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人出国的原因
惠州人移居海外时间较早，分布较广，人数较多，据惠城区侨务办公室1987年12月统计，仅惠城区就有20376人旅居国外。近代史上，惠州人大量出国的原因，一方面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赔款增捐派饷，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封建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致使惠州大批受灾群众失去土地。租种地主田地的农民，受沉重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的盘剥，生活已陷入绝境。加上自1840年起十年间，惠州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粮食失收，出现了大批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劳动人民为求生存，只得流落异邦。另一方面惠州人民反清起义失败后，为避清政府的捕杀，只好渡海流亡到国外。1857年翟火姑起义遭清朝镇压而瓦解后，成千上万的起义人员逃到南洋群岛。这是惠州人出国的高潮。1900年郑士良领导的三洲田起义失败后，几千名义军不愿屈服于清朝的统治，纷纷由沿海乘帆船漂流到南洋群岛谋生。1907年惠州七汝湖起义失败后，数百个惠州起义人员逃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另觅生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以后，其爪牙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在惠州制造了“四·一六”惨案，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东江各县（包括惠州郊区）举行了“五·一”农军武装暴动。后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又有一批惠州人为躲避捕杀而流亡到南洋、越南、泰国、香港。
惠州华侨的血泪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上大举进攻中国，而且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劳动力的掠夺。南洋、拉丁美洲的开发，美国横贯东西岸的铁路的兴建，巴拿马运河工程的动工，都在招“契约劳工”（又称“猪仔”）。英国、美国、秘鲁、西班牙等国各处都设有招工局（又称“猪仔馆”）共300多所。1855年，澳门有“猪仔馆”5家，香港有“猪仔馆”10家。西方殖民主义者到华南沿海一带掳劫或诱骗华工上船，运往世界各地。当时数以万计的惠州人就是这样被拐骗或捆绑上船，当作“猪仔”卖到美洲大陆、南洋群岛等地当“契约劳工”的。他们被关押在黑暗、潮湿、空气污浊的舱底，有武装人员日夜监守，饥不得食，渴不得饮，病无药医。如敢反抗，则被打死，或被沉海溺死，或捆在浮板上暴晒而死。当时载运契约华工的船被称为“海上浮动地狱”。
1900年，参加惠州三洲田起义的三栋人何发，起义失败后流亡到澳门，被美国人诱骗到“猪仔馆”，然后被绑架上船运到美洲当“契约劳工”。在海运途中，他受尽摧残，亲眼看到共患难的华工被折磨至死，尸体被抛入大海中。三栋人何存波流亡到香港，被英国人拐骗到马来西亚双月埠、加影埠锡矿场当契约矿工。当时，英属西印度群岛“契约华工”的契约内容是：劳动契约期为5年，每年劳动所得为80元；每天劳动时间：早上4时30分至晚上9时；要顺从，勤快完成任务……契约华工的劳动所得比非洲的“黑人奴隶”还要低；惠州惠新东街人吕亚根（人称老番客），1900年被拐骗到古巴当矿工，1903年到美国旧金山当“契约华工”，被殖民主义者打崩了牙齿，1908年又转到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等国做苦工，受尽压迫和剥削。1946年归国时衣衫褴褛、家境贫寒；1927年6、7月间，惠州的黄青田、田求、张社元、丘班、黄瑞宽等100多人，到马来西亚的锡矿当苦工，生活条件极差，伙食粗劣，住的是草棚、泥地，空气秽浊。劳动环境非常艰苦，还经常发生矿井崩塌，矿工被活埋的惨剧。当时恶性疟疾、霍乱、痢疾流行，病死者很多。惠州华侨的悲惨遭遇数不胜数。
惠州华侨的社团组织
流落异邦的惠州华侨，为维护自己生命财产合法权益，争取与侨居国居民平等的社会地位，遂建立“惠州会馆”“惠州同乡会”或“惠州商会”等社团组织，旨在团结互助，以求生存、发展。1805年，惠州人在马六甲首创了第一个会馆——惠州会馆。以后，在新加坡、槟城及马来亚各邦也相继建立了惠州会馆。1862年，惠州府客家籍华侨组织了“旧金山惠州会馆”，1880年，在吉隆坡首任行政长官叶德来（惠阳淡水人）创办了吉隆坡惠州会馆。由惠阳（惠州）、博罗、紫金、河源、龙川、海丰、陆丰、新丰、和平、连平等10县属同乡所组成，拥有50万会员。由黄伯才、张郁才、叶大池、朱荣芦、李南燕等人先后任主席或副主席。会馆的章程明文规定以联络同乡感情及扶助贫苦无依同乡，救济贫病失依之同乡，促进同乡福利；共同发展马来西亚经济，使之繁荣；用各种实际行动支持和援助祖国强大为宗旨。每逢节日或有嘉庆之事，华侨多群集会馆。每逢中国传统的春节，会馆还组织舞狮舞龙队，到唐人街向每家每户贺新年，每家华侨都敞开大门，燃放爆竹欢迎，向龙狮队赠送礼物。1880年，蒋文瑞、温观顺等华侨创办了新加坡惠州会馆。此会馆也是由惠州府10县的侨胞组成（其中惠城区籍会员7430人）。创办以来，与外属团体共同创办的慈善机构计有广、惠、肇、嘉、丰、永、大7属绿野亭福德祠、广惠肇方便留医院、广惠肇碧山亭。在教育事业方面，办有养正中学、碧山亭中学，碧山亭小学等。
