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世奖
纤维植物在人类生活中是仅次于粮食作物的重要植物，不仅人们的衣料，而且还有许多生产和生活用品，如渔网、绳索、竹编、藤编、草席等等，均取材于纤维植物。岭南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丰富，在纤维植物的开发利用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本文因篇幅所限，仅将与岭南人民关系密切的衣用纤维植物的开发利用状况，作一概括的介绍。
一、苎麻布
苎麻原产中国，栽培利用历史悠久，向有“中国草”（China Grass）之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在福建崇安、湖南长沙、安徽舒城、江苏六合、江西贵溪等地出土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西汉时期的苎麻织物，其中最早的是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苎麻布和细麻绳，距今已近5000 年。
《尚书·禹贡》（约公元前3 世纪成书）记载扬州物产时，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之句。历来注释家，如汉代孔安国、唐代孔颖达等，多认为“岛夷”是指“南海岛夷”，“卉服”就是“草服葛布”，“织贝”则为细苎布。笔者认为他们对“岛夷”的解释是对的，而且可能主要是指海南岛的黎族。对“卉服”的解释可能只对了一半，因为除葛布以外，还应该包括苎布等直接用植物纤维织成的衣料。对“织贝”的解释则可能是一种误解，“织贝”应是棉布而不是苎布。具体理由将在下面有关章节中论述。但禹贡时代“南方岛夷”已有苎布生产是完全可能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海南岛产布的情况：“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 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蚕桑织绩。”这里所说的布是棉布还是苎布也有争论。笔者认为指苎麻布的可能性更大些。理由是文中只提及苎麻，没有谈到棉花。同时《朱崖传》也记载朱崖人“着布或细苎布巾，巾四幅，其中内头，如领巾象”，与《汉书》所述相类似。说明《汉书》所记的布，很可能是苎麻布。果如此，则公元前2 世纪海南岛已有苎布生产了。
三国时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苎亦麻也，科生数十茎，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岁种也。荆扬之间，一岁三收，今官园种之，岁再割，割便生。”对苎麻的形态、习性和产地作了具体描述。并特别指出：“今南越苎布，皆用此麻。”
南越苎布大概自汉代起已有名闻遐迩的名声，《汉书·高帝纪》有：贾人毋得衣锦绣绮谷绣苎罽的记载。汉代史游《急就篇》说：“苎，织苎为布及疏之属也。”颜师古注曰：“疏亦作綀。”“綀”是苎布中的精品，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曾作详细描述：“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綀，署衣之轻凉离汗者也……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人之小竹筒，尚有余地……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这种精细苎布在汉初已成为达官贵人的专用夏布，禁止商人穿用。由于织这种细布费工费时太多，所以南朝刘宋政权曾经禁止生产：“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南史·宋本纪上》）。《汉书·地理志》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其中的布，韦昭认为是葛布，颜师古认为包括诸杂细布。说明汉代以后，岭南的织布技术在国内已处于领先地位，并能生产綀（入筒细布）这种布中的珍品。
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 年），由于陈尧叟的提倡，广西各地的苎麻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陈尧叟在《劝谕部民广植麻苎疏》中说：广西人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耳。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因劝谕部民广植麻苎，以钱盐折变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万余疋。自朝廷克平交广，布帛之供，岁只及万，较今所得，何止十倍？”据陈尧叟的建议，朝廷曾颁布“岭外唯产苎麻。许令折数”的命令。此后，经过80 年左右，南宋周去非便看到“广西触处有苎麻，触处善织布。柳布、象布商人贸迁而闻于四方者也”。并记载静江府古县民间用腰机织布，“以稻穰心烧灰煮布缕，而以滑石粉膏之”，以使行梭滑而布紧密的经验。清代《广东新语·货语》记载广东苎布的种类有花綀、谷纟卢、细都、弱折等多种。罗天尺《五山志林》（1761 年）说：“近数十年，吾顺德织苎者甚多，女绩于家，而男则具麻易之。亦有男经而女织者，名大良苎麻，通贸江浙，岁取数千金。”直到近代，苎麻生产仍是岭南农家的主要副业之一。
