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飞
黄埔军校在创办时，为了与以往的军队在军服上有所区别，特别设计了自己的军服。
一、新军服在开学典礼上露“芳容”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正式入驻广州黄埔岛。6月16日，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当日，孙中山、胡汉民以及滇桂湘军等军事首领都来到黄埔岛，出席军校的开学典礼。
在开学典礼上，学校的教官和学生穿上了最新式的军装。黄埔军校筹备员、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回忆道：“学校中级官以上的官长，均整列在对头，一律戎装皮背带、挎刀、打脚绊，却是换了一种气象，却是最新式的服装，以视来的老军官、旧装束，我们实足自豪，个个精神饱满，意气冲天。”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第一期部分川籍学生在广州合影，他们穿的就是黄埔军服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的照片。左边的军人为滇桂粤军官，右边有部分是黄埔军校人员，军服有所区别。
时隔90年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照片一睹当日的新式军服。其中一张是孙中山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黄埔军校军官的合影，另一张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川籍学生在当日的合影。学生穿着与黄埔军校教官同一式样的浅色军装、打绑腿。据王柏龄的回忆，给学生设计的是灰色军装，黄色军装价高，只做外出服，当时因经费等问题，开学典礼时学生应只做了灰色军装。
从照片中看，黄埔军装与滇桂粤等军装相比，有自己特别之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黄埔教官(学生)
领子：翻领。肩章：无。上衣口袋：外袋。臂章：位于左上臂。胸前扣子：5粒。军帽：帽徽较高。
滇桂粤等军官
领子：立领。肩章：竖肩章。上衣口袋：内袋。臂章：无。胸前扣子：7粒。军帽：帽徽较低
二、试图在国外军服式样基础上有所突破
王柏龄写于1938年的回忆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参与黄埔军服设计的情况。
“军服为章身之具，其式样一要庄严，二要战斗便利，三要经济。从其式样说，中国自来效法日本，然而日本初学法(国)，继效德(国)，又有他的本来习尚，哪里适于我国体格呢?今既要革军阀的命，那就要另定一种制服。……于是选世界最时新的式子，来做他的特点。(1)翻领风纪扣子只一个，其理由对于喉管卫生，俯仰自由，若高则头不可俯，故领后高而领前只三分。(2)外袋，日本式的内袋在战斗场极不合用，不能装多物件，故取四个外袋。(3)七扣，日本式只五个，因为他们人短衣短，五个够了，我们似乎不够。且他现在要改作七个，也是无法子改的，因为他几百万的军服，若改扣子，就不能不统统作废。(4)外皮带，日本平时刀带在内，战时外面系皮带。但多少人不晓得，我就采取简单化，时用外刀袋，且刀只在仪式时用，战场上现在用不着它了。(5)脚绊(注：皮制，起绑腿作用)，在欧战后用靴子的很少，军官都用黄色的皮脚绊和黄皮鞋，用黑色的还是因习了日本的旧习惯。(6)颜色，日本军服是用黄的，他预想的战场，在中国北部;我们革命的战场，是要从南方到北方，南方野外是绿的，北方郊原是黄的，故我采取了黄绿色。学生采取了灰色(黄的价高只作外出衣)。这军衣暂时决定了。我先找中国裁缝做，他不来，最后还是到沙面在日本洋服店里，才能如图样的制作。最初蒋先生、我、王登云做了三套。蒋先生的外刀袋还是这日本店送的。以后，这三套军衣，就做了样子，大家学缝，遂成了今日的制服。”
“帽子我最理想的是笠，因为它既能遮雨，又能避阳。其缺点是太大，如能研究用机械可以放大缩小，这就再好没有了。但是尚未研究出。比较能遮阳避热保护小脑的，要算‘海里买特’俗说拿破仑式子，就是今日的钢帽子的样子，于是画出图来要用，结果总理不赞成，理由是散兵伏在地上射击，对脑后妨碍。我于是又取一种漂亮式子的军帽，就是帽徽这里甚高甚高、帽后甚低甚低，戴起来非常轩昂，也同向来用的不同。遂又决定了。它的缺点，对小脑直射日光，无法保护，何况更是广东的太阳呢。”
从这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出王柏龄参与设计的军服，主要试图在日本式样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即翻领，领后高而领前低，扣子一个;改内袋为四个外袋;改五个扣子为七个(实际仍为五个);刀袋只在仪式上用，战时不用;军官都用黄色的皮脚绊以及黄皮鞋。另外，黄埔军服以臂章替代竖式肩章来作为军衔的标志。
三、毕业或因事离校须照数缴还军服
随着黄埔军校的发展，军服也慢慢规范化。1924年10月26日，军校下达整齐服装令。据目前所看到的史料，最迟于1927年，黄埔军校已经有了详细的军服发放管理细则。
军校明确规定了入伍生和军官生领取服装的种类和数量。黄埔军校从第三期开始，将军校学生的学习阶段划分为入伍生教育和军官生教育两个阶段。
入伍生部则于1925年9月设立，方鼎英任部长。入伍生训练的目的，在于灌输军事学的基本理论，养成恪守党纪、军纪的习性并陶冶其品德，锻炼其品格，领悟军营生活及各种勤务，以奠立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基础，为军校的预备教育。
