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岭巍巍，珠水悠悠。伟大祖国的广东，是我国南疆滨海的一个省份，是古代百越民族聚居之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百越古族有的与中原汉族移民融合，自成体系；有的生息繁衍至今，形成了广东地区的三大民系（即广府、客家、福佬三个民系）和七个少数民族（即黎、瑶、壮、苗、满、回、畲），另有百万风格特异的“水上居民”（即古书上所谓的“疍族”）。这就使得广东民俗更为多姿多彩，风韵特异。连一些风俗名著也不得不赞叹道：广东“山川之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与中州绝异。未至其地者不闻，至其地者不尽见，不可无书以叙述之”。（屈大均《广东新语》“潘序”）
人文地理环境与民俗的嬗变
岭南文化的根基在中原，这是由岭南特殊的人群构成所决定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的，其所采取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文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生理器官以外的感觉。”这是大文化的概念，它包含物质生活、社会组织和语言习尚三个方面。因此，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抚育出来的人，在性格、举止、观念上都不一样。特别是民俗文化的产生，那是一代代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新生的机体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的陶冶熏染而形成的。中原移民的大批渗入，远离中州的地缘，濒临开阔的南海，清丽的岭南山川，柔美的珠江水系，无疑为作为岭南文化组成部分的广东民俗文化的萌生、发展、辐射提供了最佳条件。人们在这块江河纵横、大海环抱的土地上生息繁衍，面对茫茫的大海，前面是蓬莱仙境还是没顶深渊？迷惘的前程激发了广东人冒险拼搏的精神，他们漂洋过海，去开拓，去奋斗，在旧金山的矿井下，在爪哇岛的胶园里，在南美洲的咖啡林中，都有他们的足迹。而当他们“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那仆仆的风尘又沾满了异国的情调，尘埃落定之后，就积淀下来，加上对外开放和商业的繁荣，各国使节、商贾、传教士纷沓而至，西学东渐，使广东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一路开风气之先，对内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风光明媚、生机盎然的自然风貌，陶冶着广东人的气质，他们在这片“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孙贲《广州歌》）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珠江三角洲的鱼塘桑基，鹅黄嫩绿的潮汕平原，舒卷自如的粤北林海，都叫人想起广东人“以自然为宗”的审美心理。明代学者、诗人陈白沙曾对这种审美境界作过生动的描述：“天年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鹅飞鱼跃。”以活泼、自由、清新、秀美为宗旨，师法自然的岭南画技、隽永清丽的岭海诗宗、明快活泼的广东音乐、鲜活清淡的粤菜系列、开放兼容的民俗情怀，无一不表现了这一特色。它反映了人们经世致用、求实重商的价值取向。而这一切的形成，与广东的山川自然、政治经济、人群结构密不可分。