二、棉布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棉的地区之一，何时开始植棉尚难断定。1978 年福建崇安具武夷山发现了两具距今3500 年左右的船棺，内有一小块青灰色棉布，据有关方面鉴定，其原料是多年生木棉，与现今海南岛仍能找到的多年生联核灌木棉相似。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棉织品实物。1939 年商承祚在《长沙古物见闻记》中，记载了长沙楚墓的棺材中有腐棉衾被和残棉带一条。据陈梦家证，为楚怀王时（前328—前314 年在位）的墓葬，距今亦有2300 余年。从文献记载上看，《尚书·禹贡》所说“岛夷卉服，厥靡织贝”中的“织贝”。汉代孔安国和唐代孔颖达都认为是指细苎布。南宋蔡沈则认为“岛夷”是指“东南海岛之夷”，“卉服”是指“葛越木棉之属”。开始把木棉归入“卉服”之列。但他仍和上述“二孔”一样对“织贝”作了望文生义的解释。根据前人研究，“织贝”实为印度梵语“木棉”的音译，佛经中有译为劫波罗、劫流育、迦波罗、劫波娑者，《南史》称为“吉贝”，唐代皮日休“孤园寺”诗则称为“劫贝布”。古书中也有称为“古贝”的，这是因为“古”“吉”形近，误“吉”为“古”造成的。这一点周去非《岭外代答》和李石《续博物志》已予指出。海南黎族人民至今仍称整株棉花为“织贝”，称絮棉为“贝”，据广东农业科学院于绍杰先生说 ：他1957 年来广东时，番禺县农民还称他们所种的中棉为“吉贝”。可见《禹贡》所说的“织贝”和其他古书上所说的“吉贝”“古贝”，确指棉花无疑。《禹贡》约为公元前3 世纪以前的作品，说明我国东南海岛（包括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在2000 多年前已经植棉织布了。
岭南为我国最早植棉的地区之一，所种棉花为多年生亚洲棉。亚洲棉原产印度，何时传入我国，尚难断定。原题晋代李石撰的《续博物志》说棉花为番使黄始所传，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引《瑯琊代醉编》也持此论，并说“今广东人立祠祀之”。但《续博物志》实为宋人的伪作，且所云番使不知何时何地人氏，实难令人置信。
岭南植棉织布以海南岛为最早。上述《禹贡》所说的“岛夷”，恐怕主要是指海南黎族。《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虽然没有明说的棉布，但结合《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记哀牢国（今云南南部）出产的棉布“幅广五尺”，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棉布“幅广五尺以还”以及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海南黎族所织棉布“幅极广，不成端匹，联二幅可以为卧单”的情况分析。《后汉书》上所说的“广幅布”，很可能是棉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大量南迁，对岭南的风土、物产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木棉和棉布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作了较详细的记载。
五色斑衣，以（彭按：可能是“似”之讹）丝布，古贝木所做。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玽，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在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外徽人以斑布文最烦缛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粗者名文辱，又次粗者名鸟骑。
《农政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也引有这段话，文字稍有出入。值得一提的是引文中在“治出其核”后，多出“昔用辗轴，今用搅车尤便”一句。查此句源自《王祯农书》，大概徐光启是借用王祯的话，作为小字注编入书中，而陈子龙整理《农书》时却把它混入《异物志》的引文之中。《古今图书集成》则承袭了《农政全书》的错误。事实上赶出棉籽的“搅车”始见于《王祯农书》，三国时期不太可能有此记载。
《南州异物志》的记载，说明三国时的南方徽外（大概主要是指岭南地区）已经采用“木棉纺车”，已能生产烦缛多巧的五色斑布，证明其棉织技术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不然便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此后，西晋郭义恭《广志》、张勃《吴录》、东晋裴渊《广州记》、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等均有记载，说明岭南地区植棉业已很普遍。
