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1895—1965年）教授是我国知名现代女诗人，岭南大学名教授，一生从事文博事业，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广东文史馆副馆长。本人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在岭南大学历史系工作时相熟。当时国民党兵败，把中山大学等有进步思想职工解聘，留位给南下的北方各大学教授安家，本人和吴尚时教授同时被解聘，吴氏应岭南大学李应林聘入岭南，准备开办地理系，故邀余入岭南当助教。当时学校人少，教师不多，故易熟识，冼教授当时已是老教授，但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我当时约20多岁，还在中大历史所念硕士研究生，故常有不少文史问题请教她，她也无问不答，故大家对她很尊敬，称为“冼子”，女同学称她“冼姑”（因她未结婚）。她相貌清丽喜人，穿着淡蓝色旗袍、布鞋，风度潇洒，仪表温雅，我们都称她是慈母式的导师。喜欢上她家清谈。她幽居于竹丛中的平房，但岭南的住宅是质量高的，设置合宜，几明窗静，红砖砌墙，不加批饰，自显其高档。约达100平方米，厅、房、厨、厕、晒洗衣小庭、周绕小园，一一具备，比容庚教授住九家村两层洋房略有愧色。对小伙子也招呼很好，名茶一杯，熏炉喷香，亟清幽之至，使人至此烦恼尽涤，和今天教授人家，品位自有不同。故谈诗论文，记忆至深，诚读书研讨之环境也。冼子喜与我们谈论，不是用严肃态度，而是谈笑风生，亦师亦母。心中至感温情感染，有空即约同学数人，带着问题，前来请教。
后美国加强岭南控制，也解聘思想进步教师，本人及金应熙等亦下放附中，又改聘美国及燕京南下教授，如在美请Brownnell（历史）、冯秉铨（物理）、庄泽宣（教育）、Frank（化学）、黄延毓（历史）、燕大容庚接李沧萍掌中文系主任，并李镜池、黄郁文等等，岭南校长易人由南下学人南开大学校长陈序经接任，吴尚时病逝，余中大研究院毕业后，受梁披云先生（梁灵光省长之兄）之聘远赴泉州，遂少往来，但暑期又返母校，纠集同窗，过访冼子了。
新中国成立后，则在文史会议上（如市文管会、广东省文史馆等）见面为多了。计岭南相处只二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处较长，达15年左右，与冼子论问谈诗亦至融洽。
兹谨把本人对冼子为人学问，所知、所受，试谈二则。
一、一本国际水平的佛学著作——《广东释道著述考》
这本著作是她死后多年，才在广东省文史馆送来的《冼玉清文集》一书中读到的。余好佛理，故承赠巨册，有暇勤读，初见其繁，但读下去越来越觉其精，此书非花数十年功夫，博览群书，精研考据，不能成此，实非勤治文史专家，难成此项课题，足胜国外学人著作，故定为国际水平著作。余读冼子如《广东之鉴藏家》《梁延楠著述录要》《粤东印谱考》等，已始其端。其晚年撰写本书，已有基础。国外汉学家所以成名，多执着研究一些著作，钻研特深，非国人所及，但资料、旁证不足，博览不如国人，故结论文多从推导而得，基本资料不多，故结论多有差误，未能如冼子之精新研制，掌握基本资料丰富，钻研谨慎，立论小心。故余认为冼子此书，已为国际先进水平之作，兹举例十二点言之。
1.本书述释家之作，最为丰富。唐代7家、宋代4家、元代2家、明代5家、清代76家、民国7家，附释家言39家，显明集中于清及民国。此亦正本书的特色，亦为真实价值所在，即岭南释家文献之丰富远比其他地区为突出，亦为最难收集的著作。明末、清初志士逃禅，多为饱学之士，加以义愤填膺，多寄望于宣传事业，以导时人及后人。为本书精华所在。故多为外地学者所少见并难见之作。直足补我国佛家著作空白，为今后国人及外国汉学家必备之参考书，足称国际水平之作的理由也。
2.校注精详，每一家言，考证版本，加以评述，其博览群书，斑斑可见。如释惠能《金刚经》释义二卷时，首写六祖简介，即集《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坛经》《指月录》《岭外名胜记》《五灯会元》《旧唐书·方伎传》《传灯录》《六祖缘起又记》阮元《广东通志·释老》等9种文献为据，既简而精。继全录慧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序，宋人天台罗适《后序》（元丰七年六月十日）、顺治癸巳夏五月钱塘邑弟子汤冀圣《重刻六祖金刚经解跋》，康熙丁未岁孟春钟秀奉佛弟子周克顺《重刻六祖金刚经解跋》，使读者得知金刚经经义概略及中心思想。亦“简而精”的考订学者高手之才也。
末以“谨案”而述禅宗的发展历史简况，介绍“花开五朵”的过程，总结禅宗的特点是“不须累世修行，不重大量布施，只要主观上觉悟，便可以成佛。”可见冼子对禅宗之学，并非如自言“对佛学亦无深入研究”之人，幸喜作者自言：“间亦加以按语，希望读者多为指正。”故余敢证冼子佛学是有深刻理解，尤其对禅宗，使其一生，能逃生、老、病、死诸苦，世人不解其独身不婚之原因，此或有启示欤!