广东人不善辞令，疏于表达，性格偏于内向，邻里间也很少串门，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不过一旦相知，便以真诚相待。在日常交往中，一向注意礼尚往来，入门总要带点“手信”（小礼物），亲朋好友之间，还会定期互相邀约，到茶楼去饮茶叙旧，同乐一番。广东人注重道义，敬仰豪贤，讲求温存的生活方式，具有浓郁的人情味。许多为广东人民做过好事的先贤流寓，甚至被他们奉为神明，敬以香火。如晋代南海太守鲍靓，为政清廉，任用贤才，被称为“神仙太守”，留下了许多佳话；他的女儿鲍姑，行医济世，至今仍被供奉在香客盈门的三元宫中；他的女婿葛洪，是著名的医药学家，曾在罗浮山上收徒炼丹，人称葛先翁，至今仍有食庙；还有饮贪泉而不贪的清官吴隐之，爱国将领林则徐、刘永福，著名诗人苏东坡，大散文家韩愈等，广东许多地方都为他们立石纪碑，建馆开祠。韩愈治潮仅九个月，重教兴学，驱鳄消灾，搞得江山都姓韩，现潮州有韩江、韩山、韩公祠、韩公帕——即潮州水布等，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值得注意的是，上列先贤，都不是广东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只要为广东人民做了好事，人们都不会忘记他们。可见广东人并不囿于故土一方，没有历史的负重，而是冷静地比较了南北中西文化之后而进行的判断。
广东人对传统民俗节日保留有浓厚的兴趣，春节“行花街”（广州），“行大运”（阳江）、“游大标”（潮汕）、“出春色”（中山、番禺）、元宵“开灯”、“游灯”、做“年例”（茂名）、“逛花桥”（吴川）；清明拜山行清，延续月余；端午划龙船，趁景斗标，亦为他处所少见；七夕乞巧，中元施孤，水陆超幽，至今仍有；中秋月饼大战，早已闻名，如今愈演愈烈，竖中秋、追月之举，又有复兴；重阳登高，雅兴不减，不少城市的名山，届时都有数万，甚至十数万人登临，有的祈求消灾转运，但大多数是作为一项文体娱乐进行的。“冬大过年”的风气虽然减弱了一些，但广东农村“做冬”还是十分讲究的，外出者是日尽可能归家，“冬至不归忘祖宗”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直到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总之一年到晚，农村都少不了这一套，并且大多数节日，城市气氛更为浓烈。而且，西方的节日不断入侵，如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母亲节等，从国外和港澳地区袭来，衍为时尚，西节中化，也是广东民俗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三大民系的形成与民俗的认同
历史上中原人大举南迁有四次规模较大的。第一次是秦始皇时代，发兵50万南征五岭；第二次是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30万大军南下，后留守岭南九郡；第三次是北宋高宗仓皇南逃，部分中原人随隆佑太后而至，散落珠江三角洲；第四次是南宋末年，宋端宗及大批将士节节败退，转战潮汕、硇洲、崖门一带，最后宰相陆秀夫负幼帝昺跳海殉国，将士及大批庶民散落广东。这些中原移民，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构成了广东的三大民系：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各操不同的方言，具有不同的风俗习尚。
1.广府民系
在广东三大民系中，最能代表广东民俗文化特征的，首推广府民系。他们主要居住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还有粤中、粤西一些县市，即所谓“上四府”（南海、中山、番禺、顺德）和“下四府”（台山、开平、恩平、新会），还有肇庆、湛江、廉江等地区，即操“粤方言”（俗称“广州话”）的地区。粤方言属壮侗语族，这是以古越族语为主，融汇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一种方言。珠江三角洲早在南宋时已成为岭南著名的粮食产区和经济作物基地，明代后期开始向商品化的方面发展，19世纪中叶广州就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华南商品交换中心，故此广府民系群体商品意识浓、价值观念强，善变兼容，讲求实效。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方面对于西方物质文明大胆追求，尽情享受，另一方面又不忘本土文化的抗争。