唐宋时期，岭南的棉织业更为兴盛。唐代王建《送郑权和尚南海》诗云：“白氎毛家家织，红蕉处处栽。”（《王建诗集》卷五,1959 年，中华书局）南宋赵汝适《诸蕃志》（12 世纪）记载海南岛吉阳军（治所在今崖县崖城镇）“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万安军（治所在今万宁市）“妇媪以织贝为业，不事文绣”。南宋王明清在所辑《熙丰日历》中记载了宋神宗时（1068—1085 年）广州知府陈绎的儿子陈彦辅犯有“从使广州军人织造木棉生活”罪。说明当时广州和海南岛等地的棉织业相当发达。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对海南黎族和广东南部的棉织业作了如下描述：
黎族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缭吉贝……其妇人高髻绣面，耳带铜环，垂坠至肩，衣裙皆吉贝，五色烂然……
雷化廉州及南海（彭按：疑为“海南”之讹）黎峒富有，以代丝纻。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则品多矣，幅极阔，不成端匹，联二幅可为卧单，名曰黎单。间以五彩，异纹炳然，联四幅可以为幕者，名曰黎饰。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者，名曰鞍塔。其长老，黎人，用以缭腰。所述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在纺纱织布技术方面，岭南人民也多有贡献。上文提到的《南州异物志》中的描述，徐光启认为“此即纺车之用也”，说明三国时已用纺车纺纱。南宋方勺《泊宅编》（12 世纪中期）简单记载了棉布的生产过程：“土人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棉，特其细紧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作细字杂花卉，尤巧工，即古所谓叠巾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1175年）说：“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黎单，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说明南宋时海南黎族人民已掌握了丝、棉混合纺织技术。
元代的棉织技术，继续有所发展。《资治通鉴·梁纪十五》胡三省注（1285年）记载：“木棉熟时，其皮四裂，其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丝，令其匀细，卷为小简, 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 年）黄道婆从海南岛崖州回到上海乌泥径（今上海县华径镇），把海南黎族人民先进的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使上海一带的棉织技术，从“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的落后状况中得到革新，进而推动了江浙一带植棉业的大发展。
明清时期，植棉业已遍及南北各地，岭南的植棉业反而相形见绌，但在某些特殊技术方面，仍有发展和创新。如《广东新语·货语》（棉布）记载：“东粤之棉布，良苦不一，最美者曰白氎，《史记》：榻布者白氎，或作答，是也。其布细腻精密，皑如雪，轻如茧纸，幅广至四五尺。其出于琼者，或以昊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真可谓“机杼精工，百卉千华”了。同书还记载了通过远缘嫁接而成的树棉：“树棉，一曰树头棉，以吉贝枝接乌桕。俟生时截去乌桕，树可长八九尺，四季开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数十年不坏，絮同木棉，德庆以上多种之。”这种树棉的优点，主要是一种“数十年不坏”，可以一劳永逸。
古代岭南种植的棉花是多年生的木棉，即亚洲棉，又名中棉。《农政全书》卷三十五说：“《吴录》称木棉者，南中地暖，一种后，开花结实以数岁计，颇似木芙蓉，不若中土之岁一下种也。故曰十余年不换。”《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所引《吴录》也有“十余年不换”这句话。直到明代，岭南和福建南部仍种植多年生木棉，王世懋《闽部疏》说：“昔闻长老言，广人种棉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旁，状若榛荆，迫而视之，即棉花也。”说明当时广东和福建漳泉一带仍然种植多年生木棉。王象晋《群芳谱》也说“南方暖，一种可活数岁，中土须岁岁种之”。由于多年生木棉不能在寒冷的地区越冬，所以闽广木棉，长期不能向长江流域推广。直到宋末有了一年生草棉后，才使棉花推广到冬季低温的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则已遍及全国各地了。
三、葛布
葛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衣料纤维植物之一。素有“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蠹》），“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 绤之衣轻且清”（《墨子·节用中》）的说法。《诗经》中亦曾多处提及。1972 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炭化葛布残片，距今已有6000 年左右。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已能利用野生葛的纤维织布。