3.版本厘订之慎。冼子对各书的名称及版本厘订，至为谨慎，一字之差，多一字和少一字之别，亦加厘定，可见冼子之精明，细心解译，亦非常人能及。如《六祖大师金刚经口诀》一卷，即谨按云“《宋史艺术志》著录作慧能撰《金刚经口诀》一卷。”“慧”通“惠”，此书已入日本《续藏经》本，书名与《宋志》同。即可为例。
《六祖坛经》二卷冼子作谨按云：“惟阮《通志》则著作录《六祖坛经》三条：既作唐惠能撰，复作唐释惠昕撰及唐释法海撰。查《坛经》是惠能说，法海录，可谓为惠能撰，亦可谓为法海撰。惠昕则将不分门品亦不分卷之法海本分为二卷十一门，直是改编。阮《广东通志》谓之撰、误。宋《志》谓之为注，亦误。惠听宋人，阮《广东通志》谓为唐人，且列在法海之前，尤误。”据此，可见冼子对版本之考证，亦胜于清代大儒阮元矣。冼子之学，惜未为世人所知，只知其为当代女诗人，以有与名儒陈寅恪教授相与唱和而更得显名于今世，硕学贤者反不见张。惜哉!
4.冼子立言，始于六祖，亦为对禅宗有深入研究的表现，世人以为南禅佛学，传入同为佛学传入之时，《楞严经》即在广州初译，此经即传禅学。但非广人著作，且亦非南禅之始。变梵为华，始于六祖，此冼子立言之严格选取，余甚同意。因汉岭南传小乘禅学（指安世高），广信牟子儒道兼顾，六朝以后，禅宗《金刚般若经》始译（陈时），达摩526年在西关西来初地上岸，歇脚王园寺（今光孝寺），始为初祖，以哲理为中心思想的禅宗始明于世。但立宗传世，重宗轻法为中国禅宗之祖者，六祖也。去一切繁琐苦行独修，研经渐进之道，予以废除。故此书以《广东释道著述考》为立名，至为确当。
5.冼子能突出南禅的地理分布特征，虽未明言受地理环境影响，而实已指出，试诠释如下。
冼子在谨按文字中，屡屡指出，如在《金刚经释义》中，综述一段，即引用9种著作取其精要合成，即引《旧唐书·方伎传》记六祖自言：“吾形貌短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又取《坛经》一段云：“‘汝何方人？’（指六祖）对曰：‘是岭南新州百姓。’祖言（指五祖）：‘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即五祖知唐代岭南地方宜为禅宗传道场地，即儒家文化封建势力在群众中未有强化力量，有利于禅宗“顿悟”思想的接受。冼子谨按时，写下：“禅宗在中国创始于北朝而盛于唐、宋，不仅影响宋代理学，并传到朝鲜、日本，但纯是中国佛教产物，其哲学与南朝玄学相适应，重视义理与理解。惠能为禅宗之真正创始人，不主张徒背诵佛经，而须体会佛经之精神。不须累世修行，不重大量布施，只要主观上觉悟，便可以成佛。”这是笔者所欣赏的。
冼子对《金刚经》及《坛经》的认识是准确的，深入的。与予在《新兴国恩寺志序》中所云：“祖（指五祖）促南归，嘱‘逢怀则止，遇会即藏’。今怀集六祖岩花岗岩石蛋地貌叠成，即云藏身之所。至四会而藏身猎户中，可见祖知岭南为六祖说法场地矣，意思一致。”而作者学地理出身，故只发挥《金刚经》偈言，申述冼子的思想，文称：“（偈言）指出朴素自然辩证法，意即世间一切事物各有演化规律，如露珠反映出来的景物，有生有灭；似露珠和闪电，有慢有快，主张顿悟，不必进行繁琐的仪式和背诵经文，这与岭南热带地理环境有关。一如印度禅境，冬无冰雪，花开四时，榕、菩提、贝多罗（即今鸡蛋花）繁生，物产丰腴，人民聪慧，故岭南文化兴盛之因，禅宗产生，只其一端耳。与北宗渐悟不同，着意创发新论，诚我国佛教史上一大进步。”这真和冼子思想是一致的。
6.冼子重点详述六祖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实有她的卓见。
冼子“惠能为禅宗真正的创始人”这一观点，亦深为作者所同意。唐武则天称为“顿教”已指出六祖“顿悟”为禅宗的宗旨。考禅宗的初祖达摩西来，在少林面壁九年，苦行专修，以达明心见性境界。二祖、三祖兼取《楞伽经》义理，潜修正果，少进行讲法活动，门徒不多，影响不大。四祖虽在黄梅立法门，广收徒弟，但仍主张修行苦练（如他六十年胁不至席的长坐修行），即六祖师父五祖仍说“修心”为本，但亦广收门徒，已轻“教”重“宗”（哲理），与群众接近，解决人生问题。故他一听六祖偈言，即授衣钵，并嘱南逃，以摆脱北方“渐悟”的潜修思想的北宗打击（指神秀一派）。思想的发展“顿悟”，指精神思维上的突然贯通，是“突变”的过程，虽立基于渐变，但累积至一定的时候，即可产生突变。这是合符唯物辩证观点的。“突变”表示思想上的跃进，行径上即为上升一层楼，即一个更高的阶段，故冼子认为六祖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作者是很同意的。也特别在南方苦行颂佛对传法有困难的情况下，以顿悟为主要宗旨致力于禅宗之发展。如七祖神会指出反对六祖神秀对修行的过分重视，五祖已指出神秀偈言是：“只到门前，尚未得入”的思想。故神会被视为东山法门（即五祖忍弘）的嫡传。北宗神秀一派日衰。冼子此语，是有深入研究和考虑才说出来的。
