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玲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废除迁海令，颁布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随着这一鼓励政策的推行，中日商业贸易日益繁盛，直至晚清。何如璋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出使日本而作《使东杂咏》时，对繁荣的中日港口贸易仍有生动的描述：“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南京生》）广东临海，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地区之一，商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晚清时期，广东与日本的船舶商品贸易仍在频繁地进行着。黄遵宪对此有详细记载：
一望高高下下田，旱时瑞穗亦云连；归装要载良苗去，倘学黄婆种絮棉。其土宜稻，九州所产，时有输入广东者。闻有旱稻，近印度苦旱，移植颇宜。曾向故内务卿索取，今译其说曰：旱稻有粳三种，有糯五种。性宜腴沃，瘠土埆田，则宜培粪之。分苗插秧，深耕易耨，法与他种同。择地以英吉利人华氏所制寒暑针二十度以上为宜。播种于谷雨、立夏间。其收获也，早在九月，迟在十月。若六七十度热地，则春种夏收，岁可两熟。其地多雨，虽暑及百度可无伤。否则择卑湿处，久旱亦不至枯槁。凡三百步地，岁获一石四五斗，大熟可得七八斗。粳宜作饭，糯宜造饼云。余客日本，知其濒海多雨，其土又宜种植，故因山为田，梯级云上，亦不忧旱荒。古名瑞穗国，殆有由然。今谓种于旱地，宜择湿土，则如频年晋、豫之灾，虑亦无济于旱，若五岭以南，或者迁地能良也。他日归，当携购其种。即不得如占城之稻、印度之棉普利无穷，苟少有裨益，亦当传播耳。所愿有心农学者试验之。
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说，日本临海多雨，其土宜稻，“九州所产，时有输入广东者”，他甚至想到要购买稻种，在五岭以南推广种植，以益民生。说起来，广东省的广州市又称“五羊城”，简称“穗”，向来重视稻米种植。据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载：
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日，愿此阆阑，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今坡山有五仙观，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弯势若抵触者，大小相交，毛质斑驳。观者一一摩挲，手迹莹然，诸番往往膜拜之。薰以沉水，有烟气自窍穴中出，若石津润而生云也。
粮食贸易只是广东与日本港口船舶贸易的一部分。关于广东与日本的贸易状况，《日本国志》卷二十《食货六·商务》还有补充，曰：“古无商贾，第以有易无而已。至显宗时铸造银钱。商业盖权舆于此。自通使大唐，唐物麇聚，特于太宰府设唐物使一官，舶至则遣藏人检查货物，命出纳司辨给价值。其珍异之品朝廷或以献上皇，然卒以天主教倡乱，悉绝互市。并禁造大舶。禁帆用三桅，漕船外不得过五百石，著为永例。外舶抵港不许上陆，而国民出海虽遭风难。民归亦处斩。二百余年兢兢墨守。专以锁港为国是，终德川氏之世，惟长崎开港，许中国与和兰通商而已。当时输入之货绵糖、绸缎、书具、文籍为多，输出之货铜为大宗，余则昆布、鳆鱼及铜、漆、杂器耳。”书具和文籍是清代广东与日本船舶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日人甚喜购书，为世界上出名之一事”，这也促进了中日书籍交流。广东与日本的港口商贸往来频繁，这一形势无疑可推动中日汉籍交流。尤其是在晚清时期日本推行明治维新，西学盛行而汉学衰落，汉籍受到空前冷落的背景下，中日港口城市的船舶贸易对汉籍的交流和汉文化的传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港口船舶贸易是清代中日书籍交流的重要途径，在探讨汉籍及汉文化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时，广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晚清广东船务与中日文化交流
广东作为沿海大省，港口船舶贸易向来较为发达，而船舶的制造，也相应地处于领先地位。《广东新语》卷二曰：“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卷十八曰：“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蛋家。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迎，男歌胜则夺女过舟。其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鱼大而蚬小，故姊曰鱼而妹曰蚬云。蛋人善没水，每持刀槊水中与巨鱼斗，见大鱼在岩穴中，或与之嬉戏，抚摩鳞鬣，俟大鱼口张，以长绳系钩，钩两腮。牵之而出。”20批留欧学生中，在甲午战争前结业回国的，不到200名。福建船政局第一批留欧学生35名，第二批10名，第三批33名。从这些留欧学生的专业来看，在1866—1895年间，学习工科军用方面，即造舰和驾驶的人数最多，分别为15人和22人。船政局派出的首届毕业回国留学生，除了16名在局供职外，其他被各省机器局和矿场罗致，其中，广东船厂就有福建船政局留学生任职的记录。到了近代，广东的船业和教育等都随着船舶贸易的发展得到更为广阔的传播。在服部源次郎的《一个商人的支那之旅》里，有关于广东船舶贸易、居民、教育等方面的生动记录：
