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广州湾因其法国租借地的历史身份与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华南沦陷区民众避难的落脚地以及难民、旅客出入境的重要中转站，夏衍、陈寅恪、吴楚帆等社会名人都先后落脚广州湾。直到1943年2月，日军为彻底切断外界援助中国的通道，与法国维希政府达成所谓的“谅解”，强行占领广州湾，方才终结了广州湾作为抗战中转站的使命。左翼文学家夏衍就曾多次借道广州湾前往香港，并在广州湾逗留多日，留下了一篇反映当时广州湾文化、经济与社会面貌情况的通讯文章——《广州湾通讯》。
夏衍
一、 初次到访广州湾
抗战爆发后，夏衍就一直在南中国从事新闻、文艺等工作。据他回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到重庆进了《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这一时期，他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戏剧，还积极筹办《救亡日报》《华商报》等爱国报纸以宣传抗日救国。夏衍两次路经广州湾都是在他筹划《救亡日报》复刊时期。每次他均从桂林出发，借道广州湾再乘船前往香港，向爱国人士、华侨筹款，为《救亡日报》奔波。
夏衍第一次路经广州湾是在1938年12月上旬。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夏衍与《救亡日报》同人经肇庆、柳州转移至桂林。11月，夏衍前往长沙接受周恩来指示，着手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然而重返桂林的夏衍却一直受困于经费短缺，便谋划经广州湾赴香港，通过廖承志同志来筹募经费。这次广州湾之行，夏衍在《广州湾通讯》一文记述得很是清楚，“我们以三十六小时的最大速度，完成了从桂林到赤坎的旅程。三日上午八时从桂林出发，下午七时至宾阳，四日七时出发，十时抵贵县（即今贵港），三时抵郁林（即今玉林），下午六时就到了遂溪的寸金桥（广州湾）”，即12月3日上午从桂林出发，次日下午就到了广州湾。虽然已抵达广州湾，但由于“广州湾于上月底宣布了禁止军用品入口，连运输用的卡车也不准入口，甚至于外国人士捐给我们的救护车也不能例外”，原定5号从广州湾开往香港的船因“装的货物不准在广州湾上岸，折回海口去了。所以要等四天，于九号下午开船”。广州湾禁止车辆入境一事，可从1938年11月21日《申报》得到旁证，“最近驻港法领署，发出通告，所有汽车，无论属于军事及商用，一概不能取道法属安南即广州湾运入中国，即救护车辆，现时亦不能例外”。不过正是这道法方禁令，让夏衍在广州湾多逗留四天，能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租借地内商业、文化、社会状况。
在广州湾逗留四天后，即12月9日下午，夏衍与司机张云乔乘上一条不足两千吨的货轮，慢吞吞在海上飘着，直到12日才到了香港。据张云乔在《旧梦拾零》中回忆，这艘“船的吨位不到2000吨，船名‘大宝石’”。“大宝石”号轮船是由当时广州湾大商人许爱周经营，挂有法国客牌，长期往返于广州湾与香港之间。这趟旅程谈不上顺畅，路途中还遇到“一艘日军军舰的汽艇驶来，吆喝停船检查”，日军“从船上提了几笼鸡鸭和鸽子”，才勉强放行。另外，当夏衍抵达香港时，他“口袋里的小本子被扒手误认作钱包扒去了”，失去了与廖承志的联络方式，后历经磨难才见到了廖承志，完成了《救亡日报》的筹款事宜。
夏衍从香港返回桂林，并没有选择途径广州湾，而是绕道海防，经越南返回桂林。原因是广州湾至玉林的公路恰在此时遭到了破坏。12月8日上午，还滞留在广州湾的夏衍、张云乔一行人，就忽然得来消息，“说广州的日寇向南沿海进犯，电白、吴川一带公路已经被彻底破坏，广州湾往广西的公路也已开始破坏”，以阻断日军的侵袭。无论如何，公路已遭破坏，夏衍只能办理到越南的护照，12月29日由香港上船，31日抵达海防，直到1月12日才回到桂林。
《救亡日报》
二、 因购铜模，再度路经广州湾
