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兰 李 春
潮州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早在唐宋时期，就曾经是“十相留声”之所。但是，在潮州发展史上享誉最高的却是官位并不高的唐代文学家韩愈。
一、韩愈治潮业绩
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这次被贬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欲为圣明除弊政”，却反遭“夕贬潮阳路八千”。更何况祸不单行，在被贬途经陕西商县层峰驿时，年仅十二岁的女儿竟惨死道旁。但政治上的沉重打击、丧女的切肤之痛并没有使韩愈一蹶不振，更没有改变他那积极用世的儒家精神。他在不到八个月的潮州刺史任职上，切实办了不少实事，因而为潮州民众所缅怀，以至江山易姓为韩。
驱鳄除害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之。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是韩愈刚进广东境内就听说了的。“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却是韩愈上任伊始，询民疾苦而直接了解到的情况。面对着如此严重的鳄害，为解除民瘼，新刺史觉得，治潮首务，当在消除鳄患。
韩愈果断地采取措施，作《鳄鱼文》，并“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祝之”，为驱鳄作一次声势浩大的动员。
鳄鱼生性凶猛，“遇人畜以尾卷而食之”，故百姓对鳄鱼难免有惧怕之心。唐代的潮州又是一个开发较晚的边远地区，文化、民俗风气等方面还存在着落后的因素，唐张鹭《朝野佥载·卷五》载：“在岭南地区，家人有病，先杀鸡鹅等祀神，不愈，再杀猪狗，又不愈便杀太牢祈祷，再不痊愈就认定命该如此，再不祈神，更不延医。”鉴于潮州多崇信鬼神的民俗，因此，韩愈祭鳄，其实质是一个消除百姓恐惧心理，增强驱鳄信心的好措施。
鳄鱼皮是唐代循州、潮州的贡品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潮州，自有一批捕杀鳄鱼的能手，他们就是韩愈得以“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的骨干力量和生力军。
“郡西湫水”与《祭鳄鱼文》中所说的“恶溪之潭水”，所指皆一，那就是恶溪通往郡西的水面较为平静的内河。《图书集成·卷 1335》谓：“湖山，在府治西，前连鳄溪。”（唐代韩江上下游统名为恶溪或称鳄溪）可见韩愈驱鳄，并非漫无目标，而是在州郡的腹地（即西湖前身）这一范围有限的地带。
因此，在新刺史的动员组织下，在一个有限区域内，在以富有经验的猎户为核心的驱鳄大军的合力围歼下，再凶猛的鳄鱼，除了被制服或仓惶逃跑外，还能有什么出路呢？
但是，由于《旧唐书》中有“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水尽涸，（鳄鱼）徙于旧湫西六十里”的迹近荒诞记述，祭鳄行动因此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招来了历代不少士人的诋责。如宋代的王安石把韩愈的驱鳄说是们“诡怪以疑民”，而近代的郭朋更认为是“一场无聊的闹剧”。其实，《旧唐书》中的记述，其源头系出自唐代张读的志怪小说《宣室志》。该书作者并未到潮州，他所依据的，显然是民间传说。传说难免有夸大失实之处，但世间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憎，在韩愈去世后不久，驱鳄的传说便迅速流传至北方，被河北人张读收入《宣室志》中。这充分说明了：驱鳄行动，绝非子虚乌有。以致韩愈离开潮州后，潮人犹不时传颂。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嬴州。”这就是历史对韩愈的最好评价。
关心农桑
民以食为天，重视农业生产，这是封建统治者的传统方针，韩愈自然不能例外。他对潮州的农业生产的关心，除相传的修堤凿渠外，在他写的几篇祭神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这五篇祭文为：《祭大湖神文》《又祭止雨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又祭大湖神文》。这五篇文章都是为同一目的：祈神降福，使之风调雨顺，境内安详，也即为民请命。如：《又祭止雨文》说：“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蚕不可以复育也。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为了百姓的忧苦，而向上苍虔诚祈祷，又敢于公开责备自己，承担责任，把百姓致于自己之上，刺史对农桑的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赎放奴婢
唐代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唐律明确规定不准贩卖奴隶，没良为贱。但南方及边远地带，奴婢问题仍相当严重。因债务纠葛而以人抵债是“没良为奴”的主因，而掠夺夷獠则是权贵另一种获取奴婢的残暴手段。对这种罪恶行径，韩愈深恶痛绝，并断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正如他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所说的：“贬潮州刺史……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值，辄以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
以“计庸”的方法来解决奴婢问题，并以官方的契约文字为证，还奴婢者以自由，这确实是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好措施。如果是债务纠葛为奴的，则缓和了民族矛盾。因此，韩愈于潮州释放奴婢一事，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德政。
延师兴学
