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秉文资助毛泽东革命活动经费的实据
——对毛委员发书单再考证的新发现
徐春平
2005年下半年，我在广州购得一套湖南思贤书局光绪三十年刻本《元史纪事本末》（图1），内夹一张毛委员发书单（图2）。店主说，这套书刚从湖南收回。至此，我开始了对毛委员发书单的考证。
一、对前十二年毛委员发书单考证的回顾
从2014年2月24日至2017年4月10日，《藏书报》陆续发表了我考证毛委员发书单的五篇文章：《毛委员发书单初探》（2014年2月24日）、《再探给毛委员的发书单》（2014年3月31日）、《是否存在另一个毛委员》（2014年6月16日）、《毛委员发书单再思考——文化学者顾庆丰深入揭秘毛委员发书单》（2015年3月9日）、《对毛委员发书单的三点补充考证》（《藏书报》2017年4月10日）。
这五篇文章，从五个方面考证：对这张毛委员发书单的断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只有毛泽东一人称呼为毛委员；发书单上所列的六种书均是毛泽东喜读之书，尤其是毛泽东曾经在同一版本的《元史纪事本末》作过批注及圈点；夹带这张毛委员发书单的《元史纪事本末》的流传过程及对毛秉文的考证；毛委员发书单的扣书经费从哪里来？
通过这五个方面考证，确认：毛委员发书单中的毛委员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
此后，以上五篇考证文章及《毛委员发书单考证补记》，收入《收藏岁月》（徐春平、莲子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3月）。
随着考证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把对毛委员发书单的考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分析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史实，使这张毛委员发书单产生的前因后果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不是一张报账用的普通发书单，而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筹集党的工作经费的实据，而为毛泽东资助这笔经费的，则是毛泽东的同族兄弟、国民党将领毛秉文。
二、对这张毛委员发书单日期的考证
这张毛委员发书单上的时间“古四月十六日”，古与谷通假，“古四月十六日”，即谷（历）四月十六日，但这是哪一年的谷历四月十六日?这个问题，既是考证毛委员发书单的重点，又是考证的难点。
按照先易后难的思路，我在前四篇考证文章未涉及这个问题。从2017年开始，我通过查阅党史资料，尤其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大事记，终于把这张毛委员发书单产生的前因后果考证清楚，并确认这张毛委员发书单上的时间“古四月十六日”是公元1925年5月8日。这个日期，与毛泽东在湖南的时间段相吻合。见（《对毛委员发书单的三点补充考证》，《藏书报》2017年4月10日）。
1924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委候补委员，之后到了上海，与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到任不久，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国民党右派，就开始对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和经济上进行排挤和打压。
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伧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这一议题一提出，马上就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对，结果双方造成武斗。第二日，右派分子不服气，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头，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此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与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
在对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打压的同时，国民党右派以停发经费、欠薪的卑劣手段，在经济上对共产党人进行挤压。
1924年11月，毛泽东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与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就欠薪问题，再次上书孙中山。
信中写到：“总理钧鉴：敬禀者，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见《湖南党史通讯》1987年1期11页）。
在上书孙中山一个月后，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繁忙，“生了病”，离开上海，“回到湖南休养”（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7年1期11页》）。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回到湖南。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偕毛泽民、杨开慧从长沙回到韶山。在韶山期间，毛泽东组织了二十来个秘密农民协会，发展了韶山第一批共产党员，开展了“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祖额”等斗争，开办农民夜校。在韶山期间，毛泽东还到过安化，会见了一师同学贺仙阶和当地的进步教师卢天放、姚炳南、刘肇经等，了解情况，指导他们建立国民党组织，并把农民组织起来（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7年2期13——14页）》）。
1925年8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到长沙。9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路经衡山、宜章等地“间道入粤”。十月初，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参加了第五届农讲所的领导工作和教学活动，并开始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7年2期14页》）。
从1924年12月底回到湖南，到1925年9月离开长沙去广州，毛泽东在湖南的时间长达9个月。而考证确认毛委员发书单的“古四月十六日”，即公历1925年5月8日，这与毛泽东在湖南的时间正好相吻合。
这张毛委员发书单确切年月的确认，为考证的进一步深入，扩展了空间。
三、毛秉文资助毛泽东革命活动经费
夹带这张毛委员的发书单的《元史纪事本末》一函四册，分别盖有毛秉文、郑宜庠、觉光三人印章，其中毛秉文的印章（图3）多达8枚，我在《再探给毛委员的发书单》一文曾对这套《元史纪事本末》的流传做过详尽考证，考证的结果，在这三人中，毛秉文是最后一个收藏者。
为什么夹带毛委员发书单的这套《元史纪事本末》，最终会到毛秉文手中呢？
据毛氏族谱记载，毛秉文与毛泽东是同祖同宗同族同辈兄弟，先祖均来自江西吉水龙城，其中落户湘潭韶山的一支称为“中湘韶山毛氏”，落户湘乡的一支称为“上湘毛氏”。