首先，最能体现广府民系市井风情的是广州的茶楼，那豪华的门面，趋时变奏的内部装修，园林式的清池面舫，充满艺术情趣的满洲花窗、诗画对联，精巧的中西美点，清淡鲜嫩的正宗粤菜，都是他处所少见的。人们在茶楼上交朋结友，洽谈贸易，文人雅集，江湖聚首，相面卖唱，迎来送往，宴请宾客，果腹消遣，无奇不有。连《中华全国风俗志》也叹为观止：“广东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幽雅，器具之精良，装潢之精致，一入其中，辉煌夺目，洵奇观之。”在那里不仅能领略岭南饮食文化的风味，还可看到广东社会的人生百态。
其次是充满广东传统节日气氛的广州除夕花市。那十里长街，摆满各种鲜花，爱花惜花的广州人，络绎不绝，穿梭其中，那热闹的情景，也是非亲临者所难以品味的。还有那元宵灯会，剔透玲珑，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再有广州七夕风俗之纤巧，重阳登高之踊跃，冬至节日之隆重，新渗入的西方节日的浪漫情调，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气氛都比内地隆重热烈，这一切都反映了广府民系善变兼容、大胆认同的民俗风格。
再就是广州人的行为习俗。十分讲究“运吉”风范，凡事都讲意头，春节必买一盆橘子，馈赠亲友的礼物中也必然放上几个大橘子，图个“新春大吉”；送礼兴双忌单，红包（利市）也给两个，不小心打破餐具叫“落地开花”，碰掉筷子叫“快乐快乐”，猪肝叫猪润，猪舌叫猪脷，中秋节卖的“月光书”叫“月光赢”，发菜炆猪手叫“发财就手”，蚝豉炆发菜叫“好事发财”，蚝油炆冬菇叫“满地金钱”，就连新春花卉，也有许多雅号，什么红运当头（仙人掌上插个红球）、宏图大展（桃花）、金钟长鸣（吊钟）、沙漠美人（非洲仙人球）等，都表现了一种“取采求运”的民俗心理。
但广东人缺乏豪爽的性格和奔放的热情，处处防范，甚至邻居也老死不相往来，这大概与他们的先辈在中原的政治斗争中屡受打击、排斥而被迫南逃的政治生涯有关。
2.客家民系
最能反映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变异的是客家民系的风俗。现在居住在广东的客家人，大多是两晋时期中原地带的“衣冠望族和朝廷命官”，亦有部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群落，先后经过三次大搬迁，来到粤、闽、赣山区的三角地带落籍的，后有一部分又迁入广西。开始他们基本上不与土著居民交往，长期过着以家族为核心的集体生活，多次迁徙和重建家园的劳动，培养了他们刻苦耐劳的性格和一定的“山地意识”，后与当地土著部分融合，构成客家民系。他们始终操持着别成一系的客家方言，恪守“守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谚训。这些“衣冠望族”的后裔，虽被迫辗转逃入岭南，但仍念念不忘祖宗盛德，常以族谱、家谱、堂联等方式向子孙宣扬本家族的荣耀。他们多以族团围屋而居，形如堡垒，时刻防避外人的袭击。围屋大门楣上都有本族堂号，大门两侧贴有堂联，标榜自家是某某望族后裔，决心光宗耀祖，重振家声等等，故此他们克勤克俭，尊师重教，秉承了中原“书香门第”的特质。
不少家族设有公学田，以农产收入作为族中子弟读书之用，客籍华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客家人最密集的梅县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这个诗书礼仪之乡，确是出了不少人才，在岭南文化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这一文化氛围促成了客家民间的歌唱风俗，客家山歌成了客家民俗的典型风习。客家人爱唱山歌，确是到了“一日三餐歌送饭”的地步。上山打柴，下地犁田，谈情说爱，开会发言，甚至骂架，都用山歌。人们出口成章，才华横溢。每逢元宵或中秋佳节，各县市都有盛大的山歌打擂台活动，五华县还有五年一度的“山歌醮”，客家山歌风格迥然于广东其他民歌，以其纯朴自然、想象丰富、比喻贴切、双关巧妙著称，从中不难看出它在手法上对《诗经》赋、比、兴的继承和发扬。
3.福佬民系
