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为萧友梅。
另外还有一些大学或比较有名的中学也都有一些小型的乐队。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后来的燕京大学都有自己的乐队，清华的乐队尤其好，在三十年代以后，清华的乐队能够演奏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演奏贝多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资中筠先生在40年代末是读燕京的，后来从燕京转到清华，她在清华的时期就演奏过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担任钢琴主奏。资先生的钢琴弹得很好，资家姐妹都有艺术细胞，她的妹妹资华筠是舞蹈家，小妹资民筠是搞比较艺术科研的。以当时的水平而言，资先生能够在管弦乐队的协奏下主奏这样的大型乐曲，在民国时期是很了不起的。
民国时期也整理了很多古琴曲，管平湖，查阜西、溥雪斋这些人都是30年代到50年代的古琴大家，溥雪斋是著名画家，也是古琴大家，他在“文革”中带着小女儿和一张心爱的古琴出走了，不知所终，有人说是往清西陵方向走了，有人说饿死在半道上了，一直到今天溥雪斋究竟死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当时他们这些人恢复了很多古曲，像广陵派，虞山派，都有发展，整理了很多古曲。
从对西洋音乐的接受，当时北京虽然远不及上海，但并不很保守，很多东西能够兼收并蓄。当时北京有7架大的管风琴，管风琴很了不起，是一种大型的键盘乐器，这7架管风琴有6架都在教堂里，而另一部非常好的管风琴则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协和医院也有自己的乐队。据说今天这部管风琴还在协和医院的库房里，恐怕已经早就不能用了。我们知道的北京耆旧夏仁虎(枝巢)先生，他的儿子夏承楹的婚礼就是在协和医院礼堂里举行的，儿媳就是写过《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夏仁虎虽然是中式的耆旧，但他的儿子、儿媳的婚礼却很洋派，这个婚礼上曾经演奏过大型的音乐会，由钢琴家老志诚来弹奏管风琴，关紫翔演奏小提琴，雷振邦演奏大提琴———在那个年代是北京最好的音乐家和音乐演奏家了。
西洋音乐的拓荒者
说起民国时期的音乐家，今天大概只有85岁以上的人才知道有个老志诚，可是我从小就常常听他的名字，我父亲常和我提老志诚的钢琴弹得好。有一次我和启功先生偶然聊到老志城，启先生还没说话，向我伸出个大拇指。老志诚是钢琴家，也会作曲，他写的《牧童之乐》是将西洋的钢琴乐曲和民族音乐的完美结合。可以说，他是旧中国、旧北京钢琴音乐的拓荒者和启蒙人。老志诚还是第一个为王洛宾蒐集的新疆乐曲编写合唱并配以钢琴伴奏，并推荐到北京的。老志诚是广东顺德人，清末民初广东那边从南洋过来的音乐家很多。他后来一直生活在北京，一直活到2006年，但遗憾的是，50年代以后，老志诚的名字就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了。
关紫翔也是一个西洋音乐的拓荒者。关紫翔民国初年就拉小提琴，小提琴拉得相当好。老志诚是广东人，而关紫翔和雷振邦却都是北京人，而且还都是旗人。雷振邦是留学日本学习音乐的，也受到日本音乐的影响，曾经在满洲映画工作过。五十年代很多电影都是雷振邦作曲的，像《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做的。雷振邦也会拉胡琴，也喜欢京戏。那时有很多会拉小提琴的也会拉胡琴，会拉二胡的也会拉京胡，因为都是弦乐嘛，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的堂兄杨宝忠，杨宝忠还曾举行过小提琴演奏会，但是他的专业是拉京胡。那时常说到杨宝森的“三绝”———即杨宝森的唱，杭子和的鼓和杨宝忠的胡琴。在当时，也有人认为杨宝忠的胡琴是洋胡琴，颇有微词，说他拉小提琴有拉京胡的味儿，拉京胡有小提琴的味儿，因此也有人排斥他，戏称为“化学胡琴”，这当然是玩笑话，但说明这两件迥然不同的乐器也有着交融和贯通。
还有一个音乐家一生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他就是江文也。这个人我见过很多次。江文也在台湾淡水出生，台湾长大，在日本学习音乐。他是1938年到北京的，因为1938年正是北京沦陷时期，所以有人说他是“汉奸音乐家”。他的《台湾舞曲》和《钢琴断章小品》分别在1934年和1936年在国际上获奖。可以说是中国在西洋获奖很早的音乐家。在今天，中国人的西洋音乐在国际上获奖并不新鲜，但在那个时代，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50年代与江文也的儿子江小工是同学，他家好像住在钱粮胡同，江小工常上我家来玩儿，我也常去他家，当时他家住的一个小院的几间北房里。江文也一生很坎坷，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1945年就曾以汉奸罪名入狱，1957年又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我见到江文也的印象是，一看就是艺术家，很帅、很漂亮，长得清瞿而文雅，头发略长，但不是像现在的许多音乐家那种长头发。他不但创作过《台湾舞曲》，也创作过很多其他乐曲。江文也的一生几乎大部分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直到晚年才得到平反，他在最后的时光里还创作了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声》交响曲。今天不要说圈外人，就是圈内知道江文也这个名字的人也不多。和他同时还有一些音乐家，这些人不是像聂耳、冼星海、贺绿汀他们是激进的或是解放区培养出来的，而是活跃在民国时代的城市，因此后来很少有人知道。
