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广东摧锋军始末
宋代的广南东路（比现在广东辖境小，不含海南岛及高州、雷州地区，以下简称广东）以地处僻远及非战略要区，向来不置重兵。南宋初年，整个南方处于动乱状态，广东亦然。当绍兴二年（1132年）广东兵祸最严重之际，本路唯一的正规军，即北宋神宗时设置的一支五千余人的东南第十一将兵，只剩下“不满千人”。幸得岳飞及时击破曹成部大股兵匪并于次年讨平从江西来的诸部，广东才转危为安。由于兵力太薄，经广东多次奏请，宋廷方于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派“湖南安抚司后军统制韩京，充广东兵马钤辖，以所部屯广州”。这支军队就是后来的广东摧锋军。
韩京是河东（山西）人，“以忠义起上党”，绍兴二年领兵在湖南，颇为不法。岳飞讨曹成时拨隶岳部，其军“三千人，除留看寨辎重火头外，堪出战只有一千余人。”因被岳飞挑选去一部分精壮人马，韩京不满，后来不愿跟随岳飞，被湖广宣抚使李纲留在湖南，并在讨捕盗匪中，收编一批被击降者补充的军队，奉命到广州时，部下约有三千人。该军到广东后约两年，被命名为摧锋军，绍兴六年九月，韩京已称为“摧锋军统制”。
摧锋军是一支独立的正规部队，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殿前司”，算是天子的禁军，但实际上是长驻广东，受广东经略安抚使和提点刑狱节制的军队。该军的统兵将领是统制官一员，并设有统制司。统制之下有统领数员，统领又称第一将、第二将等，统领之下依次为正将、副将、准备将。摧锋军数在整个南宋时期因时而不同，最少近三千人，最多时达七八千人。自建摧锋番号后，统制司便设在韶州。因为从这里向木路东北至西北一带多盗匪及起义军的山区派兵较为近便，而且韶州是提刑司所在地，也便于提刑对摧锋军统制的节制。
韩京初到广东时，还保存不少“恃恩不法”的坏习气，由于安抚使连南夫对他多所劝诱启导，“京遂革心向善”，此后韩京更屡立功勋，而且“大有功于民”。由韩京率领的这支军队原来大多是北方人，而且是马军（后来可能马匹不多），战斗力较强，特别是韩京本人“革心向善”后，就能使他们更能发挥威力。韩京以后，摧锋军仍然是广东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直到最后的抗元战争时，还是如此。在这长期过程中，最早的摧锋军战士逐渐减少，后来不断新旧更迭，其兵将多由本地人补充，故“所部多土人”。土人的长处是了解和能适应岭南的特殊环境。招募本地人当兵，对体格等条件要求相当严格，如淳熙十四年（1187年）招到“摧锋军合格11人”，还由广东提刑、摧锋军统制联名奏报。摧锋军还常从罪犯和归降的敌兵中选强壮者补充自己的兵员。如乾道元年（1165年），擒获起义首领李金后，对“诖误胁从自首”之人除老弱及不愿者外，“并押赴摧锋军充效”。淳熙元年（1174年），“诏广州自今有正犯强盗持杖劫盗之人。如人才少壮，并量远近分配潮、韶两州摧锋军。”其他把强盗等重罪犯人配入摧锋军当战士或从事繁重役作的记载还很多。因此，摧锋军战士多是精壮骁勇。特别是用“强盗打强盗”，以毒攻毒，如果驾驭得法，是可以满足统治者使用他们的愿望的。摧锋军中有训练官教授武艺。据《曲江县志》载：“淳熙十年，统制吴荣增营屋、军学等。”曲江是当时韶州州治所在，统治司置军学，说明摧锋军还颇注重教化。关于摧锋军的饷给如月钱、月粮、春秋衣等，这方面的资料无从获得。但摧锋军“军中有回易所以养军”，许其“就屯驻营寨去处开置铺席，典质贩卖”。摧锋军既能派出“回易”军设商店，开当铺，合法地经商，就可以用一部分赚来的钱财笼络兵士，从而使摧锋军战士享有比其他军队较高的物质待遇。摧锋军打胜仗、立功，能领受较多的赏钱，还按立功大小奖以“官资”。积累多次陛迁的官资，就可以当上军官；如没有军官的缺额而来能当上带兵官，仍可以继续当战士而领取军官的饷项。