早期的葛布生产，似乎遍及南北各地，大致在春秋战国以后，百越地区的葛布生产便脱颖而出，数量和质量均成为全国之冠。上文已提及的“岛夷卉服”，以及孔安国、孔颖达的解释，说明早在公元前3 世纪以前，海南岛等东南沿海的岛上居民，已普遍用葛布做衣服了。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曾命人在葛山种葛，进行人工栽培。并曾向吴王夫差献细葛布，一次便献上10 万匹。说明当时越国的葛布生产相当发达。
岭南地区的葛布生产，除上述《禹贡》提到的“岛夷卉服”外，先秦时期缺乏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说：粤地近海，多“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三国志·士燮传》提到“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说明当时交广地区的葛布生产，无论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已不亚于其他地区。
古代百越之地所产葛布，轻薄离体，质地精良，越王勾践时采葛越妇所唱的《苦之诗》中便有“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罗兮轻霏霏”的描写。杨雄《蜀都赋》有“细絺 弱折，绵虫成衽，筒中黄润，一端数金”的说法。“简中黄润”是指四川产的细葛布。夏侯开国《关都斌》有“纤絺 细越，青笺白苧，名练夺乎乐浪，黄葛光乎三辅”之句。由于葛布有许多优点，所以帝王之家都喜欢用它做衣裳。《逸周书·时训解》有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的记载，“絺 ”就是细葛布。吴王夫差也因“服之离体”而喜欢它。东汉马皇后曾赐诸贵人“白越三千端”。李贤注曰：白越，越布。三国时孙策曾赠华歆“布越香葛”，曾丕也曾遣使向吴国索要细葛布（同上书引《江表传》）。葛布已成为王公贵族们专用的衣料，以至禁止平民百姓使用，东汉王符《潜夫论》就曾把京师贵戚的“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视为“潜越甚矣”的非法行为。
明清时期，广东的织葛技术相当高超，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名产。如隆庆《潮阳县志》卷七记载该县用“苧葛兼丝，织为云花水文”，称为“云葛”。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介绍了不少著名的广东葛布，如“增城女儿葛”，“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入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之，霏徽荡漾，有如蜩蝉之翼”。素享“北有始绒，南有女葛”之誉。又如“雷葛”，“精者百钱一尺，细滑而坚，颜色若象血牙……故今雷葛盛行天下”。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和岭南的一些乡村仍有葛布生产。
四、蕉布
蕉布是古代岭南的特产。由于它的纤维不易保存，“一年即黑而脆”，所以未见有实物出土。文献记载始见于东汉杨孚《异物志》：“芭蕉，叶大如延席，其茎如芋，取‘镬’（《太平御览》作‘镬’，）煮之则如丝，可纺绩，女工以为絺 绤，则今交趾葛也。”《南方异物志》说：“其茎如芋，取镬而煮之，则如丝，可纺绩也。”郭义恭《广志》则说：“其茎解散如丝，织以为葛，谓之蕉葛，虽脆而好，色黄白，不如葛也。”《南方草木状》所载内容与《广志》相近，但指出“交广俱有之”。蕉布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左思《吴都赋》有“蕉葛升越，弱于罗纨”的说法。沈约《咏甘蕉》诗中亦有“流甘揜椰实，弱缕冠絺 衣”之句，都是对蕉布的赞颂之词。从唐代杜佑《通典》卷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卷三八以及《新唐书》卷四0、卷四一等文献看，当时的广东、广西、福建和越南的某些地区，均有蕉布生产。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说：“广人颇重蕉布，出高要宝查、广利等村者尤美。”“蕉布与黄麻布为岭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说明直至清代，广东的蕉布生产仍有一定规模。早期的蕉布原料，都是果蕉的假茎。南宋以后始用专供织布的水蕉、布蕉或蕉麻。周去非《岭外代答》（12 世纪后期）卷八说：“水蕉不结实，南人取之为麻，缕片干灰煮，用以织缉。布之细者，一定值钱数缗。”此外，《广东新语·货语》提到的“蕉麻”、《粤东笔记》卷一四和雍正《惠来县志》提到的“布蕉”，都是专供织布用的蕉类植物。《粤东笔记》还介绍了种植布蕉的经验，认为“布蕉多种山间，其土瘠石多则丝坚韧；土肥多则实而丝脆，不堪为布”。并引用农谚说：“衣蕉宜瘠，食蕉宜肥。肥宜蕉子，瘠宜蕉丝。”说明布用蕉不仅有专用的品种，而且还需采用不同的栽培方法。
1955年3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麻袋厂试用香蕉茎纤维和黄麻混合织造麻袋成功”的经验，说明岭南先民创始的对蕉纤维的利用，今天仍有研究利用的价值。
五、竹布
