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广州，早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都会，各种舶来品云集在此。在广州汉代墓葬中，就曾出土十余种汉代外来珠饰，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目不暇接。
今天我们就跟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邝桂荣老师，谈谈两种在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费昂斯珠和印度太平洋珠。
费昂斯珠 Faience Beads
费昂斯，音译自英语“faience”一词，源出自意大利语，本指中世纪意大利北部法恩扎（Faenza）出产的一种蓝色釉陶。
因和古埃及制造的一种原始玻璃器与之色泽相近，因而被称之为“faience”，后便以此词指原始玻璃。
埃及费昂斯珠，公元前2500年左右
费昂斯在外观和原料上都与玻璃相似。它的制作工艺是先成型后烧结，不同于玻璃先烧融后成型。
费昂斯在中国最初被归入料器，一般称为釉砂(表面为玻釉和石英砂)和玻砂(内部为玻璃和石英砂的混合体)。它们的出现时间早于真正的古玻璃，被看作古玻璃的先驱。
陕西省宝鸡西周墓地出土串饰，其中灰蓝、灰绿色料管即费昂斯珠
国内许多地区都出土釉砂珠，主要出土于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也有出现。从时间上看，最早为西周初年，最晚为春秋晚期。
瓜棱形费昂斯珠，2003年番禺小谷围青岗M10出土，东汉
国产费昂斯含有较高的氧化钾，其助熔剂可能采用草木灰，而西亚及埃及的费昂斯助熔剂为天然泡碱，氧化钠的成分较高。
古玻璃研究学者认为，国产费昂斯的制造与原始瓷釉有密切关系。战国时期釉砂的制造技术水平提高，可以生产玻璃化程度更高的玻璃，国产费昂斯逐渐消失。
菠萝形费昂斯珠，2003年番禺小谷围港尾岗M2出土，东汉
橄榄形费昂斯珠，1956年先烈路惠州坟场M1出土，东汉后期
广州发现费昂斯珠共89颗，皆出于东汉墓。42颗表面施有明亮的蓝绿色釉，由于在地下埋藏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剥落，41颗施白釉，亦多脱落，另有4颗表面风化较严重，釉已完全不存。
扁圆形费昂斯珠，1956年先烈路惠州坟场M1出土，东汉后期
经抽样检测，广州汉代费昂斯珠含有较多的氧化钠、氧化镁，氧化钾的成分较少，其成分与国内釉砂存在差异，而与埃及西亚的费昂斯相似。
多面体费昂斯珠，2016年广州动物园M23出土，东汉
多面体费昂斯珠，2001年番禺员岗村三把岗M2出土，东汉后期
在器形上，多面体、瓜棱形、菠萝形均不同于国产费昂斯珠，而具有西方风格，在时代上，国产费昂斯战国时已基本消失，而广州的费昂斯珠全为东汉时期，说明广州汉代费昂斯珠应是外来物品，随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发展从海路输入广州。
印度-太平洋珠（Indo-Pacific Beads）
印度-太平洋珠是美国珠饰专家小彼得·弗兰西斯（Peter Francis Jr.）首创的术语，指一类采用拉制法制成、通常直径小于5毫米，色彩常呈不透明淡红棕色，橙、黄、绿色及透明琥珀色或紫罗兰色的单彩玻璃珠。
印度阿里卡梅度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珠
印度-太平洋珠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首先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珠饰制作中心阿里卡梅度（Arikamedu）生产，而后沿海岸向东传播。
由于这类珠子广泛地生产和传播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自身特点比较明确，因此被命名为“印度-太平洋珠”。
泰国南部发现的各种颜色与形状的印度-太平洋珠
印度-太平洋珠的成型方法是拉制，是将熔融的玻璃液用特别的工具拉成空心的细管，再将细管截成小珠子。用拉制法制成的珠子多为为圆柱形，也有圆形，扁圆形和管状，但体积较小，一般直径不会超过5毫米。
印度-太平洋珠的主要成分特征为氧化钾含量较高，属于钾玻璃。钾玻璃主要包括中等钙铝型、低钙高铝型和低铝高钙型3类。中等钙铝型钾玻璃是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在中国、印度、泰国、缅甸、柬埔寨、韩国等地区均有发现。
印度-太平洋珠，2010年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M151出土，东汉前期
一般认为，印度阿里卡梅度及其附近地区为中等钙铝型钾玻璃的制作产地。低钙高铝型钾玻璃主要发现于我国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缅甸，在泰国和柬埔寨有少量发现。
印度-太平洋珠，1997年横枝岗M3出土，西汉中期，2003年番禺小谷围港尾岗M8出土，东汉前期
印度-太平洋珠是广州汉代珠饰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珠子，总数超过10000颗，出土于200余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中。
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白色、黑色等，深浅不一，多呈半透明或不透明，少数透明。器形有圆形、扁圆形、管形、系领形等，直径多在0.4-0.7厘米之间。
印度-太平洋珠，2003年番禺小谷围港尾岗M16出土，东汉前期，圆形
广州出土汉代印度-太平洋珠以中等钙铝型钾玻璃为主，低钙高铝型钾玻璃数量也不少。因此考古专家们认为可能存在多个产地。有的可能为印度直接输入，有的是东南亚地区吸收了印度工匠的技艺生产制作，而后沿海路输入中国，有的则为本地利用外来技术制作。
印度-太平洋珠，2003年番禺小谷围港尾岗M4出土，西汉后期，联珠形
据晋朝著名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其“水精”，指的就是玻璃。葛洪指出，在汉晋时期，交广地区 （今广西、广东、越南一带）已有工匠掌握了利用草木灰作助熔剂制作玻璃的方法。
因此，不排除岭南工匠在学习外国玻璃样式和技术之后，自制了一部分类似印度——太平洋珠的玻璃珠。
印度-太平洋珠， 2000年恒福路银行疗养院M33出土，西汉，管形
印度-太平洋珠， 2003年番禺小谷围港尾岗M6出土，东汉前期，系领形
这些珠饰，不管是本土制造，还是利用本地原料对异域风格的器物进行仿制，又或是用进口原料进行加工，还是直接从域外输入，都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融合的过程，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甚至是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见证。
来源: “考古大家谈”微信公众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李庆新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