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壮达
秦统一岭南前后的番禺
“番禺”之名，早就见于西汉初年的文献。赵氏“南越”是以番禺作为中心，秦、汉的南海郡治是设在此地。其后，它又曾先后作过交州和广州的州治，直到6世纪末的隋开皇间，才被划分为番禺、南海两县。现时的番禺县治虽已迁到广州市东南约20公里的市桥镇(南海县治也迁到佛山市)，但在今广州市街内，仍留有许多古番禺的旧迹。这正是由于古番禺早在秦、汉之际，已形成为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把它列为当时全国名城之一。
研究广州古城建置沿革的人，早就认为无论是任嚣城或赵佗城，都应不出旧广州城(明、清旧城)的偏东和偏北地区。这一判断，基本可信。另一有关的问题，就是：这个早期的番禺，它的发展大体上曾经达到过怎样的水平？也即是说，作为古老的著名都会，其重要性曾在哪些方面得到反映？下文拟就此试作探讨。
据著名的《淮南子·人间训》篇中所记，秦遣尉屠睢以五军入越，其时的军事布署情况是：“一军塞镡城(按：地在今湘省西南)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依此，五军所戍地点，除“结余干之水”的一军远在东北后方(大致相当于今赣省北境)可能是为了准备对付东越方面之外，余四军皆是面对南岭山地以南的珠江流域各地。按其时的进军深度，前线最远的自是位于西江、北江、东江三江会流区的番禺。但是役的最后作战重点，当不在番禺，而在九嶷、镡城以南的“西瓯”一带。因上文所引《人间训》篇的五军布署，其续文还有如下的记述：“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及发谪戍以备之。”其所记述，显然多与西部有关，这不正同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的战略布署形势相一致吗？倘使“处番禺之都”的一军其任务不是同时为了协助一、二两军对付西江中、上游的局势，则其深入番禺地方以便在此役中发挥作用就很难设想了。还有一点可以估计：“守南野之界”的一军，主要应是作为对深入至番禺一军的后备力量，或是为了加强番禺后防的战略配置，这就说明了“番禺之都”的重要性。它可能是当时全局的军事指挥重心所在。《南越传》所记任嚣和赵佗两人的先后事迹同番禺的关系，也恰好证明此点。
本来，《人间训》篇关于五军作战经过的记述，其内容既甚概略，自难免有失之笼统、或不尽不实之处，此点可置勿论。惟惜该文虽有“一军处番禺之都”的话，却于后来文献所记载与番禺有关的头号人物任嚣其人的事迹，甚少道及。很可能任氏就是当时在番禺方面的指挥者，或其后以“南海尉”名义主持全局的人。至于他的后继者，秦龙川县令赵佗，其原来所守的龙川（今广东龙川县治老隆东江下游尚存“佗城”故址)，正是与守南野[今江西大余（庾）]之界相呼应的冲要地点。赵佗应是当时负责保卫番禺，以免受东越袭击的另一位秦军中的实力人物。由是可知，被称为“番禺之都”的地点，当时便应早已成为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总汇的重心了。
秦有五岭之戍，而《人间训》那段颇具第一手材料价值的记述，关于五军布署所提及的重要地点，只有一个“番禺之都”最为突出。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所记的番禺，是自“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广大地区的唯一代表都会。其在经济上的特点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可见两千多年前汉初的番禺，已是一个海、陆珍宝和农产、工艺集汇之所。其水陆交通形势，在整个珠江流域和包括岭南沿海地区中，已是无出其右的都邑。不过，我们还未能更多地可据以了解这座都会于秦设南海郡治之前及成为“尉佗都”之后已发展到怎样的规模，这正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但就目前作者所能接触到的有限材料，只可分别从人口和交通两方面的情况略作分析。
秦汉之际的番禺居民人口估计
广州虽素以“负山险，阻南海”的形势见称，其市区所在，却是位处浅丘平野之间。两千多年前，古番禺的发展初期，当以今越秀山前的临水台地为主体，其西、南、东近邻的水域分布和岸线的曲折，远较其后形成的地形状态复杂。当时城市外围的珠江江面及整个河口海湾亦远较今日辽阔。而其时，三角洲冲积平原尚在发育前期，平原农业和居民点则在初兴阶段，因而这座滨海城市的发展，自还未有大量人口集中繁息。