入伍生期满后，进行升学考试，考试合格的学生升为军官生。入伍生和军官生都能领到灰军服和白衬衣等物品，但黄军服和胶底鞋则要到军官生教育阶段才能领到。
在这些物品当中，军帽、黄斜军服、单灰军服、白衬衣、卫生衣、军毯、皮带、被单、布枕、蚊帐、炒米袋、雨帽罩、胶雨衣、水壶、饭盒、脸盆、包袱、铜古帽、黄绑腿、灰绑腿、线绑腿等属于贷与品。贷与品是指受领人只能使用而不能自由处置，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使用，毕业或因事离校须照数缴还，有损失应负赔偿责任。
四、黄埔军服最初全部在上海置办
黄埔军校的军服主要由哪里制作呢?虽然蒋介石、王柏龄和王登云的三套军服是在广州沙面日本洋服店中订做，但黄埔学生的制服却并非出自那里，他们的服装采办地最初是上海，因为上海的价格要低于广州，办理人是陈果夫。
据陈果夫的回忆：“民国十三年，我住在上海养病，大约九、十月间，黄埔军官学校蒋校长从广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命我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因为当时广东的风气不好，物价既贵，学校的经费又困难，所以要在上海采办。的确，上海的东西连运费在内，要比广州当地采办的便宜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价格，第一批东西，系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衬衣等，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
当然，从上海运到广州，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过一番波折之后，陈果夫才摸清了其中的门道，找到了一家可靠的公司，将这一批服装全部运到广州。这就为此后将在上海置办的军服运到广州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陈果夫回忆道：“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
由陈果夫于上海代办军校学生军服不过是黄埔军校初创时的权宜之计。随着黄埔军校的运转的正规化，以及学校人数的扩充等因素，购置军服一事也逐渐规范和制度化。
1926年4月14日，黄埔军校在《广州民国日报》发布启事：“本校须购办黄斜纹布军服、军帽、绑腿、黑布袜、麻鞋、草鞋、行军锅灶等件，茲订定投标章程并留有标样，有意承办者，请于本月十七日以前来岭南码头本校驻省办事处取阅章程可也。特此布闻。”
1926年10月6日，黄埔军校又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登了投标广告，投标品名包括学生灰军服六千套、学生灰军帽三千顶、学生草青布单军服三千套等。
五、黄埔校军曾以红颈带为标识
红颈带(也称红领巾、红巾)的出现始于1925年2月黄埔校军的第一次东征。为了讨伐陈炯明军队，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期学生步兵总队、炮兵营、工兵队、辎重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校军，参加东征。黄埔校军一律以红颈带为标识，以示与陈炯明军队的区别。
同时，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为了使当地老百姓认清黄埔军校军队与陈炯明军队的不同，特意印发传单强调：“我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来了!我们的记号是颈系红巾，军装齐整，衣领是翻领。我们是保护人民的，决不和陈军一样抽捐收税……”
“本校官佐士兵之徽识，除颈系红巾，军装整齐外，上衣均系翻领，深恐不消军人土匪等，假冒照耀，希各界人士留意分辨，是为至盼!”
黄埔军在第一次东征时取得的声望也给红颈带带来了荣耀。红颈带迅速在黄埔军校和其他军队中得到了推广。
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戴着红颈带在广州参加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给一位亲历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5年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1925年5月13日，廖仲恺、许崇智、汪精卫、朱培德、蒋介石、苏联顾问加仑等在汕头召开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的会议。会议规定，所有进军广州的部队一律以红领巾为标志，以区别于叛军。
然而，在成功击败滇桂军后，部分脖系红颈带的粤军在广州城杀戮抢劫，红颈带的荣耀也就被毁于一旦。1925年6月1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各部队取消红颈带。但是，红颈带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的部队依然脖系红颈带作为标识。
来源：《羊城晚报》（2017年8月26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