夏衍第二次到广州湾同样是发生在前往香港的路上，是时隔一年之后的1939年12月。此时《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已将近一年，有了七八千份的销路，不过报纸是由冯玉祥将军主办的“三户图书印刷所”代印，经常发生矛盾，加上印刷厂的铅字（特别是五号字）都已经老掉牙，残缺不全。于是夏衍决定再赴前往香港筹款，置办一副新的五号字铜模，他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经广州湾乘船赴香港。不过，这次旅程也谈不上舒适，坐的是三等舱，更不幸的是正逢“圣诞节”前夕，客船上满载从广州湾运往香港的家禽和猪牛，夏衍在船上被难闻的臭气熏了整整两日两夜。这次待在香港的时间很短，夏衍很顺利地得到何香凝先生和廖承志同志的支持，筹款买了一幅崭新的五号字铜模。在香港购置铜模后，他又匆匆地从香港返回了桂林。这一次是夏衍抗战时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广州湾。
与上一次返程相似，夏衍回程再次绕道经海防港返回桂林。从香港返回桂林后，夏衍就一直待在桂林从事《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因《救亡日报》拒绝按国民党官方口径来报道事变经过，夏衍遭到了中统敌视而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救亡日报》的存亡亦岌岌可危。事发紧急，2月14日，作为《救亡日报》主要负责人的夏衍、范长江在党的安排下乘坐班机直接前往香港，而非借道广州湾乘船前往香港。1941年2月28日《救亡日报》被正式查封后，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就分两批先后来到广州湾，再乘船前往香港。高灏、高汾、王仿子、水声宏等第一批撤离人员先是坐船到梧州，然后由梧州搭自行车到广州湾；第二批的林林、廖沫沙、张尔华处理完后勤事务则是一路背着简单的行李，向南步行，日行八九十里，经广西玉林、广州湾，与先期离桂的王仿子等人相会，于三月中旬一并乘船至澳门转到香港。
逃到香港后，夏衍一直在《华商报》《大众生活》充当撰稿人，以宣扬抗战爱国思想。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沦陷，夏衍一行人于1942年1月末逃离香港。逃至澳门时，夏衍也曾寄希望能够搭乘至广州湾的客船转返内地，但事不随人愿，其实日本早已实质上封锁包围了澳门，开往广州湾的班轮被迫停航。无奈之下，夏衍一行人在东江纵队的保护下，坐船冒险经上水、下水、台山、都斛、柳州等地，最终于2月5日成功抵达桂林。重返桂林的夏衍也不敢作长久逗留，于同年4月9日前往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离开重庆返回上海。
三、 夏衍笔下的广州湾：战时繁荣而贫瘠的“孤岛”
抗战期间，夏衍曾于1938年12月、1939年12月两次路经广州湾，其中第一次还在广州湾逗留了四天，对广州湾作了短期的观察，留下了他对抗战时期广州湾的直接印象。刚进广州湾，他的第一印象是，“这地方不如我们想象的大，人口也不象我们想象的稠密”。
在夏衍笔下，广州湾首先是沟通内地与港澳、海外的重要交通枢纽。他两度前往香港，都是选择从桂林到广州湾，再到香港。在当时，这一路线是救亡物资、人员从港澳、海外来往内地极为便捷的通道。据战后湛江市第一任市长郭寿华的估计，战时经过或避难于广州湾的难民人数就达130万之多，这对于一个在1938年全境人口仅为25万，西营、赤坎两个主城区仅有4、5万人的城市来说，实在算得上一个庞大的数字。尽管因战争缘故，广州湾至玉林的公路遭到人为破坏，但来往商旅仍可雇佣民工搬运或骑自行车前行。广州湾作为西南抗战物资、人员中转站的地位不堕。《申报》就刊有《广州湾为入桂要冲》一文，称“行李笨重、件数过多者，多从广州湾之线，盖因广州湾方面道路安全，且有粤桂联运站之设置，雇用夫役以输运笨重货物及行李，可以一呼而集，比较别处为容易也。近时由香港输转入桂之通常货物，大都以广州湾入郁林者为最多数。无形中，广州湾遂为桂省之通商口岸矣”。1941年《救亡日报》同仁逃离桂林也是选择乘船先至梧州，再搭自行车逃至广州湾的。据于友回忆，“骑车的是广西的商贩，他们经常到广州湾贩运内地需要的商品，去广州湾时趁便载送旅客。他们让旅客坐在货架上，还允许乘客携带一件小行李放在车头上……车队一天也走一二百里”。这样一计，即便是在公路不通的1941年，仅需四天即可从桂林抵达广州湾，从桂林至香港整个旅途时间合计尚不及一个星期，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算是最便捷的一条通道。