福佬民系，是指操闽南、闽北方言的群体，地域分布为潮州、汕头以及海南岛一带。并有一部分由福建迁入广西。福佬民系的形成，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闽越族人与两晋以来移入该地区的中原汉人融汇而成的。潮州地区先秦时属闽越，汉时还是一处未开发的海滨荒芜之地。直到东晋义熙九年（413年）设立了义安郡，郡治就在今天的潮州市。唐天宝元年（742年），置潮州郡。唐末以来，潮州商业贸易迅速发展，成为粤东最大的商业中心。“自省会外，潮郡为大”，“他郡县皆不及”（《潮州府志》）。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海阳、澄阳两县的商贾，生意做到了沪杭、津门一带，后来他们还远到东南亚等地经商，为当地的开发和商业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潮汕人仍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参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都与这一潜质有关。商业经济的交往，人际关系的开拓，需要一种从容典雅的气氛，潮州工夫茶成了人们待客交友、休息闲聊不可缺少的饮食艺术，它不同于广州茶楼那种综合性的享受，表现了一种古雅的风格。不论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没有一个不喝工夫茶的。那小巧玲珑的茶壶，配套齐全的茶具，精工炮制的技艺，礼仪考究的程式，都不亚于日本的茶道，表现了潮州人精雕细琢、香浓可口的美食风格。这与潮州人喜欢“吃糜”（稠粥），用餐时端着大碗小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还有那绣工精美传神、情致清淡高雅的汕头抽纱，早已饮誉中外。这些绚丽多姿的工艺品，就出自潮汕妇女刻苦磨炼的巧手。刺绣艺术，是在传统“顾绣”与外国抽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再有那琳琅满目的潮州小食：弹刃般的牛肉丸、鱼丸，小巧玲珑的鱼饺、五果汤、煎蚝烙、炸蔗头龟等，制作精巧，造型美观，鲜香爽脆，都反映了福佬民系饮食文化的高度。更有那神秘奇妙的凤凰山区的“凤凰民俗”。传说潮州凤凰山是畲族的发源地，现今广东省畲族同胞只有3000多人，而凤凰山区仍居住着2万多名凤凰山人。他们热情好客，嗜食红糟泡浸的鱼、肉，喜食“草子”、“蜂虾”，住建筑独特的“站美楼”，用“薪仔火”照明，以“贡茶”待客，等等。形成一套与众不同的习俗，成为多姿多彩的潮汕民俗的一个部分，使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平原，时时散发出飘逸而又充满活力的神韵。
古越族的遗风和水上人家的风采
岭南地区有七个少数民族聚居，但只有黎、壮、畲族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其中壮、黎二族即岭南百越古族的后裔。故此，在风俗文化方面仍然保留着古越族的一些特征。
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岛（现海南省）五指山区，即古百越族的一个支系——骆越族人。《汉书·贾捐之传》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还有“断发文身”“巢居”“不落夫家”等许多习俗。唐刘恂《岭表录异》载：“紫贝即蚜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这是史籍上关于“黎”族名称的最早记载。唐五代以后，由于中原战乱，大批汉人南迁，不少到海南岛落籍与黎族人民交错杂居，对黎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发展很不平衡，五指山中心区的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处，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的“合亩制”，生产上采用刀耕火种——“砍山栏”，这些都是古骆越人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至今黎胞有狩猎活动中仍坚持“见者有份”的分配方式，实际也是原始公社共产制的遗存。在生活习俗方面，亦可见到许多古骆越族生活的遗迹。如黎族妇女的文脸的习俗。直至20世纪50年代还可见到。现在一些黎族姑娘出嫁时，还要在脸上画上两条象征性的线纹，死人入殓时要在死者脸上画上花纹图案，都是这种古俗的残留。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所住的船形屋，就是古骆越人干栏式巢居的变种。颇具民族特色的东方县美孚黎的节日“三月三”，是那些“住在下路的客人”久居黎地，化为黎民，把中原“三月上巳节”的古风带到海南岛去了。古越族的另一支系——西瓯越人，即现今的壮族，他们的三月三“歌婆节”的习俗，也对黎人产生了影响。