7.冼子认为禅宗至六祖而立，并影响日后儒学。亦为冼子禅学理解的精辟之见。
禅学在六朝时已有流行，但在修行上还以《楞枷经》为经典，故冼子说禅学其“哲学与南朝玄学相适应，重视义理与理解”。与道家“静坐养神、养本归真”修行相调协。传至六祖，他才提出“仁者心动”之说，即他的“见自本性”观念与《金刚经》偈言，完全符合，此亦六祖初听《金刚经》时的心态，出自人的清净自性的感受。
禅宗思想影响到后世儒学，亦见于冼子“谨案”文字之中，如说：“不仅影响宋代理学，并传到朝鲜、日本。”宋代理学当以周敦颐为首，“两程”继之，至朱熹而集大成。但陆九渊立“心学”与其对垒。宋代理学完成自我体系思想，对孔子未谈及的“自性”问题，即借用禅宗“心性”的观点是很自然的。直至明代岭南理学由此大昌，陈白沙之学即被称为“似禅非禅”（黄宗羲语），陈氏且效达摩面壁于石岩中静坐十年，云可悟出道之端倪。惜冼子未详言之。
8.冼子校对之余，每指斥学人之误。如对《南宗定是非论》一书的考释时，即直指出胡适的浮夸作风。冼子说：“有关南宗七祖神会之阐扬，钱谦益在其《杜工部集》卷十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注中，已详言之。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五《禅门师资承袭图》更将此问题提出，而胡适自矜为发千载之蒙，可谓诬妄之尤也。”
这一改正，苟未得如冼子受岭南学派学风之熏陶（即“田野调查、博览群书，
力求创新”之旨），则胡适之夸言，未能为人们指点出也。余尝闻父辈言，少年胡适在美留学已喜自夸，一次为求当留美同学会主席，即自报有领袖之仪表（昂躯七尺，五官端正，举止雅度等），身体壮健（满面红光，声音洪亮），加上才华出众（能眼看四面，耳听八方，有倚马千言之才和语言流利，指英文、北京话），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等，他日学成归国，当为清廷重用。暗示当日对手众望所归的理科同学竺可祯。意即指竺氏个子矮小，形象不佳，身体虚弱，难挑重任，一口浙江土语，难于交际等缺点。然事实上竺氏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科学院副院长，70多岁还能在天安门广场溜冰，而胡氏则早丧生异域了!
9.冼子详考明代德清著作实为对我国佛学研究一大功绩。憨山大师为我国著作最丰富之名僧之一，德清即憨山也。安徽全椒人。冼子引金声刻《憨大师华严纲要引》云：“片字落纸，不胫而走四方。著述殷盛，自佛灭以来未数有也。”冼子辑考即达52种。其中谈儒家著作多达4种，道家著作亦4种。故憨山实为儒化僧人，即六祖以后儒、道影响加深之禅宗。以儒家思想在唐代以后，即隨郡县建置，深入岭南各地，非南禅思想独力所能抵御了。如冼子考憨山《曹溪中兴录》中，即为南华寺僧先学《四书》，聘儒师冯昌历教授，三年有成始能披发。
他为宣扬佛教，即研他宗经典。如作《华严经纲要》八十卷、《华严法界镜》一卷等，即以此生。正如冼子指出华严宗情况云：“由唐中宗至武宗约一百七十年，为其流行时期，以后，一蹶不振。”她即引《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万历四十七年条云：“每念华严一宗将失传”等语，考注憨山心意，至足珍贵：其他如对《楞严经》的通俗解释之作，以利初学（据冼子引憨山自言此经“文词简奥、义理幽深”）；对《楞伽经》《金刚经》《法华经》（天台宗立宗本经，入宋不振）等均有通俗简明注释本著作。“对归依诸子，未入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发之。”（冼子引《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万历二十五年丁酉条）即以儒证佛之意，可见憨山又是儒僧，求振佛法之心，至为可嘉。
