻时曾在广州新滘公社水上居民聚居区工作过，算是对此较为熟知。
三、释“疍”
首先讨论“疍”的读音。《辞海》“疍”条载：“疍（dàn），亦作‘蜑’。”《辞海》“疍民”条载：“疍民，水上居民的旧称。”在近代以来相关的疍民研究论著和字词典中，几乎无一例外都将“疍”注音为“dàn”。但是，“dàn”只是“疍”的其中一种发音，至今讲广府话的粤人称“疍民”或“疍家”也有不念“dàn”而念“dènɡ”的。
发音的错误源于忽略了“疍”字的来源。“疍”字应多为岭南广府人自创。水上居民自称“龙户”，而“疍民”“疍家”只是陆上人对他们带有污辱的称呼。明代广东学者黄佐说：“蛋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谓之水栏。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户。齐民则目为蛋家。”“齐民则目为蛋家”正说明“疍”一字应为陆上居住的岭南人或官府所创。历史上广府人说着与中原迥然不同的方言方音，他们甚至随生活环境创造出不少俗字。黄佐又说：“谣俗之中又有三者，有方言，有方音，有俗字。”并列举了若干较为典型的俗字，如“有”去掉中间就成“冇”；上不下大合成的“奀”字读“恩”，意思是长不大；粤语中最典型的词是“冚棒冷”，“冚”字由上秃宝盖下山合成，意思为全部、共；粤语中最恶毒的骂人话叫“冚家铲”，意即咒骂别人全家死光；左尾右子的“屘”字读“拉”，意为最小的子女等，似乎广府俗字多类似会意的造字。类似形声字的也有，如左石右肯的“”字念“梗”，意思是石垒的堤坝等。虽然近年来会说粤语的人减少了，但广府俗字有些还沿用至今，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笔者认为，“疍”字就是广府人创造的形声字。在先秦文献中应该没有“疍”字，故许慎的《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和《辞源》等一些大型字典均没收入。《辞海》“疍”有两条目，一条是：“疍（dàn），亦作‘蜑’。”一条是：“疍民，水上居民的旧称。”这说明“疍”就是单一含义的字，这种现象是较为罕见的。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介绍了众多学者如何试图通过解释“疍”字的构成来说明“疍家”的来源。第一种以许予一为代表，认为“疍家亦称艇家”，“疍实为艇之转音”；第二种以罗香林为代表，认为古越族中有一支为“但族”，“但为疍之别属”；第三种认为“疍”字由其他字转音而来，有认为来源于“亶”字、“鲲”字、“佗”字等。但陈序经对各家说法都不满意，转而提出要结合文献、体质、音韵或其他的工具，才能得到相当的认识。。笔者赞同陈序经的建议，也把音韵作为探讨“疍民”起源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陈序经、罗香林、徐松石等人都是岭南人，但是他们均非操广州方言方音者，恐怕连疍有“dènɡ”这一种读法都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大型字词典对“疍”字的汉语拼音标注都作“dàn”，至于“疍”字的上部“疋”，则完全被忽略了。问题正由此产生！在“疍”字的构成中，“疋”是不能忽略的，“疍（dènɡ）”的发音正是来源于“疋”。正与疋原为一字，念证（zhènɡ），并有走动的意思。《辞源》载：“分疋正为两字，后人强析之耳。”大家知道，广州话是没有卷舌音的，故“zhènɡ”只能念作“jinɡ”或“zenɡ”，特指方位居中的正念“zenɡ”，这样“疍”就完全有可能读作“邓”。另外，粤语组词至今仍保留倒置方式，如“公鸡”称“鸡公”，“母鸡”称“鸡乸”。同理，“瓯邓”即“邓瓯”，“邓”与“疍”音近而通，“邓瓯”演绎为“疍瓯”，即“疍族居住的地方”。至于“疍”字结构中的“旦”应为形，意思是在水面上漂移不定的小船。
“疍”的第一次演化是变成“蜑”字。由于历代统治者歧视，将不服“王法”的族群大多视作蛮夷，故编造了一个与“疍”同音的“蜑”字以替代。如晋朝人常璩《华阳国志》中提到“蜑”，隋唐时岭南“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蜑……”宋朝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岭外代答》也提到“蜑”，官修《元史》也一样，都是写作“蜑”。随着使用的频率不断提高，宋朝人徐铉在校定《说文解字》时开始把“蜑”字收入字典。
疍的唐宋古音读作“dènɡ”还有佐证。今人大多只知道“蜑”读作“dàn”，故《辞海》说“疍（dàn），亦作‘蜑’”，岂知“蜑”有另一发音！《康熙字典》载：“蜑，一作蜒。”蜑与蜒是互通的。一般情况下“蜒”发“延”音，但是《康熙字典》还载：“蜒，又《韵补》夷庚切。”《韵补》是音韵学重要著作，为宋朝吴棫所作，吴棫为福建建瓯人，该书尤详于东南沿海方言俗字俗音的考订，应予充分重视。 《康熙字典》还征引《李尤阳德殿赋》证明：“连壁组之烂漫兮，杂虬文之蜿蜒；动坎击而成响兮，似金石之音声。”“似金石之音声”和“夷庚切”正说明“蜑”字的韵母也是“enɡ”，极有可能与广州话中“疍（dènɡ）”的发音完全相同！同时，“蜑”的本义是南方龙蛇之类的动物，引申义才是“南方夷”。在广州，明朝以前“蜑民”是有严格定义的。《永乐大典·广州府》载：“渔有二种。内海港汊千百渔者曰蜑，犹习衣冠，韩诗所谓马人龙户也。海外浩渺无边渔者曰卢亭，椎髻犊鼻而已，相传晋寇卢循之遗种也。”
“疍”的第二次演化才是由“蜑”演化为更为粗俗的“蛋”字，而“蛋”字的原义是“鸟卵为蛋”。明清史籍中较多写作“蛋”。于是，“疍”也就念成“蛋（dàn）”了，这是典型的以讹传讹的千古错案，以致后人完全忽略了瓯邓与疍民有关联的可能性。
四、小结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商周的“瓯邓”与后来的“疍民”存在某些紧密的联系，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社会生活的活动空间来看，“瓯邓”与“疍民”的地望是基本上重叠的。
第二，“瓯邓”与“疍民”的图腾崇拜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类似鳄鱼的龙蛇。
第三，从音韵学上看，“邓”与“疍”韵母是相同的，存在着同音相通的可能，在今天的广州话中，有一种读法就直接把“疍”念成“dènɡ”；由“疍”演化成“蜑”字时，“蜑”也仍发“dènɡ”音，“蜑”字进一步演化为“蛋”时才发“dàn”音。《辞海》“疍”条直接解释为“疍（dàn），亦作‘蜑’”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必须纠正的！
第四，从文献记载来看，“瓯邓”是“水行而山处”，“疍民”则“以舟楫为宅”，“或编蓬濒水而居”， 其历史发展轨迹是有案可循的。
至此，我们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瓯邓”就是生活在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疍民的始祖。在族群发展的千百年历史中，疍民经过不断迁徙，又不断加入其他族群的成分，形成了所处区域不同且人文特征各异的群体，这是任何民族、族群发展的必然规律。
来源：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省社科联联合征编出版的《岭南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