惠州华侨会馆举办公益事业，受益人数最多的则是华文学校。华侨华人子弟进华文学校，一方面学习祖国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学习外语，以适应侨居国的社会环境。泰国惠州同乡会与外属团体共同建成的泰国华侨孤儿院，为华侨和泰国社会作出了贡献。美国三藩市客属联谊会、旧金山惠州会馆与外属团体共同集资创办了中文学校，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
惠州华侨的奋斗史
惠州华侨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漂流海外，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劳动、奋斗、创业。他们到马六甲、新加坡等地种植橡胶；到霹雳、雪兰莪、森美兰等地开辟锡矿；到澳大利亚采金矿；到南洋群岛开辟农场；到爪哇岛种植甘蔗；到美国筑铁路。不少国家都留下惠州籍华工的足迹和血汗。
惠州府籍华工到了槟榔屿，开山辟荒，艰苦创业，开辟了橡胶种植园，使槟榔屿“荒丘变城郭”。19世纪中叶，惠州府3000多名客家籍华工到沙捞越，开辟大荒原，用辛勤的劳动变荒土为良田，辟穷乡为闹市。同时开办华文学校，传播中国文化，为沙捞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847年至1870年间，惠州府有几万人被拐骗到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开采金矿，到美国修筑横穿美国大陆的中太平洋铁路，付出了血的代价，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华工在开发西部中，立下了世人所瞩目的功劳”、“华工推进了美国地区繁荣”“华工是美国的真正开路先锋”。
进入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旅居国外的惠州人职业很不稳定，创业更加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居马来半岛的惠州人连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马来半岛。惠州华侨组织起来英勇抗击侵略者。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组织了华侨义勇军（简称“星华义勇军”），参加战士全是华侨。惠州府10属同乡黄石堪、黄玉廷、萧炳章、孙荣光、戴子良、黄适安等1000多名华侨参加了义勇军。1942年2月15日，马来西亚、新加坡全部沦陷，大批华侨被日本法西斯杀害，村庄被烧毁，田园受破坏。为保卫华侨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惠州三栋人邱林、何发、李新、林珍友，忠东人黄田等100多名惠州华侨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同当地人民一道反击日本侵略军，直到日军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马来西亚为恢复战争创伤，急需发展经济，这是惠州华侨创业的大好时机，从此时起，新、马惠州华侨从事工、农、商、学各行业的均有。惠州冷水坑人刘文化（即刘玉华），起初到吉隆坡当割橡胶工，通过勤劳、节俭积累些资金，开办一间杂货商店。因经营有方，赚了钱又经营橡胶生意，在吉隆坡建有一座洋楼。他热心公益事业，是吉隆坡惠州会馆执事、彭享惠州会馆董事、劳勿埠中华中学董事兼管财政。1957年5月任劳勿埠太平局议员（政府议员）。惠阳人朱荣先生在吉隆坡开办了中国式的商店“富兴行”，经营中国土特产，生意极为兴隆。他热心公益事业，历任雪兰莪惠州会馆主席、惠侨互相会会长、吉隆坡循人学校（惠州会馆所办）董事长。曾募捐钱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是一位衷心爱国的华侨。
惠州华侨为侨居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当代惠州华侨的特点是：绝大部分加入当地国籍；经济活动转入电子工业、交通业、金融业、中国式的茶楼酒馆；职业从劳工型转化为知识型。惠州华侨的资本开始投入新兴的科学技术经营领域，产生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如美商“唐德雷意石有限公司”和“唐德雷意石（香港）有限公司”（惠州人陈灵超任董事总经理）。“美国休斯敦张亚贵开发有限公司”和“南美苏利南张亚贵百货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计算机、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等电子、电器生产和销售，其董事长亦是惠州人张树香。惠州华侨任董事长的吉隆坡“惠群银行”，现已发展成南洋群岛最大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纽约华埠唐人街，惠州华侨经营中国式茶楼酒馆中，有“金丰酒楼”“泉香酒家”（副董事长钟富），以广东茶市闻名纽约市。
旅居世界各地的惠州华侨，为侨居国和祖国民族经济的振兴，为增强世界和平力量做出了贡献。
作者：林石信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