从冼子释家著述考中，如憨山不只佛学为主，即身体力行，即冼子考《曹溪中兴录》二卷时，即录出十则；祝以豳序云：“念曹溪末法之湮，而佛界之几为廛阓也。悉逐诸屠沽亡赖及所畜雏豚雁鹜之属。戒僧徒永断酒肉。”憨山还亲复建大殿。憨山为临济宗人，不想“六祖法道之衰，乃誓斥力救其倾颓”。使曹溪经八年经营中兴，1623年10月11日圆寂南华，称中兴禅僧，制肉身供奉。
余少年即闻学者说六祖、憨山为假肉身，即兵燹之灾，灭寺之灾，难以保存，真肉身坏后，重塑漆布假肉身以代替，使宝刹得存其誉。幸予有缘，于“文革”时，当船夫于武水，运屎于韶关市与干校（芙蓉山）之间，常过南华，礼六祖肉身，却已被红卫兵截穿大小洞于真身，于胁处大于人头，于头、背小如拳，洞见真身内结构。予即记之，曾刊《新兴国恩寺志序言》提及，今补其详。
六祖真身自颈至臀为一长方铁条（厚1厘米，宽3厘米）弯曲支持着，保护背部略弯形态。肋骨全部完整保存，各长约7至10厘米，由胫骨长计算，身高约1.6米，头骨仍存，与脊骨接合良好，未见切取痕迹，骨质仍坚固，不似假造，从骨骼长度比例调协看来，当是肉身，但形象似老人，与各记相合。外壳漆布护身，未似改制。
憨山肉身放于其侧（都在神桌之上），似移下二肉身一起来打破者。憨山头骨大，胫骨粗，即比六祖身材高大。当为外省人体质，与记为安徽人相当。肋骨亦长于六祖，亦全部保存良好，脊骨亦较粗，头脊相连呈自然状态，没有移改痕迹。高度按胫骨估计为1.7米左右，亦为老人体形。外壳为漆布护身。
10.冼子对近代佛学著作收集之勤，使本书成为近代佛学研究必备之书。
该书第六，即名为“近代、民国、今人”。此节收集所及，范围更广，资料丰富，此不仅为文博学者所应为，亦为发扬“岭南文化”的必要途径。意犹未尽，更进而“附：释家言”一章，凡30人。多为学者之研究佛学者，亦为研究佛学学者所必备之参考文献也。如罗时宪居士乃余好友，为中山大学研究院之同窗，在坪石时之密友，余学《金刚经》不懂之翻译梵文音义，即请教他，他亦喜导予这小弟弟入学。其后又请教《因明》，亦蒙善导。
又如冼子收集学岑吕居士著作中，有谈及虚云诸书，至为可喜，余于1941年得在南华寺巧遇虚云，他应李汉魂主持南华，正修建殿宇。他看上去满头白发，长至披肩，精神矍铄，似达百岁高龄，但身高不过1.6米。见我们来访（与吴尚时教授），才归客堂，介绍情况，并各赠《坛经》一册始别。1943年我们考察“西京驿道”，由临武下坪石、过梅花大桥，出云门山风门坳，入南水，云门寺在焉。再遇百岁虚云，又赠予等佛学著作，带看全寺胜迹，始别。今读冼子所辑考之书，始知虚云“以一生奉佛为至荣，百年如一日”，他“西入康藏逾喜马拉雅山，朝礼五印度，折而至南洋群岛，其生平行迹，合晋法显、唐玄奘，明徐霞客而为一人。此亦中国地理学史上之所无。”行脚四方，广结善缘，以求多建修寺观，一生修建跑腿，建成有40多间云云，可承六祖、憨山之习性也。
《虚云和尚年谱》又记他“忆壬辰岁春云门事变时，云重伤病重，目不见，耳不闻，奄奄一息。九死余生，偃卧床褥。”又：《重编虚云和尚自述年谱》有云：“1951年辛卯夏历二月十四发生‘云门事变’，突有百余北汉围困寺门，说有军械藏金，遍搜不获，迫令供出。师被毒打四次，肋骨断，其余僧有被打死者。”又云：“1958年师一百一十九岁时，反右之风甚盛，有人欲诬师为右派，后得北京解围。师将重建光孝之黄金二十八斤，白银三千两，交政府保存，以待将来之用。”这些都是很难得的资料。余尝谓历代高僧多属劫后余生，六祖、憨山、虚云，皆其例也!故对冼子之选书之精，存史之心，至足为文博专家所学习，一如史迁之作，百世留芳。
11.冼子本书为南禅研究必读之书，为研究佛学学者必读之书，因可从各书的考据文字，对南禅的发展脉络，可得一准确和鲜明的概念，至足称道。将为研究“岭南文化”学者不可不读。同样，亦可即为中国佛教史研究补充南方佛学的兴衰过程，及其足补充我国佛教流布的情况。
本书为我国佛教和佛学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一条良径，故称之为国际水平，使国际佛学研究者不能不重视冼子此书的缘由也。