五月七日，朝五时，从香港向广东出发，上午九时，船溯幅员二里之珠江而行，有大大的十条街道的石岛，在岛上还不时可见炮台。正午，入黄埔，在河之南的日清汽船码头停靠。广东的船型特别有趣，有三四层的，比香港的驳船要大，船内既有祭坛也有牌位，有狗也有猫，船内也养鸡，哎呀，果然是祖先代代在水上生活的……主船里，有小蒸汽船侧腹系着拖曳前行。舢板被称为“夫拉瓦波多”（音译），很漂亮。尤其特别的是船头全是妇女与少女，因为实行男性禁止。（看到这些）我们觉得新奇高兴是自然的。船内的装饰布置很周全，一面还挂着照片之类的。不可思议的还有车船。船的后部摆舵处有一个很大的水车。数人踏车，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踩水而进，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已是最先进的机械船了。广东是水军大本营，水运发达。据说没有户籍而生活在水上者，广东就有十五万人。中国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大国。日清汽船的汽艇就在叫“沙面”的居留地着陆。在海岸边榕树茂盛葱郁的大道上漫步，海上花船的黑脸女子频频打招呼，（我）碰到了去广东小学校的校长柏森功先生，他是去年五月从台湾来的，夫人作为训导也与他一起致力于学校教育工作，学生两个年级有二十一名，通常六年后就转到日本内地的学校去……
广东……大正十二年度贸易输入七千七百一十四万两，输出七千零八十一万两，输入棉丝布八百五十万两，砂糖、石油各三百万两，海产百三十五万，输出生丝、绢布五千万两，其他还有花莛、爆竹、烟草、药材等。
大庭修教授在研究江户时代的中日商船带来的书籍传播时也指出：日本方面的输入品，有生丝、织物、药材、砂糖、矿物、染料、涂料、皮革、唐纸、书籍等，其中织物和药材是尤为重要的输入商品。可见从江户时代一直到近代，广东与日本的港口船舶贸易状况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服部源次郎继续观察着当时的广东：
广东省是南中国最大的需求地……教育尤其发达，很早就已经讴歌民主主义……五月八日，早上十点在领事代理有久直忠的带领下，去了广东大学。昨天是国耻纪念日，一万名学生在集会，进行慷慨悲愤的演说，从正门到讲堂，挂着孙文的影像和昨日干部委员会的身姿。教授理学士费鸿年走来，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我们）在二楼的接待室短暂交谈，（他说）本大学去年十二月才逐渐成为大学。由于以前的关系，这里小学、中学一应俱全，全部学生有一千五百人，实行预科二年本科三年制，英美教师较多。图书馆前面的两棵槟榔树比图书馆还高，长得很茂盛。校舍规模虽然不大，有三百坪左右的晴雨天体操场和体育馆两栋。是相当古老的学校，属广东政府国营的学校，每年经费额度达七十万圆。广东的教育状况是，中学程度以上的学校有五十七所，教师四百零四名，学生七千一百六十九名，这方面的经费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万圆。博士所需的《四库全书》是三千七百卷的大著作，据说广东也有。
这些对当今研究近代广东经济、教育等，都是不可轻视的史料。这些资料出自一位日本商人之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清代到近代广东与日本港口船舶贸易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船舶贸易中的汉籍传播
说到中日汉籍交流，不得不说到大庭修教授的成果。大庭修教授几十年来致力于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在汉籍交流方面，他指出：清朝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文元年，1661），清政府为诛灭郑氏而发布迁界令，禁止一切船舶出海，使得临海五省，即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居民不能与郑氏进行交易。结果，除了个别官方默许的购铜船偶尔出洋外，海外贸易深受影响。直到二十四年后，即康熙二十三年（日本贞享元年，1684），清廷才因前年郑氏的降服而撤销了迁界令，代之以展海令，但此前对东渡唐船是加以限制的。从康熙二十四年（日本贞享二年，1685）起，来航唐船的数量急剧增加。江户时代著名的出港地有山东、南京、舟山、普陀山、宁波、台州、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台湾、沙埕、安海、潮州、广东、高州、海南（广东省）等。来自福建、广东的船被统称为“中奥船”。