毛秉文（1891——1970），又名毛炳文，国民党陆军中将，湖南湘乡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湘军服役。1926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国民党陆军第八师师长、第三十七军军长、第十一军军团长等。1949年赴台湾，1970年5月17日在台北病逝。
据毛秉文生平年表载， 1924年升任讨贼军湘西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少将旅长；1922年——1925年，赵恒惕倒谭延闿，毛秉文拥谭反赵，1925年，赵恒惕任省长后，任命毛秉文第十旅旅长，毛秉文未就职，即返乡伺母家居。1926年北伐兴师，毛秉文随桂军回湘，转贺耀祖独立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后兼任师参谋长。
从毛秉文生平年表可知：毛秉文在1925年前后的政治立场是反对赵恒惕的；1925年，毛秉文未就任赵恒惕任命的第十旅旅长，而是返乡伺母。
恰恰在这个时间段，毛泽东在湖南长达九个月，一方面养病，一方面开展国共两党社会活动，建立国共两党基础组织。
在毛泽东从上海回湖南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拖欠其四月的薪水有无领取，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的九个月，毛泽东是在经费来源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因为当时的湖南省基本上都是军阀政府统治，省长赵恒惕反共，曾多次密令湘潭县团防总局逮捕毛泽东（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7年2期13——14页）》）。显然，靠湖南当地政府提供经费，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经费来源十分拮据，因此，靠组织的拨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毛泽东在湖南长达九个月的革命活动，结费是如何解决的呢？
而这套夹带毛委员发书单的《元史纪事本末》之所以会流传到毛秉文的手中，唯一的解释就是，毛秉文资助了毛泽东一笔资金，数额就是发书单上的十九万一千元，日期就是发书单上的“古四月十六日”，即公元1925年5 月8日。作为一个旧军阀的旅长，毛秉文拿这笔钱，并不是难事，但为了有个说法，由此便产生了这张毛委员发书单。
毛秉文之所以资助毛泽东这笔款项，可从以下四方面分析：
（一）同族兄弟的关系。虽然各为其主，毛泽东是共产党，毛秉文是国民党，但1925年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关系总体还是正常的。而且，毛泽东此时在湖南，为国共两党工作，不仅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同时也建立国民党的基层组织。
（二）时间上相吻合。毛泽东自1924年12月底从上海回到湖南，到次年9月离开湖南去广州，一共有九个月的时间在湖南，而恰恰是这个时间段，毛秉文闲赋在家侍母。
（三）毛泽东与毛秉文都反对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毛秉文不就任赵恒惕任命的旅长一职，返乡伺母；而赵恒惕在政治上反共，曾多次密令湘潭县团防总局逮捕毛泽东。
（四）这张发书单上所列的六种书，都是毛泽东一生当中的喜读之书(《毛委员发书单初探》一文有详尽记述)，所以，不排除这六种书是毛泽东在自己的藏书中挑选出来，连同虚构的发书单一起交毛秉文。只不过，这套《元史纪事本末》，由于夹带了毛委员发书单，今天可以让后人探寻发生在八十多年前的那段不未人们所知的史实，而其余那五套书，今天流落何处，便不得而知。
以上四点分析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之前在考证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困惑，也便随之而解：一是发书单上六套书的价钱为何超出一般书籍？曾经有读者在《藏书报》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但如果用毛秉文资助毛泽东革命活动经费来解释，则是合情合理；
二是发书单上虽然盖有五枚“邵阳文明书局盖章”的印章，但经考证，民国时期，邵阳没有文明书局。既然邵阳没有文明书局，那为什么会有这张盖“邵阳文明书局盖章”印章的发书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张发书单是虚构的；而为什么虚构这张发书单？又一个唯一的解释是，为了使毛秉文资助毛泽东这笔革命活动经费有一个合理的借口。这也是这张发书单的发生地之所以选在邵阳而不是在长沙的真正原因，这是因为，在那个交通和信息闭塞的年代，这张发书单的发生地选在邵阳，比在长沙要安全得多。
而这套《元史纪事本末》的8枚毛秉文名章，说明毛秉文对这套书十分看重。1949年，毛秉文去台湾，书却留在大陆，庆幸的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书与毛委员发书单重见天日。
此外，作为一个辅证，还有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信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即毛秉文）：“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下同，578页)。
1935年9月初，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和的通路。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毛泽东给毛炳文写了这封信。此后，1936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电：“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见613页）。
四、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经费的主要来源
这个问题，虽然与考证毛委员发书单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我们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便可以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像毛秉文这样个人资助党的革命活动经费，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结费十分拮据。俄国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在《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2次印刷）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经费的主要来源有一段记述：
“在中共成立以前，这些布尔什维克团体所需要的大部分活动经费是陈独秀从他的出版业务中筹措来的。随着中共的成立，资金变得极度匮乏起来。共产党人的经费支出不断上涨。在1921年初，他们的开销只有200元，到了这年底，已高达18000元。中共领袖们一度试图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天真地以为没有共产国际的补贴他们也能生存下来。然而，事实证明这不可能。1921年，共产国际给这个新生的党提供的经费，用当年的中国货币计算，为16650元；同年，中共自己筹措的经费只有1000元。1922年，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经费都来自莫斯科。到这年底时，他们已经从莫斯科那里拿到了15000元（见该书165页—166页）。