为“岭南文化”研究而写之心，冼子未有明言，但花数十年功夫，钻进一专题中，可见眼看今世此种工作，少人做，做亦难，自己不努力而为之，则岭南文献精华，将不知等到何时何日了!余知冼子之心久矣，不独儒、道、佛三家，而晚清文学，如有英人金文泰（Cecilclementi,1925—1930年香港港督）认为“粤讴”可与希伯来民歌相比。冼子亦对此用心，勤于收集，钻研分析，以贡献于今世文学人士，用心亦良苦，然文博专家看来，此亦一朵重要的“岭南文化”鲜花，为当时南国文坛生色的项目。
12.冼子此书的国际意义也是明显的。目前国际上宗教信仰为基督（欧美国家）、伊斯兰（中西亚国家）、佛教（印度和东亚国家）三大教区。佛教不只在中国、印度，还有东南亚、东北亚（日、朝）等地。南禅是中国禅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岭南禅文化也还可以传播到东北亚、东南亚地区中去。即连佛教盛行的印度，在南禅兴盛时期也有僧人前来学习。六祖弟子中即有梵僧崛多三藏，原新罗国王子无相。六祖伺者灵通，即为波斯国人等等。《坛经》今天在世界各国华侨中，已很普遍。
二、中国诗坛女杰
余识冼子于1944年在韶关仙人庙岭南大学分校。萍水相逢，但已知她是著名诗人，著有《碧琅玕馆诗集》。又常在报刊上读到其诗作。日寇投降后，余在岭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同处康乐园中，朝夕相见，交谈日多，始真相识，今《文集》中读到秦牧《关于岭南女诗人冼玉清》一文，指说：“说她是近百年岭南杰出的女诗人、国学学者、广东文献专家，却是恰如其分的。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有哪一位妇女在这方面的造诣超过了她。”很对，的确是岭南数百年来第一女诗人。又读到莫仲予文称他“深深感到一个女子为了枯燥无味的学习，艰苦钻研，乃至终身不嫁，为后一代作育人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并力举唐代以来女子证。所以莫氏总结说：“所以我说冼玉清教授是‘前无古人’不是为过。”的确一个女子一生为学术，一生爱诗、写诗，至有今天成为闻名的诗人，是数百年来少见的。一位说她百年杰出诗人，一位说几百年女诗人中少见。故我敢据以称为“中国诗坛女杰”了。意即这位女子终生以诗为侣，才得今天的水平，与男性诗人，功力相等，是最难得的。显示她是一位聪明和勤学有超出一般女子的勇气与毅力，才能达到今天的境界，可称为“革命的女性诗人”。
本人不是诗人，但喜诗。只作为读者，试谈三点看法，就教贤达。
(一)冼子学诗与她的思想的革命性
冼子的诗和人生观的革命性表现在独身为学术、勤力和节约、救亡抗日、参政、议政四大方面。
（1）妇女革命的人生观之体现。
诗歌是一种文化现象必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或烙印。她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必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独身”即是革命妇女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表现，一如顺德缫丝女工“自梳”风俗的形成，表示女工反对封建婚姻，已有社群成立的成功例子。冼子生长于殖民统治的澳门富裕家庭中，一个少女谈何容易反抗!但正如秦牧文中引用冼子的话说：“我年轻时候决定献身学术，像我这样的人，一旦结婚了，必定是个贤妻良母，这就很难专心治学了。左思右想之后，就决定终生不结婚了。这在我是作出了牺牲的。”因为从《孔雀东南飞》到西欧妇女独身主义兴起，都说明今天的社会妇女是未曾解放的。今天我们不少领导认为接受一个女干部，只能有半个用的吃亏思想。冼子当时没有体会“学海无涯，人生苦短”，而只有“为勤是岸”的古谚。她知道要发展她的爱好事业，必要历艰辛之苦，且女大当嫁而不嫁，亦为家庭所虑，即自会产生“自立”的信念，保证自己事业有成，不负累于家，以显其志。她随父母游岭南大学喜之，23岁还转岭大附中，又得钟校长介绍兼任附中历史、国文教员，开女老师教男生之例，以求自立。但她爱好于诗，故在岭大文学院教育科毕业时，毕业论文题即为《中国诗之艺术》（时为1924年，29岁），已显诗才。1925年被聘任国文系助教。1928年她升讲师，开诗词课矣。在此时期年勤力苦学，加上聪明好学，业乃大进。因按校规，优秀生才能成助教，才有前途当学者、教授。她做到了!人称她为完全生活在古籍堆中，简直是一位“世外之人”。这正是她放弃爱情生活、家庭之乐、相夫教子之情，努力革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之命的表现，艰难历程。莫仲予先生也说她是“前无古人”的奇女子。按《年谱》所述，冼子不是毕业于国文系，而是29岁在教育科（文学院）毕业，翌年30岁才入国文系当助教的。但33岁即升为讲师。跳过教员而直升讲师，34岁（1929年）即讲授诗词课!这是不容易之事。