壮族是两广地区主要的土著民族，是由古代百越族中的西瓯、骆越人发展而来的，现居住在广东的壮族同胞主要分布在连山、怀集等县，他们是500多年前从广西迁入的。现壮族服饰都已汉化，只是有些妇女喜用黑布帕包头，老年妇女所穿的衫裤镶有色布大边。节日亦与汉区相同，较有特色的是四月八的“牛王诞”。是日给耕牛披红挂彩，祭拜牛栏，吃“五色饭”等，反映了以农耕为主的壮族同胞对耕牛的纯朴感情。壮歌虽然素负盛名，但已汉化，汉语的歌文，壮歌的曲调。较有特色的是上帅一带的“年晚歌”，两人唱“同声”，山鸣谷应，别有一番风味。民间还流传着歌仙刘三妹与壮族青年佛子对歌的故事，把当地指点迷津的神佛子与刘三妹故事结合起来，更富地方色彩。
广东的瑶族大部分“自荆南五溪而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亦有部分是从广西迁入的。早在隋唐时代，粤北地区已有不少瑶胞居住。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被贬连州时曾写有不少描述瑶族风情的诗歌。
广东的瑶族大致分为排瑶与过山瑶两大支系。排瑶聚村（排）而居，主要集中在连南、连县一带，过山瑶较为分散，流动性大，分布在粤北和粤西山区。他们都自认是盘瓠的子孙，奉盘古王为他们的祖宗，信奉狗图腾。每年十月十六（有的地方是八月十二）为盘古王诞，便是他们最盛大的民间节日，届时要举行隆重的“耍歌堂”活动（每三至五年一次）。现已变成了民间庆丰联谊的一种文化娱乐。
在服饰方面，不同支系的瑶胞有不同的头饰，排瑶同胞无论男女，头上都插有两支雪白的“鸡翎箭”，姑娘婚后不插，以做标识。传说这是为了纪念带领他们反抗封建皇帝的头领唐豆腐八贵的。因为这位英雄在行军打仗中以鸡羽当令箭，后发展成为一种装饰。“板瑶”妇女习惯将长发盘缠在一块小木板上，再盖上一块边缘缀满珠饰的花头巾；“箭瑶”妇女则将长发留成少髻，盘结在两边，以一箭杆横贯其中，再盖上一块花头巾，说明他们曾以狩猎为生。
再就是畲族，那是岭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现今广东境内的畲族同胞，仅剩下3000多人了。畲族同胞公认他们是龙犬盘瓠的后代，长期保存着记述本民族起源的《高皇歌》，还有绘制着盘瓠画像的“祖公图”，每逢年节祭拜，每隔三至五年还要举行一次隆重的大祭。《高皇歌》中说“广东路上有祖坟”，“进出蓝盘雷祖钟”，确认他们的祖先盘瓠死于广东，葬在凤凰山。畲族的祖先崇拜，明显带有古代图腾崇拜的遗迹，并反映了他们民族历史上狩猎的特长。畲族妇女至今保持穿“凤凰装”的习惯，据说这是高辛皇后赐给小公主的嫁妆，代代相传至今，成为该族衣饰文化的一个特征。
另外，广东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水上居民，即古书上所谓的“疍民”。他们聚居在珠江口一带，包括番禺、顺德、东莞、中山、珠海、深圳、香港、三水、新会、台山等地，长期泛舟江河，以捕鱼虾，运输、贩盐为生，根据不同的作业，又有鱼疍、蚝疍、木疍之分。他们居无定所，以舟楫为家，分散在江河湖海之畔，过着水上的“游牧”生活。
最早记载“艇民”的是晋代的《华阳国志》，那时他们居住在巴东涪陵一带，后转辗迁至粤、闽、尚居陆上，宋以后才有他们迁移到水上的记载。《太平寰宇记》云，他们“生在江南，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又及：“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后来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有较详细的记载，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民俗》周刊，还出过《疍民》专号。40年代著名学者陈序经、伍锐鳞等还专门对疍民作过考察和研究。