或许，亚历山大·潘佐夫在书中所记述的只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从中可知，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经费来源的拮据情况。
五、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湖南革命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
据目前已有的史料分析，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湖南革命活动的经费，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
（一）友好人士的支持
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士钊先生，求予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相赠两万元，毛泽东用这笔钱，一部分资助赴法留学学生，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毛泽东、李维汉等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因缺乏资金，得到了老同盟会员仇鳘的支持。仇鳘利用时任湖南交涉司司长、兼监长沙、岳州关税，主持船山学校的身份，以振兴社会文化的名义，筹集几千银元，予以资助。全国解放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仇鳌，席间，毛泽东说：“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给我们筹集到好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二）创办文化书社
1920年8月2日，毛泽东与文化书社其他发起人一道，主持召开文化书社成立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并决定由他参加起草议事细则和营业细则。大纲共有八条，除规定了书社宗旨外，还规定：所投资金“为全社会公产”，不取利息；社务公开；“设分社于各县”；“社内设书报阅览所”等项任务（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9期15页）。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正式营业。
1920年10月22日，毛泽东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会议通过了他和易礼容、彭璜提交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他被推举为“特别交涉员”，负责与外界的联系（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10期14页）。“营业报告”提及，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与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等十一处。而且“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10期14页），“营业报告”在第二部分“销售书报杂志之略计”中说：“本社经营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四十五种，时报计三种。”（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10期14页）
创办文化书社，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建党时期筹集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发动党内同志捐献
1923年9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彭素民，他在信中写道：“关于本党（指中国国民党——编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积极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即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请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详见《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12期8页）
正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结费十分拮据，以叶楚伧为首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他们通过停发经费、欠薪等手段，千方百计对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进行挤压。而毛泽东等十四人联名就停发经费、欠薪等问题上书孙中山，正是对国民党右派的有力反击。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从此再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这张毛委员发书单，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结束语：
一、毛委员发书单及其《元史纪事本末》，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结费来源提供了宝贵的实据，填补了这个历史时期党史史料的空白，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那风起云涌、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一件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
二、尚待考证的问题。虽然历经十三年的考证，确认毛委员发书单上的毛委员就是毛泽东，并确认这张发书单是虚构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毛秉文资助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经费提供一个适当的理由。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至今未完成考证：这张毛委员发书单是谁写的？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另有他人？我认为，这两种可能皆有，曾经尝试把这张毛委员发书单与毛泽东早期书法相比较，字体似是而非，难以确定，故不敢妄下结论。
图1：夹带毛委员发书单的《元史纪事本末》
图2：毛委员发书单
图3：钤盖在《元史纪事本末》的毛秉文名章
作者系原广州市天河区政协副主席。
来源：省政协文史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