在日本元禄元年（1688）入港的193艘唐船中，有广东船17艘、潮州船6艘、高州船4艘。来日唐船的起锚港的分布状况为福建省86艘、浙江省40艘、广东省30艘、江苏省23艘、南方地区14艘。值得注意的是，商船的出发地并不等于其船籍，比如，有宁波船先往广东高州，后自高州来日，故称为高州船。类似的事例在《华夷变态》中屡见不鲜。因此，对广东商船数量的统计，并不是绝对准确的。
据大庭修教授的调查统计，随着商船贸易输入日本的广东方志的年代和数量分别为：
元禄十四年（1701，康熙四十年）：一部，《廉州县志》；享保六年（1721，康熙六十年）：一部，《广东通志》；享保十年（1725，雍正三年）：两部，《潮州府志》《平远县志》；享保十一年（1726，雍正四年）：三部，如《顺德县志》；享保十三年（1728，雍正六年）：三部，如《翁源县志》；享保十六年（1731，雍正九年）：一部，《惠州府志》；享保十七年（1732，雍正十年）：八部，如《南海县志》；享保十八年（1733，雍正十一年）：三部，如《番禺县志》《东莞县志》；宽政八年（1796，嘉庆元年）：一部，《新兴县志》；文化三年（1806，嘉庆十一年）：十二部，如《增城县志》《新会县志》《三水县志》《仁化县志》《英德县志》《博罗县志》《龙川县志》《揭阳县志》《海阳县志》《吴川县志》《灵山县志》等；文化四年（1807，嘉庆十二年）：一部，
地方志的大量输出，与船舶商业贸易发展和当时地方志比较容易购得有关。虽然在清代，尤其晚清，广东与日本的船舶来往以货品贩卖为主，又由于明治维新之后汉学衰退而西学兴盛，对汉籍的需求大为减少，甚至达到日本人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原来珍藏的一些汉籍的地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汉籍交流并未随着明治维新而消失，它依然是广东的港口城市与日本长崎等地贸易的一部分，只是比重和交流的方向有了很大改变。原来，汉籍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且日本儒学家对汉籍渴慕不已，不惜重金购买。后来，由于日本人崇尚西学而弃汉学，将其所藏汉籍低价出售，部分汉籍珍本倒流回中国。对此，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有相关记载：
五经高阁竟如删，太学诸生守兔园。犹有穷儒衣逢掖，著书扫叶老名山。
学校诸书，自西学外，日本书有舆地学，有史学；中学则唐宋八家文、《通鉴揽要》《二十一史约编》，而五经、四子，皆束之高阁矣。从《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维新以来，广事外交，日重西法，于是又斥汉学为无用，有昌言废之者。虽当路诸公知其不可，而汉学之士多潦倒摈弃，卒不得志。夫日本之传汉学也如此其久，其习汉学也如此其盛，而近日几几欲废之。复见夫西人之枪炮如此、轮船如此。闻其国富强又如此，则益以汉学者流为支离无足用，于是有废之之心。”对于明治时期汉学的衰退，张伯伟教授在研究清诗话东传日本时也意识到了。他说：“以文学和学术而言，到了明治时期，欧美文学的势力不断加强。时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汉诗风气也日趋式微。”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驻日公使黎庶昌才得以辑成《古逸丛书》，将许多汉籍珍本传回国内；杨守敬也才得以购买汉籍，包括部分国内已经失传了的贵重书籍，整理回国，成《日本访书志》：
铁壁能逃劫火烧，金绳几缚锦囊苞。彩鸾《诗韵》《公羊传》，颇有唐人手笔钞。佛寺多以石室铁壁藏经，秘笈珍本，亦赖之以存。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争出以易货。连樯捆载。贩之羊城。余到东京时，既稍加珍重。然唐钞宋刻，时复邂逅相遇。及杨惺吾广文来，余语以此事，并属其广为搜辑，黎莼斋星使因有《古逸丛书》之举，此后则购取甚难矣。
幸而，“明治十二三年，朝廷又念汉学有益于世道，有益于风俗，于时有倡‘斯文会’者，专以崇汉学为主。开会之日，亲王大臣咸与其席，来会者凡数千人”。另外，清代诗歌在日本明治时期颇受重视，也是值得注目的一个现象：“在他（山本北山，1752—1812）以后，不少汉诗人却学清诗，特别是学袁枚（1716—1797），当时日本人读明诗或者清诗的目的，不只是欣赏。而且要学着做，从而使自己的诗提高。”另外，关于明治时期日本崇尚、学习清诗的情况，拙文《广东诗人与清诗东渐——从明治文献出发的考察》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此不重复。
除了清代诗作在日本明治时较受欢迎之外，中日之间汉籍的东传和回流，是一项颇为艰巨的课题，其中涉及的，不仅有清代的港口船舶贸易，还有战争的因素。战争中，许多汉籍流失海外，严绍瑶教授曾对此做过初步统计，兹不赘述。关于清代，尤其是在晚清广东与日本的港口船舶贸易中，有多少汉籍流传；在商品贸易中，汉籍有多少是作为礼物赠品而传到日本的；现存于日本各大藏书机构中的关于广东经济、教育、文学、历史等的丰富汉籍中，有多少是通过清代船舶贸易而传出去的等，仍有待日后继续探索。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清代几部汉籍，聊作管窥：地志类：《广东图说九十二卷》《广东图二十三卷》，清·瑞麟、李福泰辑，清刊本，共21册；《广东广西舆地全图》，清·张人骏编，光绪二十三年，石印本，共2册；《广东海图说一卷》，清·张之洞撰，光绪十五年，广东广雅书局刊；《广东舆图十二卷》，清·蒋伊等撰，康熙二十四年刊本。