在上述诸条件下，不仅招募来的兵士，甚至那些出身于强盗的，也能不致逃遁山林为非作歹，而安于当兵、愿意打仗。所以这支素质悍勇的摧锋军与相类的福建左翼军、江西右翼军，作为对内镇压的工具，很能战斗，“为天下冠”。又，南宋中后期还有所谓“摧锋水军”，但它不属摧锋军统制，实与摧锋军无关。
下面据所见资料叙述南宋有余年内摧锋军兵员消长、兵力分布等情形及主要作战事迹。
韩京的军队一到广东便投入战斗，其部下统领赵焕于绍兴四年在粤北乐昌阵亡。绍兴五年（1135年），韩京驻韶州，转战于韶州、连州、南雄等州境“屡小捷”，部下已达四千余人。嗣又与湖南、江西、福建诸军分头合击四路（连广东四路）邻界各州的“盗贼”，被他击败的北部“诸盗”或回湖南，或散在连州山中。
约从韩京军命名为摧锋军时起，四五年内，是摧锋军打仗最频繁、战绩最辉煌的时期。当时，潮、梅、循、惠“寇猬起，布满山谷”，朝廷命四统制兵，“曰申（世景）、曰赵（详）、曰单（怀忠）、曰韩（京）者，控扼要害，荡涤无余”。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韩京以“掩杀岭南诸盗”有功，由团练使衔升至防御使衔。同年十月，在平惠州叛军曾衮的战斗中，韩京募敢死士73人夜劫敌营，效用（有勇力待遇较高的战士）易青被执不屈，“贼怒焚之，青死，骂不绝口”，由此可见摧锋军战士勇敢无畏之一斑。这几年，韩京共“击破大盗七十余屯，威震岭南”。接着，受命坐镇循州，以控制从连州到潮州的广东东、北各州，并兼任知循州。韩京知循州十年，“扫瓦砾，立城郭府寺亭堠馆舍百有余所，为屋数千百楹……惠种与牛，而农去家者载来来归。”循州人还为他立了“韩侯祠”。今梅县境内的蓬辣滩，过去又名“晒甲溪”，即以“韩京帅师平潮寇经此触石坏舟，晒甲于此”而得名。
韩京统摧锋军镇循州期间，于绍兴十年（1140年）升任广东马步军副总管，并一度兼汀、漳、虔、吉州捉杀盗贼。摧锋军此时驰骋耀武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广袤境域，统领翟皋还被派遣率部1200人屯驻福建汀州。大概这时摧锋军已超过七千人，宋朝皇帝是不愿一个武将拥兵过多的：所以要削弱它，遂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下旨，将翟皋部拨归福建，后并入左翼军。尽管广东总管韩京每出必捷，宰相秦桧还是认为他在广东掌兵甚久，虑其难制，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六月，令广东安抚使薛弼劝他引退。于是韩京只得“乞罢”，由张宁继任摧锋军统制兼知循州。
张宁仍率摧锋军驻循州。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江西的东南第六将将兵4000人叛。据虔州（两年后改为赣州），朝廷调各路军围剿。张宁“以循州兵驻城之南”，叛军败逃时，“突张宁寨，士鏖战，一贼不得纵”。张宁之后，摧锋军统制职权被削弱，常驻韶州在提刑和知韶州的节制、影响之下，全军分戍各州，比以前分散。绍兴末期，因金主完颜亮南侵，移摧锋军之半“三千人戍荆诸（江陵）”；隆兴二年（1164年），又调摧锋军一部到广西去助平王宣、钟玉。乾道七年（1171年），广西经略安抚司要求朝廷增拨正规军三百人驻桂林帅（安抚使）府所在地，诏“摧锋军于韶州在寨人内差拨200人”。摧锋军被调至湖北、广西3200人，兵力减去大半，以致后来“湖南盗”入广东，使许多州县遭到严重残破。