竹制品是我国古代南方人民不可缺少的生产和生活资源。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已出土有竹席等竹制品，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竹子编织物多达二百余件。到了周秦时期，竹文化更深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以至乐器、弓矢等各个方面，真是“何可一日无此君”了。宋代苏东坡曾生动地描述了岭南人与竹子的关系：“岭南人当有愧于竹，庇者竹瓦，载者竹筏，书者竹纸，戴者竹冠，衣者竹皮，履者竹鞋，食者竹笋，炊者竹薪。”竹子用途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竹布也是岭南特产。文献记载较迟，其原因大概与蕉布一样，是因为它主要产于岭南，而岭南开发较迟的缘故。就目前所知，竹布的最早记载见于杨孚《异物志》：“始兴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绩以为布葛。”《汉书·高祖纪》韦昭注中则说：“取竹幼时，绩而为帐。”《广州记》记载筼筜竹（即单竹）“节长一丈，今曲江及蜀中俱有此竹，围尺五六寸，节相去六七尺，夷人煮以为布，始兴以南尤多”。首次提到用煮的方法抽取纤维。嵇含《南方草木状》说：单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槌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疏布”。戴凯之《竹谱》记载：“单竹大者如腓，虚细长爽，岭南夷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绩以为布，其精者如榖焉。”抽丝的方法是“灰煮”。宋代僧赞宁《荀谱》卷上介绍了用白竹笋制鞋织布的情况：“连州抱腹山多生此竹，茎径白，节心少许绿，彼土人出笋之后，落箨撒梢时，采此竹，以灰煮水浸，作竹布鞋，或槌一节作帚，谓曰竹拂。若贡布，一疋只重数两也。”对竹的品种、采收时间、制作方法和质量轻重均作了说明。陈仅《竹荟》认为有好几种竹子均可作竹布原料。该书卷二引《广州志》说：“韶州出丹竹，亦曰单竹，节长二尺，缉丝织之，名曰竹布，一名竹练。”又引《韶州府志》说：“单竹出仁化，节甚长，缉其丝可以作布，大略类蕉布。”又说岭南的花穰竹和苞竹，均可缉丝织布。
有人对竹可为布这一点持怀疑态度，如袁翰青氏便认为“竹子的纤维一般只有六毫米那样长，而且易断，不可能织成布的，至今也没有见到过竹子织成的布”。并说“嵇含的所谓竹疏布，可能就是一种纸”。但文献记载历历在目，连续不断。苏东坡也说岭南人“衣者竹皮”。看来历史上存在过竹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六、树皮布
根据文献记载，树皮布也主要产于岭南地区。其主要原料有榖树、勾芒木、钩藤木和编木的树皮。
关于穀皮布的记载较多，裴渊《广州记》说：“蛮夷穀皮熟槌为楬里髻布，铺以拟。”《太平御览》引《诗义疏》曰：“幽州谓之榖桑或曰褚桑，荆扬交广谓之穀，今江南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长数丈，洁白，光泽甚好。” 说明东晋和唐代，岭南以至江南都曾利用穀树皮织布。顾微《广州记》则记载广西俚人利用“勾芒木”织布的情况：“阿林县（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市东南）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树，新条更生，取其皮织以为布，软滑甚好。”《太平寰宇记》记载：“信安县（治所在今广东新会县西南）有钩藤木，南人织以为布。”“琼州生黎巢居深洞，织木皮为布。”“儋州黎人……绩木皮为布。”惜未说明是用什么树的树皮。《太平寰宇记》引沈怀远《南越志》说：“海昌郡（治所在今广东高州市东北）咸宁县有穿洲，其上多编木。”注云：“似穀，皮可以为绵，疍獠缉以为絮。”虽然没有说明可以织布，但也不能排除利用其“绵”“絮”织而为布的可能性，此外，唐代杜宝《大业拾遗录》还记载留仇（即琉球）“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说明唐代大业（605—618 年）以前，缉织树皮布的技术已传入琉球等地。
古代岭南人民，大都过着“刀耕火种”“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生活，一方面他们迫切需要“轻凉离体”的夏布作衣料，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又为他们提供了便利条件，促使他们在衣用纤维植物的开发利用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致从汉代开始，岭南的棉、麻纺织技术已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并先后织出了“入筒细布”“花綀布”“女儿葛”等历史名产。岭南人民不仅发明了蕉布、竹布和树皮布的生产方法，而且对棉花的引进、驯化以至棉织技术的提高推广方面也有突出贡献。而这些技术的创造和发明，大都与当地的“夷人”“蛮夷”“俚人”“疍獠”“黎人”相联系。如果说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曾对我国畜牧业和畜产品加工业有过突出贡献的话，那么，岭南地区少数民族对衣用纤维植物的开发利用也是功不可没的。
来源：《岭南文史》，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