文学类：《广东文选二十一卷》，清·屈大均编，清刊本，共20册；《广东文选四十卷》，清·屈大均编，康熙二十六年序刊本。
考古类：《广东考古辑要四十六卷》，清·周广等辑，光绪十九年刊本。
课艺类：《广东试牍卷七》，佚名，清刊本。
经济类：《广东财政说明书十六卷》，宣统二年铅印。
诗文类：《诗韵集成十卷》，清·余照撰，咸丰元年刊；《广州游览小志一卷》，清·王士祯撰。
港口船舶贸易活动，不仅维系了汉籍东西交流，也带动了中日诗人、文人的来往，这些交际又是推动汉籍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明治时期冈千仞乘船游历中国，写下了不少旅行记与汉诗，记载了他与中国文人、诗人的交流，其中就不乏广东雅士：“广东何璞山、黄公度，香港王紫诠，皆与先生（笔者按：此指冈千仞）交深。”在与广东友人的交往中，冈千仞获得了一些赠书，而这正是中日汉籍交流的一个重要现象：“余求书志纪风土者。广濑姓寄《羊城抄古》六卷，曰搜索书肆，仅得此书。乃柬希道，借纪广东风土书，寄致《广东通志》。余以谓所借，作书答谢。希道答曰：”分家藏书，赠呈左右。‘余深感厚义。“诸如此类在中日人际交往中出现的书籍交流，也值得研究。
三、小结
关于江户时期和明治时期日本对汉籍和中国文学的态度与接受概况，清水茂教授也做过考察：“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是日本所谓江户时代。这一时代接受中国文学的情况，从诗文到白话小说，是很全面的。江户时代以前，就日本来说，中国文学是唯一的外国文学（朝鲜士大夫文学也是汉文、汉诗）。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文学已经不是日本唯一的外国文学，而成为与欧美文学等并列的外国文学之一。但在传统上，文人们关于中国文学的素养依然很深。”清水茂教授举了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的汉诗文为例。另外，“明治的日本汉诗人搜集清诗别集，也很流行”。这是清代及近代中日汉籍交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所记载的汉籍来看，日本接受汉籍初以儒家经典为主，诗文则相对较少。而到了明治时代，清诗的交流颇为繁荣。从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汉诗人石川鸿斋身上，可看出这一点：
石川鸿斋，吉田人，家世为商，鸿斋不屑为利，专意于学，盖其所用力，专在诗文，而练磨刻厉，技大进。遂擅名于乡邑，后来，在东京以著述为业。鸿斋出入清使馆。与公使何如璋及随员张斯桂、沈文荧等诸人，俱相款洽。
明治汉学家、诗人石川鸿斋与清代诗人的唱和，是汉籍（此特指诗文方面的）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仍受欢迎的一个例证。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明治时期涌现了一批汉诗人。他们熟悉中国文化，汉文造诣较深，有的除了研读儒家经典之外，还在教育机构中担任教职，从事汉文学、文化的教学、传播工作，比如奥平谦辅（1840—1876）、大须履贺（1841—1912）、土屋弘（1814—1926）、竹添光鸿（1842—1917）、田边为三郎（1865—1931）等。“在以‘脱亚入欧’为时尚的近代日本，强大的西学潮流将汉学逐渐挤出主流圈，儒学教养及汉诗文技能等也随之处于弱势地位。但它作为一种底（暗）流，仍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清代也是和刻汉籍西传中国的全盛期，其中较著名的例子是《吾妻镜》的西传。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有诗曰：“纪事只闻《筹海志》，征文空诵送僧诗。未曾遍读《吾妻镜》，惭付和歌唱《竹枝》。”朱彝尊收藏此书，并有《吾妻镜跋》一文，“此书与其后的《七经孟子考文》《古文孝经孔氏传》一样，大概由江南海商携入中土”。因此，清代的中日汉籍交流在沿海城市的船舶商贸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虽然汉籍交流已不复昔日繁荣，但有识之士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古典知识是学问的基基础所在，所欲研究日本，必先熟悉中国。”清代汉籍交流对日本近代的中国学研究的生存与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来源：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省社科联联合征编出版的《岭南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