估计秦末初平南越之际，古番禺居民人口，当不会如有些人所设想，谓可能已达10万人之众。秦平南越，初设三郡，其时岭南人口情况，自难确知。但依《汉书·地理志》，以西汉平帝元始二至五年(2—5年)称为“极盛”的一次户口材料，南海郡6县的户数不过1.96万户，口数不过9.4万多口。据此，曾经是古代南方重要郡治的都邑，其居民人数究占多少，固难臆测，但全郡的统计口数如此之少，即使其中绝大部分属首邑辖境，其实际居民人数亦恐不满10万人。况西汉时全部6县所辖范围之广，约可及今连江口以南，西至清远、四会，东至东、韩二江流域，南止滨海之地。其中当有不少土著居民的原始聚落分布。而当秦汉之际，中原谛戍徙民南来开发之初，番禺一地能否即已形成10万人口的集中，实属可疑。至于前述公元1世纪初平帝时南海郡的户口情况，因时间上已去“任嚣城”及“尉佗都”不下200多年，其间又经过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赵氏南越结束的战役，都市曾遭火攻，当受严重摧残。很可能至1世纪初的西汉末年，元气犹未恢复，其户口情况已趋式微，自无足怪。
另有一种颇为重要的情况亦须指出：西汉末平帝时的那次户口统计，交州七郡本是以羸阝娄(今红河三角洲河内附近)为首邑的交趾郡最多(9.2万多户，74.6万多口)。其他6郡，超过10万人的，只有苍梧郡10县共14.6万多人，九真郡7县共16.6万人。在七郡中，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位处岭南地区中部，据西江中游，郡治北通漓、湘江；南连合浦以接交趾。吴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之前苍梧(首邑广信)是汉交州刺史部所在。惟在番禺成为尉佗都之先，苍梧本秦桂林郡地，武帝平南越置七郡后，直至东汉末，交州刺史部均在苍梧广信。东汉末建安间，交州移治番禺。其后交、广分治，番禺便以新的政治面貌再度在岭南地区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为自唐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或以为自从秦以一军处番禺之都，古番禺便无疑可以断言已是一座拥有大量人口的城市。但如依上述交州七郡人口情况估计，恐未必然。又或以为此番禺之都既能容纳秦的一军，而据秦以50万人分为五军之说，一军当有10万众，由是推知当时番禺城人口至少亦有10万人以上，否则何来给养。这种估计，亦颇难凭信。
古人所称大军出动之数，原不可皆以为实。且秦军究取何道，及如何完成深入番禺的进军，史无明文，惟番禺本处水运四集之区，粮食征调，自必较之镡城、九嶷等西线各地为便；且亦不能以城市人口的多寡作为决定战略上进军的绝对依据。因此，以10万人为一军之说固未必可信；而以一军以定一城人口，虽属约略之数，亦殊非所宜。
古番禺在岭南地区的交通中心作用
早在秦军入越之际，以迄汉初赵氏割据全期，时逾100多年。在此期间，古番禺城作为岭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其对北至南岭山地，南至滨海地区的经济开发影响如何？又因其位居三江总汇和珠江河口湾顶点的有利条件，在岭南早期河、海运输业的发展上，曾产生过何种促进作用？二者，虽亦因年代久远，文献材料以及目前考古学上所能取得的物证不足，难以作出准确的答案，然亦不妨试为探究，冀可暂补其空白。
自从秦的一军深入番禺，继之有主要越过湘、漓的进军，以深入西江中、上游流域。而自九嶷一线，连络贺江、连江二水；复自湟溪(连江)之口，与浈、武二流(合为北江)相合。于是岭南地区东西之间，自番禺至苍梧之道通。而南北之间，则亦以番禺为中心，沿北、东二江及其主要支流，以通南岭山地的东段各地。自是，番禺与腹地的交通，乃得以深入扩大于南岭北坡，顺沿湘、赣诸水，以与长江中、下游主流相接。惟自番禺一旦成为尉佗之都，南北往来，又曾一再出现了人为的阻力，这主要还是由于汉王朝的统一需要同赵氏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致使五岭通途一时仍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因而亦影响及于整个岭南山地及其邻近土著民族分布地区开发的速度。
