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端本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集海关、外贸职能于一身的机构。它创建于唐代（唐称市舶使），终结于明代。明代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市舶司，时废时复，可以说是日趋没落的年代。对于其征税情况，史书记载也比较模糊，这亦是明朝闭关锁国政策破产和市舶司职能衰退的一种表现。所以，有加以考证的必要。
按照《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的记载：“市舶司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因此，照规定，市舶司是有征税任务的。所谓“私货”，即随朝贡而来的商人所携带的那一部分货物，这些货物除市舶司优先购买外，余下部分是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的，所以要征税。
《粤海关志》卷四转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曰：“国王、王妃、陪臣等附至货物，抽其十分之五，其余官给之值。暹罗、爪哇（爪哇）二国免抽。其番商私赍货物，入为易市者，舟至水次，悉封藉之，抽其十二，乃听贸易。”就是说，对那些非进贡的物资有两种待遇：属于国王、王妃、陪臣附至的货物，要按50%的税率征税；而商人带来的货物，则按20%的税率抽税。
但是，这些规定在明代前期，完全是一纸具文，并未实行。洪武四年七月，明太祖“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同年九月，“户部言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大仓，三佛齐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请征其货。诏：勿征”。洪武十七年，又“命有司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货者，悉蠲其税”，明成祖登基后，亦仿照朱元璋的办法，“永乐元年八月，西洋琐里国王遣使贡，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税。命匆征。又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刺泥等人入贡，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亦不听”。所以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明虽沿前代市舶司之名，而无抽分之法。”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六亦说：“（广东）布政司案查得正统年间以迄弘治，节年俱无抽分。”
为此，明朝初年的广东市舶司，并不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它的建立，只不过是为了“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而消其衅隙也”。换句话说，它就是明朝闭关锁国海禁政策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政治大于经济，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掌管朝贡事务。所以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说：“贡至，经理之。此外他无事事。”
但是，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朝贡贸易的衰落，再加上两广常年用兵，财政出现困难，因此，武宗正德四年，“暹罗国船有为风飘至广东境者，镇巡官会议，税其货以备军需”。正德五年，户部对这一行为认可，正式批复了镇巡官。正德九年，右布政使吴廷举根据这一历史情况，请准朝廷，在广东建立正常的番舶抽分制度，“不问何年，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氵笠，蛮人杂沓于州城”。吴廷举这一措施，明显的是鼓励番舶来广州贸易。因按朝贡贸易制度的规定，一般的国家只许三年一贡，不是朝贡期则番舶不准入境。吴廷举不问是否朝贡期，来则抽分和接待，因而番舶骤然之间多了起来，连与中国没有朝贡关系的葡萄牙商舶也开来贸易。所以谈迁《国榷》卷五说：“始榷进贡番舶，从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之请也。其后启佛郎机（即葡萄牙）之衅，谓廷举作俑矣。”
当时的税率是按规定为20%,税款是由地方政府征收的。为此，曾引起广东市舶太监对这一项税收的争夺。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中者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刺加诸国番舶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由此可见，吴廷举建立起来的抽分制度，并没有让市舶司插手进来。据叶权（明嘉靖、万历年间人）《贤博编》证实，此项税款的征收，具体由海道负责。东莞却金亭碑记则进一步证明，派往番舶抽盘的官员是知县。嘉靖十七年，番禺知县李恺对番舶的抽盘，作了一些小改革，“不封堵，不抽盘，责令自报其数而验之”。即后来推行的番人报货制度，简化了手续。李恺还因拒绝夷人的金钱馈赠，而受到商人的称颂，却金亭碑就是记其政绩的。
隆庆开放海禁后，市舶贸易掀起了一个高峰期。在新的形势下，因夷人报货不准确，市舶的抽分改为丈抽制。周玄日韦《泾林续记》曰：“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舶提举”即市舶司提举，为市舶司主要官员。《泾林续记》约成书于万历二十八年。观此则可知这一时期之市舶税，已由市舶司所掌握了。
市舶税为什么会从地方政府手中转移到市舶司的手中呢？其原因是“万历二十七年上榷天下关税……山海之输，半蒐罗以进内府，而舶税归内监委官征收矣”。为了掌握各地的税收，万历皇帝派出由太监充任的税监，进驻地方各省，直接征收各项税款，故此时的市舶税，也就由地方政府转移到市舶太监的手上来了。《广东十三行考》转引《明会典》曰：“榷税之使，自万历二十六年千户赵永勋奏请，始命李凤于广州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
虽然如此，但市舶税的征收，很快又由牙行所代劳了。因为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商来华贸易，要通过牙行的代理，牙行掌握了外贸的经营权，他们以舶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夺，上下舞弊，货物“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因此，当时便有三十六行（牙行）的组织，代客办理一切手续（包括代办关税）。因此，“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可见市舶司的功能正在一天一天地消亡了。
综上所述，明朝初期无市舶征税事。明朝后期，虽由广东的地方政府建立了市舶征税制度，但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矛盾，征税由地方政府所掌握。到了后来，市舶税虽然归市舶司征收，但很快又转由牙行代劳。故有明一代，市舶司征税的职能是不够明显的。从中亦可以看到，明朝的对外政策是极端保守的，它大大地限制了外贸的发展，也扼杀了对外贸易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功能。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