其新开讲课的内容亦已为诗人黄节所肯定。冼子于《忆黄晦闻先生》文中之语云：“远溯风骚，以明诗人风世励俗，温柔敦厚之教，与骚人忠厚缠绵，言情叙景之法，近探汉魏诗之造意，与六朝之造词，而十九首之婉转附物，惆怅切情，与陈思王之隽炼喷薄，阮步兵之腴厚遥深，陶渊明之冲淡精拔，大谢之奇丽蕴凿，小谢之清发风华，皆为诗学不眺之祖。”下及唐一代诸家之变化，和李太白之气韵超迈，纵横飘逸，与杜工部思力之遒厚，沉郁雄奇，皆“诗学当循之门径”云云。晦闻听后，颇为赞许。当谓“以此见子之学，而未见子之艺也。”
于是冼子北游即复见黄节于“蒹段楼”，出示《碧琅玕馆诗稿》。可见当日冼子诗艺已精，黄节即爱其“真切”，其批曰：“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并嘱“谢绝应酬之作”“勿成篇太急”等语。并谓“吾粤诗格之滥，滥于张南山”云云。
黄节批语，即对冼子诗艺批评。余意黄节最喜其“真切”，以“诗言志”为主，“真切乃诗之魂，是赞语”。陈想、陈言则要分析，晦闻以道较保守不行，退而执教，故讲诗喜诗“真切”之外，还重视宗唐宗宋，典雅句工，能范世留芳者。冼子只30出头，每生浮想。如望长辈之扶持，提拔之类。且冼子非交际无能，观其对后学关心，同事之和洽，钟荣光校长之重视，而在岭南大学中很少人关照，待遇不公，即她自说之“牺牲”之一种。如秦牧文中，即说：“不要说别的，岭南大学欺负我独身，他们说我没有负担，长期给我的工资只是halfpay（半价）。”岭南大学等级分明，华人付港币，西人付美金，数目相同，银水差几倍。华籍教授上等住九家村如容庚等二层花园洋房也算不错，而西人则住东南区，三层大洋房，楼上有秋千娱乐健身。相差何大。冼子的“碧琅玕馆”，乃一平房小屋，又在九家村侧竹树标本园之旁，非真九家村之地。四面无邻，孤身独处。即与华人教授而言，差距亦大，余常陪容庚款南下名人，如蒋介石僚幕张其昀，誓不去台之钱穆大师等，得见容家餐厅之大。超20平方米，大圆桌当中能坐十人，亦胜冼子之小饭厅也。容宅等九家自有名称如“九如屋”之类，地下皆厅，楼上皆房，四周花园。亦胜冼子之碧琅玕馆她虽以“碧玉珠玑”为名，以余观之，情何以堪。闻1929年之北游，冼子即以“碧琅玕馆诗稿”献艺于晦公先生。冀获其嘉。又访诸老以求职，冀能离开岭南，另择良校。果得燕京大学马衡（国文系主任）延聘开讲《文学概论》，清华大学杨金甫教务长聘讲《诗学》，但后为钟荣光校长，张老荫明以服务桑梓为心，又答应为她晋升教授，批住房屋，因此时岭南大学已收回由国人自办（1929年收回办学权），能去西人陈规，为冼子解结也。但至提升为副教授之年已在1935年，已入40岁矣，可见阻力不少。此又学人相轻之习所至乎!然时局有变，日寇入侵之势已成，冼子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其歌颂革命之心与日俱进。故其进步思想也在抗日战争时期表露无余。
（2）勤学和节约是保证冼子学术上成就的基本方法。
她不愿依赖家庭就要自立，工资不多，要靠积蓄，余曾读好友袁钟仁兄的《缅怀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得知冼子一生勤俭好例子，如她的棉袍穿了20多年，打了大补钉来穿的；见她吃5角钱一餐的客饭，吃变味腊味剩菜。但是她又乐于助人，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以对社会不平现象的控诉。她资助了她在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冼星海赴法留学，这是一篇动人的故事，表示了她听陈子褒老师的教导：“立意委身实践教育”的行动。黄任潮先生亦知她经常照顾同事，例如对朱师辙教授的资助。为此，朱氏曾填一首《长相思》谢她。下半阙云：
忆良俦，念清修，惠我鸡窝佐素馐，深情感涕流!