但是，上述的干扰，并不严重妨碍番禺本身的发展。赵氏经营岭南共历五世90多岁。在此期间，由于南越统治实力的不断加强，番禺已稳定地成为岭南珠江流域及其滨海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核心。中原先进文化对岭南地区的传播，固是以此为首要的扩散点，惟其时它的经济发展，从地理方向说，可能因有两种矛盾的倾向同时存在而起着某种程度的抵消作用。具体说：一方面因北有重关之限，以致对长江流域各地的深入联系所受人事阻力更较自然障碍为大；另一方面则因赵氏政权致力向西江中、上游及西南红河流域的发展，但又不能不随时注意东邻的觊觎(如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便曾有闽越王郢攻南越之事)，因而虽有南海之利，却并未能分其余力，致意于海外的经营。当然，这并不影响赵氏政权对正由于自然力的作用在不断扩大发展中的珠江三角洲区土地和水网的开发利用，还包括对西、北、东三江中、下游地区与番禺城相联系的航运发展。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上书谏勿对闽越兴兵有云：“(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又有“舆轿而隃岭，拖舟而入水”的话。无疑，这都同样适用于南越。而左思的“篙工楫师，选自闽、禺”，(《吴都赋》)亦是岭南水运发达较早之证。
然而番禺成为水网交通枢纽虽已甚早，但它作为南海海运中心的兴起，为时则可能迟至交、广分治之后。因至今似还未能找到无可置辩的材料，以证明在赵氏时期，番禺已成为我国南海海运的重要进出口。这座城市虽然已被《史记·货殖传》明确记载为是著名全国的珍贵海产如珠玑、玳瑁，以及可能来自远方其他物产包括犀、象齿等的集汇处，却很可能是由当时的沿海居民从它的近邻海域，包括广阔的河口湾区捕捞所得，和通过沿海较远如合浦等交州港口转运集中。但那时，番禺的海运规模虽然不大，却因是一个拥有广大腹地的河口港，其对内联系的条件，和对外发展的潜力，都不是徐闻、合浦等其他交州港口所可及。
秦汉之际的“番禺之都”，就是如上所述那样的一个拥有许多重要珍贵土特产商品的交换市场，在经济上占居突出的地位。这正好说明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它是公元前3世纪时秦军入越所必先夺取的对象，原因也当在此。秦军由于有了番禺这一纵深的楔子，加上龙川和南野两个位居水、陆上游的后卫据点，便可以大大减轻来自闽越的压力，且还可以说，闽越和西瓯方面可能的联络和声援也因此而被秦军切断了。由是，对于那个最难解决的“五岭”以南的西部地区——也许就是《史记·始皇本纪》所指的“陆梁地”，秦军才得到有利的条件以集中兵力实行突破，取得胜利。
以上仅是对古番禺一些极粗浅的看法，确切与否，自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和多方面的证验。
关于古番禺历史地位
一度称雄于岭外的赵佗，其所奠立的番禺之都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公元前111年杨仆的纵火令下，当已遭到重大破坏。此后，它开始成为汉代的南海郡治。直至3世纪初交、广分治之前，才有东汉末建安间交州刺史步骘就原地区重新筑城之事。在汉武帝时南海郡设立之初，据旧志，番禺城有被改迁于郡南六十里之地，而称赵佗城为越城之说。很可能，就是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役开始，这座曾作为“尉佗都”并经历赵氏“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史记·南越传》)的古番禺城，已部分或大部分成为瓦砾场，因而《水经注》的浪水篇才有记述建安间步骘自当时的州治广信到此勘址修城之事。《水经注》说：“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并说到“斯城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以及“建安二十二年(按即217年，上距元鼎六年焚城之役已近330年)迁州番禺，筑立城廓”等语。这一隋、唐以前的文献材料，因时代比较接近，自应是较确切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旧番禺“筑立城廓”，为的是要将原设在苍梧、广信已久的交州州治东移到番禺，它正好说明番禺这一前代都会，其地理条件的优越及其经济发展潜力的深厚。亦唯其如此，在交州迁治前的三百多年间，它仍然能作为交州七郡之一的南海郡郡治而存在。
但是，终汉一代，南海郡治的发展，还是没有恢复到“尉佗都”时代在岭南地区的政治地位；经济上，也并未超过前时多远。关于前者，自是因尉佗都的全盛时代与东汉末三国分立时交州迁治番禺后的四五十年间情况不同。且依西汉制，作为州刺史部的政治权力本来有限。至于经济上，步骘筑城后的番禺，很可能仍是受到主要作为河港中心的发展限制，那时，沿海的重点，当仍是在面对今海南岛和北部湾地区的合浦、徐闻。其直接同海外交往的港口，主要还是合浦。大约在两晋以前，番禺尚未发挥直接同南海诸国频繁往来的海港作用。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