淳熙二年（1175年），又有“茶寇”自湖南入广东，由提刑林光朝督摧锋军统制路海前去攻讨，事平，摧锋军经战官兵共750人均受赏。当时摧锋军的处境很为难。林光朝说：“今摧锋一军，有2780人，分屯24处。韶州重兵847人，又樵瞪爨厮役辎重守栅者尝过三之一”，可以打仗的不过四五百人。特别是兵力过于分散，远在数千百里之外……处有警，调兵要许多时日，集中兵力极难。虽说路海向自己表示“若以倍击之，何扰不胜？”但一时调兵不到，若以几百人出战，一旦失利，便“更无别项策应之人”。林光朝为广东这支摧锋孤军兵少而又分散叫苦不迭，要求招募数百人以增加统制司所在地的兵力。此后若干年内，摧锋军屡有招募及编罪犯入军的记载，但所增不多。据李心传说，嘉泰二年（1202年），摧锋军凡3400人，分屯广东诸州县镇，共20处。即比二十余年前增加了六百余人，兵力也稍集中。在淳熙至嘉泰这段时间内，淳熙六年、七年，摧锋军以讨捕入广东境的“郴州贼陈峒”有功，获得升官赏赐，后又由广东安抚司将统制张喜，统领刘安以下官兵1996人，“犒设一次”。战士参与一路最高长官所设的酒宴，是一种很大的光荣。次年，张喜率摧锋军讨潮州沈师，擒获沈师解赴帅司。
尽管自张宁以后摧锋军还是常常打胜仗，但兵力单薄，凡大股或别路进入广东的“盗匪”，多数场合是靠从湖南或江西派来的官军合剿，才得以讨平或取胜，前面提到的茶寇和陈峒都是这样。嘉定三年（1210年）四月，郴州黑风峒李元砺犯南雄州，官军大败，此役摧锋军损失惨重，战死的将领就有肖辉，副将陈澄之，准备将梁满、彭添等多人，参战的福建左翼军也有将领阵亡。李元砺声势浩大，众至数万，所以合摧锋、左翼各一部之力还是吃了败仗。后来事平，两军官兵所受的赏钱，每人至少是十贯。嘉定六年（1213年），因南雄州的摧锋军只有百人，于“韶州第一将差拨官兵100人”前往；同时又拨摧锋军52人，在河源县境“分乌石、泷岭两处”立寨，以防江西龙南方面来的盗贼。广东于南宋后期在各州县境要隘设立了许多巡检寨，由巡检率士兵驻扎，但各地要隘又多争着要求派驻摧锋军，以致52个摧锋兵士分驻两处，说明此时摧锋军兵力更加分散。
宝庆三年（1227年）淮东的李全投降蒙古。摧锋军一部由一员统领牵领调戍建康（南京）。戍建康四年之期才回到江西，又被留戍。绍定六年（1233年），赣寇陈兰枪据松梓山寨，出没江西、广东，留戍在江西的摧锋军又少不得驰驱征剿。端平元年（1234年）陈三枪平，才由统领熊乔带回广东惠州。
端平二年春，回到惠州的熊乔部发动了叛乱，原因是积之已久的怨愤。《宋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支军队“远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归，未窬岭，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转战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报，求撤戍，又不报，”才“相率倡乱”。叛乱由兵士曾忠发起，焚惠阳，下博罗，很快打到广州城下。统领熊乔未参与叛乱，事先逃出报信，广州异常惊惶，安抚使曾治凤从海上逃走，城中公推有威望的在籍大臣崔与之出知广州、广东安抚使（自北宋中期起此两职必相兼）。崔与之亲自上城与城外叛军对话，并派李昴英等缒城谕令退兵。叛军本是一怒而起，没有什么主意，因尊重崔与之，又见广州已有准备，乃于二月初九撤离广州，西走肇庆。