我听音乐的经历和记忆
那时北京没有音乐学院，只是在艺专有音乐系。也没有正规的乐队和乐团，听音乐会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大学、中学、基督教青年会(就是在今天的米市大街协和医院门诊楼的位置)；还有一些像是刚才我说到的协和医院、邮电、铁路、海关这些比较大的部门和机关的乐队。营业性的音乐会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很少。1949年以后，对外交流比较多了，所以能够听到较多的音乐会，但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乐团。一般来说，能到中国来演出的比较好的乐团是前东德的和苏联的。我小时候听的很多音乐会基本上是这些国家的乐团。我在“文革”前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是1966年的4月，是在二七剧场的一个来访的弦乐四重奏，演奏的是海顿的和舒曼的室内乐，这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场外国音乐会，听众并不是很多。从那以后一直到“文革”中，就没有再听到过西洋古典音乐。七十年代中，小泽征尔来了，我还记得弄不到票，当时也没有电视机，我是在朋友家自己攒的示波器上看的现场演出，屏幕只有五英寸，整个画面都是蓝绿色的。
“文革”前我曾买过很多唱片。我西洋音乐的启蒙应该提到一个人，我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就是原来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信。刘鸿生的儿子很多，刘念信是其中之一。刘念信的夫人陈小曼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那时他们住在东城的八面槽烧酒胡同。他们有很多密纹唱片，也就是33转的唱片，在那时候就已经很高级了。我和父母常去他们家听唱片，听过很多外国音乐，包括莫扎特的《圣母颂》和贝多芬的三、五、六、九交响乐，一直到德彪西的《云》、《大海》。也包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格里格的等等。后来我家自己也买了个叫“电转”(就是电唱机)，也是四速的。四速是四个速度，从前我们的唱机是手摇的，就一个速度，只能听78转的。前面我提到那些京剧演员的唱片，全部都是胶木的78转，就是每分钟能转78圈，转速越小的唱片容量可以越大，延续的时间越长，于是后来就有了45转、33转甚至是16转的，叫做密纹唱片。45转和16转的不多，不是特别流行，苏俄没有，只有东德有，不是很普及。比较普及的则是33转的，当时只有在外文书店才能买到。
我那时几乎每周六的下午都去外文书店“买”唱片，说是“买”，不如说是听，一个下午能听很多世界名曲，但是光听也不能不买啊，但是那时候唱片很贵，一张唱片五六块钱，那时一个人的工资才多少钱？所以最多也就买一张。但是你可以在那儿换着听一个下午。那里的店员都会点外语，也懂点音乐，他们会不厌其烦地为你拿不同的音乐唱片试听。多数是不等听完就再换一张，假装是很懂行地听听它的音色、音质，其实就是在那里听不花钱的音乐。一张33转的唱片可以在20分钟到25分钟之间，要是78转的最多三四分钟就听完了，同样大小的，转速不同，时间也就大相径庭了。那时候我常在八面槽的外文书店听唱片，当然也买了不少唱片，回到家里再仔细听，一直到“文革”中。因为家里没有受什么太大的冲击，就是“文革”中，我还偷偷地在听这些古典音乐的密纹唱片。电唱机自身没有扬声器，扬声器是通过一根线接在收音机上，扬声器就是喇叭，是通过收音机放送出来的。收音机上的扬声器是可以调控的，声音可大可小，我会把音量调到非常非常小，生怕外面听见。这些唱片我在“文革”中还都保留着，但后来也都没有了。甚至在“文革”前夕我还从委托店、信托商行买过人家处理的成包的唱片，那就要便宜多了，我曾经花10块钱买了10张外国出品的密纹唱片，相当于1块钱一张，其中包括海顿的交响诗，还有舒曼的一些弦乐四重奏，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也有威尔第的两张歌剧，真是觉得太值了。
五十年代一些西洋音乐开始在中国比较普及了，后来成立了中央乐团，当时在中央乐团演奏小提琴的有杨秉荪，韦贤章等，上海有李明强，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女钢琴家顾圣婴，“文革”中自杀了。他们的钢琴、小提琴演奏也都灌过唱片。那时中国同样可以出质量很好的密纹唱片，是中国唱片公司出品，有西洋音乐的，也有京剧的，但是大部分是音乐类的密纹唱片。我的《天鹅湖》就有两种，一种是莫斯科芭蕾舞团乐队演奏的，一种就是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奏的，是黎国荃指挥的。《天鹅湖》唱片的封面设计得很好，用的是油画作品。那时中国设计的唱片套很有特色，尤其是民族音乐，很有自己的风格，有一次见到黄苗子和郁风两位前辈，我还跟郁风阿姨提到她设计的唱片封套，我说：“那时候您还设计过唱片封套呢。”郁风阿姨想了半天，自己都不记得了，苗子先生猛然想起说：“你忘记了，我还记得，你想想自己还设计过什么东西没有？”郁风是搞美术设计的，曾设计过好几个唱片封面，非常漂亮清雅。那时包括一些民乐像《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等，也都出了密纹唱片。
口述：赵珩 采写：李昶伟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9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