“疍民”的体质特征与珠江口各县水网地段的陆上居民相似，其群体内通用语言为广州方言，虽然语音上有所变异，但未发现有属于其他语系语族的特殊要素，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被认定为一个“民族”，这个群体的来源与古越族有关，但在明代初年已不依附于少数民族，而成为汉族的一个复合群体。历史上封建统治者蔑称他们为“疍獠”“疍蛮”，新中国成立后一律改称为“水上居民”。
水上居民生活习俗的最大特点就是“浮家江海”“以舟为居”，陆居者亦多于江河沿岸搭个简易“茅寮”或“水棚”，一叶扁舟，既是他们的居室，又是运输和生产工具。长期的水上生活，练就了他们一身的好水性，“疍人俱善没水，旧时绣面文身，以像蛟龙。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特害，称为龙户”（《粤中见闻》）。水上人家的小孩，不论男女，都喜欢戴个银镯子，刻上“长命富贵”“出入平安”等字样，能爬会走之后，背上都绑个葫芦之类的浮水物，以防没水。水上人家的名字，男的多带一个“金”字，因为金能生水；女的多带一个“娣”字，希望她能带来个弟弟。孩子都有乳名，多用动物名称，如猫仔、狗仔、猪仔之类。水上居民的男青年喜欢结拜兄弟，女青年也喜结拜姐妹。“天后诞”他们叫“送大舅节”，言是日大舅来给天后娘娘贺诞，必有南风起，次日转为北风，送贺诞的大舅回归。三月初一为水上居民“买力日”。其时妇女必向陆上行人呼喊：“一二帮快，帮快，姑娘婆嫂的力都来哩!”据说这样可以“借力”，以应付终止舟楫之劳。水上居民“拗鱼”很有办法，往往是先煮好饭才下罾找菜，或者是一边煲粥，一边下罾“拗鱼”，鲜美可口，现广州一带的“艇仔粥”就由此而来。
水上居民男人喜欢饮酒，女人喜欢吃姜，平常“打边炉”“剥虾筒”焖狗肉，都离不开姜酒。由于水上生活比较艰苦，他们养成了粗犷、豪爽、顽强、刻苦的性格。一般水上人家臂粗、臀大、脚板宽、腰板硬，姑娘尤为显著，这与他们终日撑船摇桨有关。水上人家的婚娶，相当富有诗意，男女恋爱自由，以歌为媒。迎娶、婚宴都在船上进行。出嫁前要哭三天三夜，由姐妹陪同，唱“叹命歌”。饮宴时把十几只小艇并泊在一起，艇头相对，用红布在艇上搭起凉棚。经济条件好的请来楼船、紫洞艇，张灯结彩，非常热闹。“洞房”之夜，男方请来许多能歌善唱的朋友，一边“打糖梅”，一边唱歌取乐，直至深夜。水上居民的“咸水歌”，是一种以广州方言演唱的渔歌。传统咸水歌内容多以情歌为主，男女对唱，曲调较简单，男唱前两句，女唱后两句。一般为七字句，中间可任意拖腔加衬词“哎、呀、阿罗”等，男唱词结尾多用“姑妹”，女唱词结尾多用“兄哥”，别有一番韵味。
从广东民俗的嬗变看其与中原文化的位差
纵观以上三大民系，百越古族、水上居民的主要风俗，不难发现，广东地区自秦汉以来，便受到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由于汉民族的大量南迁，改变了本地区的人群结构，加上中原汉人先进的文化技术，他们不但很快在广东立足，而且反客为主。广东民族的融合，在武力和自愿的交错中迈着艰难的步伐。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记录着广东先民开基创业的优美的神话，反映他们作为龙的传人的自豪的传说，表现他们宽广情怀、兼容开放的爽朗故事，以及那充满南国情调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歌唱。民俗方面，节日的庆典，民居的演进，饮食的品位，衣饰的发展，娱乐的变迁，处处可见出广东民俗与中原的传承，特别是节日民俗方面，大同小异，主要节日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基本承袭中原而来，从中原迁来的客家人吃不上饺子，只好做豆腐，在豆腐内夹进肉馅煎之，以“豆腐角”代替饺子，寄托对中原故土的怀念。
但由于古越族先民的禀赋对中原同化无形的抗拒，加上地域、气候、环境的不同，广东民俗仍然保留了许多特异的现象。如广州的岁暮花市，阳江年初一“行大运”，广州初二“吃无情鸡”，客家初三“送穷鬼”，初七“吃春盘”（广州人曰游花地），正月十五夜游灯，潮州的妇女儿童提灯走三桥，化州人踏月“偷青”，梅菉人“游花桥，品泥塑，观飘色”，各有所好。还有一些节日，如“正月生菜会，五月龙母诞”，水上居民的“买力日”“鱼花诞”，南海“波罗诞”，广州“金花诞”等，都为广东所独有。饮食、观赏、娱乐方面，更是依托广东得天独厚的条件，八面来风的地利，丰富多彩，奇幻迷人。如广州的岁暮花市，小榄的菊花盛会，潮汕的英歌雄姿，佛山的绮丽秋色，广州的茶楼风情，潮州工夫茶的高超技艺，客家山歌风流儒雅，等等。