她对不良社会的反抗说明是她革命思想蕴藏于心坎中，不时触发的表现。
（3）抗日救亡是她革命思想高潮时期，诗亦最工。
1937年为抗战前方募捐衣服，发表《妇女对于募制寒衣之责任》演说。
1938年又发表《民族女英雄冼夫人》，1941年在沦陷的香港时拒日人邀组“香港东亚文化协会”，潜回澳门。1942年自澳回国执教岭南大学韶关仙人庙分校，1943年与书画名家雅集河西茶座，“宣传抗日，倡导书风”。1944年日军溃退，冼子走遍日寇侵略的各地，作记纪实，拟出书《抗战八记》，未果，等等。几乎每年都有一篇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尽唤起民族之责。1949年出版《流离百咏》，更是诗人深入战地的实录。能目睹战争的实情，与身受其害之困，以诗文发而为诗，如泣如诉，作为一个女诗人，是很难遇得上的采访。据莫仲予兄说过：“《流离百咏》一集，是冼氏中期的诗作，也是冼氏全部诗词的精华。”八年抗战把冼子带进社会的实践中，为以后对党认识提高，易于受党领导，起了巨大的转变，并走上了参政、议政的政途上，更是可喜。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算是先进的了。例如，她回穗即在社会活动中显得活跃。如1946年任广东文献馆委员，1947年任南京国史馆特约协修，1948年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广州解放后，1951年即任广州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4年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时已59岁，正式参政、议政，表示得到广东人民的信任。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了!并因她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成绩的突出，1956年委任为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
（4）冼子晚年政协工作的积极性表现为不顾年纪，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积极去各地参观学习，察视民情。
奔走全国各地之间，1956年到佛山、三水、汕头、梅县，1957年去合浦，1958年赴南海、番禺、新会、琼东、通什、惠阳（到潼湖、横沥、平潭各地），1960年到韶关专区（到曲江、马坝、樟市、砰石、星子、连县、阳山等地），湛江、茂名、雷州半岛等地，并到外省参观学习（包括武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城市），1961年到西北及四川参观学习，1962年，到西樵、简村。
解放后，对她是人生一大快事，能走遍大江南北，视察民情。使她的诗作大步前进。她到过的地方太多，遇事亦广，又创“以诗纪史”之法，每到一地，辄题一首。“诗言志”，几十个字中，既能重点表达所见所闻及本人感受，又兼传达感情，的确是人类智慧的最佳表示方法。后闻好友陈寅恪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以诗证史”，视为史学研究的好方法之一。如题冼子送他的《流离百咏》时，即作题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可见对冼子诗作,不仅在文学上价值之大，而在史学亦大有功焉。
不少学者亦有作“冼子之学，为诗所掩”之语。如视察所过，每有诗记，如1956年赴梅、潮时，所成之诗即有《出发潮梅》《增城途中》《车过西湖》《初抵汕头》《潮汕风味》《岩石中学》《初抵梅县》《过人境庐》《党群问题》《福利问题》《学习问题》《领导问题》等多首，反映她所感受的群众意见，得到领导的重视。
冼子一生诗风，贯穿一条要求：改变世道，革命之心。由十五六岁“自梳”开始，对己严，对人助，悲日寇之侵凌，叹家国之残破，发为《流离百咏》，以诗词纪史，诗品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工作，为国辛劳，以诗助政、参政，造福人民，可称为“政协诗派”。在学问上则开“以‘诗’记史”之先河，为史家陈寅恪广而深之，成为“以诗证史”的理论。是则学者说“冼子之文，为诗所掩”，实又可称为“冼子之文，得诗而荣”矣。
(二)冼子诗风以“真切”和“热情”为本
由学诗而写诗，以诗唤起群众，争取女权，参政议政，皆与诗结缘，故一生为诗，非此不可。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设时期，都能站在人民立场，思想革命。如少女时期追求妇女解放，早为诗人歌颂。黄任潮先生文中，即录柳亚子赠冼玉清大家诗，其中即有诗句云：“珍贵女权新史艳，书城艺海共论勋”，即推重其民主革命思想。为诗真切之情，自少女而长成，热情有加。此亦与岭南地理环境之影响有关。盖五岭以南，山清水秀，生气盎然，以地入热带，冬无霜雪,夏无炎热，四季如春，花开四时，水田两造，桑蚕八收，人无饥冻之虞，仕有聪慧之姿，不独女士为然，故革命思潮之澎湃，各种学派的丛生，冼子之诗风即在明媚风光环境中歌颂自然，成诗自美，“热情”“真切”即由此生，不必以前辈诗人，以宗唐、宗宋的用典、炼句等保守之形式为主，亦诗歌革命之正确途径也。例如谢健朝《烽火岁月中的冼玉清二三事》中说1944年她避日寇至连县还在民教育馆和妇委会联合举办“迎月会”中的讲话即题为“诗人对月之各种感情”，即席朗诵杜、李白的《思乡》《忆兄弟》《丈夫忆妻》《妻忆夫》《怀友》《怀古》《幽怨》《情思》《少年得意》《将军得意》《豪放》《悲壮》《伟大》等激发民族自尊心令人振奋的诗歌后，下结论说：“月是天上最美丽的东西，诗是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情感是世上最微妙轻灵的东西，诗人把他们的情感和天上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描写出来，所以姊妹把它贡献给各位听。”配以她纯正、清朗，字字如珠玉，如流水的音色，博得掌声。可知她是一位善于团结女同胞的学者，诚女中翘楚。其原动力即求女权之志所为，时已49岁。可见冼子不失女性美德，以“真切”和“充沛的感情”去歌颂明月，去振奋人心，反映其思想的进步。