崔与之立即令摧锋军统制毗富道率韶、连、循、南雄黄州兵前往追击。叛军设伏，打败了轻进的官军，然后在四会、怀集一带徘徊。广东当局一面上奏朝廷，从各路调集军队，一面派人招降。叛军很恋乡土，未能远走广西，坐困怀集、四会及封州境，只表示“不愿再隶第二将（即熊乔）兵籍，欲移往别州驻扎”，但又怀疑不会受到赦免，不立即投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不幸命运。五月初，官军除出动本路的广州水军、勇敢军及未叛的摧锋军外，还调来湖南飞虎军、两浙的定海水军和澉浦水军，只候江东军到，即进行水陆会合围剿。诸军毕集后，叛军战败请降，一部分被诛杀，其余分隶诸州。
当时广东摧锋军连这支叛军在内总共不过三四千人，第二将部下经过八年远戍和战斗，充其量不过千人左右，对付这区区之众，竟然集官军数路上万之师，正说明摧锋军是英勇善战。经过这次损耗，摧锋军更加被削弱了。
南宋后期，广东境内的战乱较前期少，因而关于摧锋军的记载也较少。兹将南宋晚年摧锋军总数及其屯驻潮州、南雄州的兵数分录于下：
广州经略安抚司直辖殿前司摧锋军分戍本路3287人，但驻广州数不详。《永乐大典》载：潮州于绍兴年摧锋军最盛时曾驻摧锋军1200人，后渐次抽走，或存700、500或200，晚年的摧锋军寨“在州郭之北，军额见管一百丹一人”；南雄州的摧锋军寨在保昌县，“元管110人，今增至220人”。据此以及前述分为20处、24处等情况，可以大致推定：当时广东计14州，除统制司所在的韶州及广州驻扎的摧锋军多一些外，其余各州依其大小与军事上的重要程度，每州不过百人左右至二百余人之谱。
直到南宋灭亡时：元兵进入广东，已经式微了的摧锋军，犹奋其百战之余威，为卫国家、保乡土，英勇抗击元军，放出其最后的光辉。
德祐二年（1276年）六月，元将吕师夔遣将黄世雄、梁雄飞引兵在广州，欲接受广州投降。广东安抚使徐直谅命广州人李性道权任提刑，领摧锋军及水军拒敌。兵至广州以西的石门，“遥望虏骑，拥山塞川”，李性道惧不敢战。摧锋军将领南海人黄俊向李建议：元军零乱，如分兵为两翼，包括水军登陆，绕道敌军之后去进攻，可以取胜。这是众寡悬殊形势下以弱胜强的唯一机会，但李性道不从。等到元军列成阵势鼓噪而前时，只有黄俊“奋身大呼”率所部摧锋军“迎敌力战”。其他军队畏缩不援，结果大败而回。元军入广州后，李性道等降，独黄俊不屈就义。
同年，海阳人马发为摧锋军正将，驻潮州。因潮州知州弃任而去，州人遂推马发权知潮州事，并称其为安抚使。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十七日夜，元兵取下潮阳，派人来招降。十八日，马发率兵退走，元兵赶上，与之接战，马发不降，元军乃舍之而去。此时潮州城已不战而降。数月后，宋大将张世杰收复潮州，马发回守，城守盖备。景炎三年正月，元将唆都围潮州，马发闭城坚守，军民同仇敌忾，乘城诟骂。唆都“塞堑填濠，造云梯、鹅车，日夜急攻，发潜遣人焚之”。拒守一月有余，因有人叛变，元兵入潮州东城，马发只得收残率百余人入子城拒守。又二日，即至三月初一日，马发势穷力殚，再无法守御，全家自杀尽节。马发守潮州是南宋广东抗元最壮烈的事迹之一，与他共患难至死不降的，当然首先是屯驻潮州由他长期统带的摧锋军战士。
摧锋军不但是南宋广东的最精锐的军队，而且也为北宋广东的禁兵和将兵所不及，因为北宋王朝派驻广东的禁兵和后来由驻广东禁兵编组成的系将禁兵都是当时的中等、下等禁兵，战斗力不强，也没有堪以称道的战绩。至于摧锋一军，经百余年新陈代谢、长期存在，且能保持斗志，则更为广东古代军事史上所仅见。
作者：汪廷奎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