广东民俗的主要特色有三：
第一，古老而又年轻，处处迸发出中西撞击的火花。广东地处南疆，历史上比中原开发迟，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最先接受海外民俗的影响，表现在日常生活、饮食衣饰、人际交往等方面，不但有海的迷人风韵，还略带一点“洋”味，构成了广东民俗的显著特色。他们一面过春节，一面过圣诞；一面游花街，又一面给情人送玫瑰花；一面吃蛇、烹狗，饮工夫茶，一面又吃汉堡包、寿司，喝鸡尾酒；一面舞龙舞狮，跳棚扣英歌，一面又跳迪斯科，唱卡拉OK；一面穿牛仔裤、蝙蝠装，一面又复兴旗袍和香云纱；一面操着电脑预测市场风云，一面又供着财神，占卦算命，扶乩问仙。这些强烈的反差，便是南北文化交融和中西文化撞击的结果。
第二，活泼多样、充满水乡浪漫情调。这是由广东特殊的人文结构和地缘决定的。他们没有历史的负重，中原移民由于种种原因，对故土不多依恋，很快与土著民族打成一片，四季如春的广东沃野，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培育了人们轻快活泼的性格；富于开拓、冒险的广东先民，创造了许多浪漫故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广东民俗实际是各民族民俗交融的结果。在广东狮舞中，我们可以看到纯北方狮形象的狮子滚球，也可以看到南方的独角醒狮，还可以看到南北结合的中山“健武狮”。有北国传入的马舞，也有水乡特有的“水色”、鱼舞、醉龙舞、赛龙舟等。饮食民俗也因大自然慷慨的给予变得多姿多彩，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无不在广东人的美食谱中。“自梳女”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金兰盟”“不落家”等浪漫的情调，轻歌曼舞的节日风情，年晚“游花街”那轻快活泼的调子，就像广东音乐一样清新明秀，轻柔淡远，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幅明媚的画卷，使人轻松舒坦，又催人奋发，这正是广东民俗的主旋律。
第三，极富人情韵味，带有浓郁的市井风情。广东人感情比较细腻，不善表露，没有北方人那种热情豪爽的风格，但在人际交往中一旦相知，便极重情义。“自梳女”们对自己的金兰盟友的深情自不用说，水上居民姑娘出嫁时那班姐妹陪泪的场面，也真叫人感动；广东华侨那种爱国爱乡之情，早已闻名四海，除了赤子之心以外，人情磁场不可排除。春节大人给小孩“压岁钱”，长辈给晚辈“分柑”，以物“结缘”，以花传情，送花祝愿等，都带有浓重的人情味。广州的茶楼，与其说是饮食天堂，还不如说是人情交往的大观园。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城镇商业街的骑楼建筑，不但成为广东市镇特有的街景，那骑楼底下琳琅满目的橱窗，使之更加富有市井风味。还有那些饮食大排档，如今现代化的大宾馆里亦仿效设置，花园酒店的荔湾厅，中国大酒店的食街等，不只是回归大自然的野趣，更是对南国市井风情的留恋，使广东风俗具有更加迷人的风采。
从以上简略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岭南文化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古老的百越文化、中原文化移植岭南所产生的移民文化和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撞击而产生的近代文化。这些历史的因素，加上自然环境、人口源流、经济背景诸因素，导致广东民俗的形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说，生存的环境对于人类的气质、素养、观念、习俗都有重要的影响，考察广东民俗，揭示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必须从这些方面入手。
作者：叶春生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