韩愈在潮州兴学育才，是对后代影响至深、贡献最大的一大作为。韩愈虽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始者，但他对振兴潮州的文教事业，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韩愈一贯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以弘儒卫道为己任，力图通过教育以唤起人们自身之理性来解决纷乱复杂的社会问题，把兴学育才作为施政的根本措施。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就曾明白无误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而“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要办好潮州的乡校，需有一定的资金。为此，“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馈”。“百千”之数，其值几何？唐代币制颇乱，很难定出标准。据《李文公（翱）集·卷九》所言，元和末年，斗米合五十钱，故百千可折合米二千石。如按《唐会要·九一》所载，开元二十四年令，四品官（潮州刺史为正四品下阶）月俸十二千四百，百千相当于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把治潮八个月的所有俸禄，全数捐给了学校。作为被贬之官员，能如此热心当地教育，精神确属难得。
但是，韩愈对潮州文教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捐款的多少，而是在于他能大胆地启用当地人才，推荐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是韩愈的人才观。为了办好潮州的乡校，韩愈认真发掘可为人师的乡彦，终于发现了海阳人、唐代宗大历十三年进士、“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的赵德。韩愈对他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 !”于是，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
启用当地人才主持州学，使教育事业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韩愈的做法，为后世莅潮的官员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也是他赢得潮人世代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韩愈在潮州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这是两广总督吴兴祚对韩愈治潮业绩的评价。而潮民对待韩公则是：“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其所以如此，自有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韩愈在潮州兴学育才的措施得当，成绩斐然。在韩愈莅潮前，这里的人才寥落不闻，其中虽有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但前任官员们对教育重视不够或措施不当，致使“此州学废日久”，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正如《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所指出的，是“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韩愈明智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制定治潮方针的同时大胆启用当地人才主持学政，从而使文教事业不致因主管官员的调动而受到影响。这一决策可以说是开潮州治学风气之先河。在赵德及继承者的辛勤劳动下，潮州文教才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造就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延至北宋，潮州遂赢得“海滨邹鲁”的美誉。
儒家学说一直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是确立与维护封建秩序的指导思想。韩愈制订出“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的治潮方针并促使儒学在学校中传播，这对健全潮州的封建秩序，发展封建经济、文化有重大指导意义。
明潮州知府王源对此有过中肯的论述：“刺潮八月，兴学范民，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拨伪反真，剔腐除蠹，以兴典宪；进谏陈谋，秋霜凛烈，使君臣以位，父子以亲，家国致理，鬼神革奸，人道益明，儒道益尊。”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韩愈被历代治潮者视为典范，当成学习的榜样，他们都把兴儒学、尊先贤当作教化之本，从而形成了因学韩而兴学，在兴学中益尊韩的良好风气。在封建时代里，这一风气形成了良性循环，而韩愈在潮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与日俱增。
南宋潮州太守曾造曰：“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何以为证？南宋淳祐科试中，潮州参加科考的人数达 1万多人，而潮州当时的总人口只有14多万人。比例达到 1:14，而登进士第的人数也从唐之3人激增至宋之172人。难怪潮州《三阳志》自豪地记载曰：“潮二书院（指南宋的韩山、元公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
“去京华万里。化蛮烟瘴雨。胥泽诗书，从此遂称名郡。”韩愈在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形成和发展上，特别是在文化史上，确有不容抹煞的地位和影响，以至潮州山水易姓为韩。在历代潮州尊韩活动过程中，确也夹杂着宣扬天命王权、神化名人、维护纲常名教等封建糟粕，但是，后人尊韩是一回事，韩愈治潮又是一回事。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文人，韩愈当然不可能超越历史，但只要他的所作所为有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我们就要理所当然地要给予他以应有的肯定。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