冼子最崇黄节诗学，屡屡求教。则黄节批语，实为赞语（见前）。陈言、陈想乃年轻人想象力强，不能要求其诗以大义为准也。而当时另一诗人亦爱其真切并及秀气，即陈三立（寅恪之父）题称：“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雅趣，足以推见素抱矣。”当时冼子之诗，的确是以“青秀雅淡，不假雕饰”，以显其“真切”之情。一如其词及画。而在黄节观之，是不取的。认为她对诗作的“炼句”，仍要加强，此点为冼子所接受，在后来诗中的炼句，大有进步。但冼子诗句是优美的，故50年以后为诗，亦受学人赞赏，如陈寅恪即评其《流离百咏》为“不独文字优美”之诗集。少女未嫁之身，又是粤东才女，求偶者多。秦牧文亦引证她“凡心未死”之句，即“香饵自投鱼自远，笑她终日举竿忙!”这些句子，黄节先生可能视为不可取，要她少作应酬，不宜匆促成诗等语，语重深长，或以为“轻清浅近”，但作为普通读者之我，则认为很合我心，好句子!并能引起秦牧诗人久不忘之，可见他亦不以为劣句的。《种竹歌》亦有“我自不花蜂不惹，拂云筛月闲情写。清凉世界忘熏烫，静翠幽香自潇洒。”这种白描的真切寄意新情，活现纸上，反映她凡心渐息，已见禅意!为真切心情的吐露，也为诗人郑孝胥认为好句。故莫仲予先生只说晦公取其所其当意者。子亦以为然也。因冼子呈诗时，正晦公失意之日，作《蒹葭楼诗集》传世。有诗句云：“伤心群贼言经国，谁为诗能见我悲？”而冼子之慕黄节，亦即她受封建主义之束缚，资本主义之剥削，与晦公感同身受，故惺惺相惜，并好集藏黄节书简留以观摩焉。冼子得晦公指点，晚年炼句甚工，如应陈寅恪教授“仲夏纯阳观探梅诗”即可为例，陈诗以史家之笔，多纪实事，而冼子和诗，即显诗才。陈老诗云：“我来只及见寒梅，太息今年特早开。花事已随尘世改，黄根犹是旧时栽。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游览总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台。”冼氏次韵云：“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谁来汛落开。铁干肯随春气暖，孤根犹倚岭云栽。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烟乘冷灰。谁信两周花甲后，有人思古又登台。”
冼子此诗是用诗人之心意去探梅的。因而提出了“铁干肯随春气暖”之句。余深感诗人炼句之工，因梅树是铁干，可生于瘦土石隙之恶劣环境中，木质细密，故钉、锥难入，不似桃树木质疏松，常流树胶，而花开耐风寒，能随春气而首报春来了，不似桃花喜生于肥沃土壤，花开于日暖风和之时也，故称为“国花”可矣。雪里寒梅当自别于春桃妖艳也。陈三立评冼子诗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信哉!作者接触冼子是在她步入老年阶段，读其诗受感染，观其人，亦受她的“真切”和感情的感染。即她的真切感情，使她的颜容表现出温和慈祥，容颜舒展，好看而少皱纹，母爱情衷，像有一股温暖的清泉流入青年人的心坎!这是一位伟大的女诗人的形象，令我至今不忘!可能真情不只是她的诗魂，而且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正如她自己说过“诗是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情感是世上最微妙轻灵的东西”，故她诗风的美，也是她青春常驻的原因吧!
(三)岭南诗派的气息
故予谓冼子诗风为岭南风格，其于中原诗学，乃由治学得来，非出自其聪慧之本性，即非岭南环境气息所生者，实为中原文化之陶冶而生，故可谓冼子之诗乃吸养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传统而加以岭南特色者也。故其诗亦可见其是集诗家之大成。试举例言之。
晦公曾在北大授《汉魏乐府》及鲍、谢诸家诗，故他喜冼子的《夏夜风雨不寐》《贫士》《四月初二与秉熹弟游园》等诗，认为冼子这些作品是“意境似从谢康乐《登池上楼诗》变来”。又喜冼子的含蓄愤世诗，如《慈山居》《山前踯躅花盛开》等等。
她的好友冒鹤亭又欣赏冼子的《极乐亭》《法源寺》《天寿山展明陵》《登八达岭》等诗，即因这些是近唐诗风格者。郑孝胥则总批其《诗集》云：“古体诗时有隽笔”，即爱其隽秀之气。而陈三立先生又喜其真切自然，“不假雕饰，自饶雅趣”，总之，冼子之诗是集众家之长，合则用之，以富自身作品。可谓取古今诗家之长，为己所用，正如莫仲予兄所谓“冼氏诗则独来独往，不专唐专宋，随意发挥个人胸臆。”即予所谓发自己聪慧之自性，以天地为师，以秀丽河山为材，写秀丽明媚之景，记风流人物之姿，不作蚕丝自缚，东施效颦，但取其精华，炼成新句，抒发真切之感情，以感染他人。故能成岭南一大家，为活跃于我国诗坛中之女杰焉。
作者：曾昭璇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