在夏衍笔下，广州湾还因法国租借地的身份成为了当时南中国与香港比肩的贸易口岸，出现了短暂繁荣。战前，广州湾仅有法国人主办的东方汇理银行一家，抗战爆发后，四大银行均在广州湾开设分行，福建银行等地方银行也陆续在此地开办业务。广州湾与香港等地的贸易更是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1941年从桂林来到香港的夏衍，就明显地感觉到广州湾出口贸易波动对香港的影响。“本港居民数盈百万，每日所需之牲畜为数之多，而又绝鲜牲畜，端赖粤桂两省运出，广州湾转运来港供给”。因此当1941年10月，广州湾当局宣布禁止猪牛等牲畜出口，香港一地出现恐慌，肉价飞涨，民情涌动。夏衍担任主编的《华商报》对此事还做了追踪报道，直到1941年底广州湾与香港协商，重新开放牲畜出口，这场经济波动才告一段落。另外，夏衍还痛心地看到了广州湾内烟赌娼行业的畸形“繁荣”。他尖锐地指出，“烟赌娼三者都公开营业，赌场的顾客出于意外的多，下注的数目也意外的大，烟馆也不少，‘皇家熟膏，灯局常便’的对联，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才使我真实地感到了这是‘世外’的租界”，这也是抗战时期很多途经广州湾的旅客最为直接的感观。1939年，记者金叶前往广州湾时，就直言，“广州湾二件事最触目，一是鸦片很公开，一是赌博极繁荣。鸦片的气味能笼罩全镇；而赌博的赌具声也可闹遍全市”。
与繁荣的贸易、烟赌娼行业相比，广州湾的出版业、报业等行业倒显得冷清得多。在夏衍等爱国文人看来，广州湾租界气氛与外部激烈的抗战局势是有点格格不入。夏衍就直言，“因为是租界，所以表面上没有任何的救亡活动的可能，没有标语的，也没有壁报，市面上也还泛滥着冒用‘欧美制造’的敌货”。正投身报业的夏衍，还特别关注到广州湾的文化出版行业。他描述到，“连新近开设的商务印书馆在内，全市我只看见过三家书店，出售的书籍也和目前的形势离得很远，最使我觉得异样的是全市找不出一份与抗战有关的杂志”。“报纸有在遂溪出版的《南路日报》，每天一小张半，老五号印，编辑印刷都很不错，还有半张副刊，态度很严肃，在这地方有这样的一张报纸，也已经很难能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在梅菉出版的《南声日报》，但是销数不多。在平时，大部分人都是看香港报的”。夏衍唯独称赞的《南路日报》，其副刊正是由共产党人控制，辟有《青年阵地》专版，刊登进步文章，宣传抗日，具有进步色彩。身为《救亡日报》主编的夏衍自然称赞其“态度很严肃”，认为它与广州湾内低迷的抗战气氛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一进入广州湾，夏衍就看到飘扬的法国三色旗，顿感义愤填膺。次日清晨，刚起床的他，更是看到窗外有一群颈上套着铁环、双脚套着铁链的中国囚徒，天尚未亮就和牛一样抱着沉重的碾地机，被“两个安南巡捕荷着上了刺刀的枪押着”修筑马路，便是一声长叹，“这是殖民地，这是使我眼瞠发热的情景”，为广州湾被法国人强租、中国同胞惨遭奴役的情形感到极大愤慨。《申报》记者王雪林在《广州湾一瞥》一文也记载了类似的情景，“一群群一串串肩上肩了枷，身子拖了铁链的犯人样的人群在做着各种各种工作：挑石、扫街、填地、筑路、粉墙、挖塘、莳花、种树”。广州湾作为租借地，不少中国人在这里遭到各种各样的刁难，被迫服劳役的犯人仅仅是其中罪恶的一例。夏衍等爱国文人在看到了广州湾繁荣商业贸易的同时，出于他们的爱国之心，还尽力向读者们、普罗大众披露出租借地的黑暗面。
夏衍为了办报，两次路经广州湾，并撰有《广州湾通讯》一文，在广州湾名人史上留下了浓烈的一笔。在他的笔下，广州湾既是抗战期间中国联系海外的重要物资、人员的交通枢纽，也是畸形“繁荣”的法国租借地，这提示我们需要客观看待广州湾历史的多样性。他与广州湾的交集不是偶然的，反映出当时广州湾独特的历史面貌：仅次于上海、香港的抗战“第三号孤岛”、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这些独特因素共同塑造了一个多样的广州湾，使其成为抗战时期诸多名人汇聚之地。
本文作者为陈祥军，原载2019年9月15日《湛江晚报》“名人与湛江”专栏（何杰策划，许冰统筹，钱源初主持）。转载略有修改。
来源： 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李庆新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