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潘相（1713-1790），字润章，号经峰，是生活于清朝中期的湖南安乡县人，其故家相当于今天的常德市安乡县安全乡槐树村。潘相颇富才学，无奈运途偃蹇，半生困守在乡里晴耕雨读，一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四十八岁那年才中举，又四年进士及第得以步入仕途，先后任山东福山县知府、曲阜知县和濮州知州等职，无论功名还是官宦生涯，潘相都显平淡，在有清一代超级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中无疑是“泯乎众人矣”的存在。不过，潘相出仕前一度在北京国子监担任外国留学生教习，也就是琉球国官生导师，这或许才是他生涯中独放异彩的经历；更值一书的是，他留下的《琉球入学见闻录》一书，是足以令其名垂中琉文化交流史的教育学专著。这本他在国子监任教期间撰写的类似教案备忘录和教学心得体会的文献，对后世研究清朝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对研究琉球学生在华留学情况留下了可靠的一手资料，也在冲绳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倍受珍视。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琉球国沿例派蔡世昌、梁允治、郑孝德、金型四名出身琉球士族子弟的官生到国子监入学。稍早于前，出身湖南安乡的老秀才潘相举贡，地方政府保送他到北京国子监深造，不久被聘为监内教习，负责担任琉球官生的学业导师，为期四年。而正是在国子监教学期间，久困科场的潘相终得金榜题名，中了进士。琉球官生毕业归国后，潘相离开教坛步入仕途。所以，国子监执教生涯对潘相本人而言，也是一大人生转折点。国子监，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所在！
北京国子监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是古都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据宣传页介绍，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定都北京后的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是皇家学府。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增其旧制进行大规模翻修扩建；清沿明制，也以国子监为太学，乾隆皇帝时期又增建“辟雍”等皇家建筑，形成现在的规制。国子监整体建筑座北朝南，为三进院落，占地面积二万七千多平。历史上，将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国子监还接待外国（主要是明清国家册封朝贡体制成员属国）的留学生，称为“官生”。国子监主体建筑经历七百多年岁月风雨，大体保存完好，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最高学府校址。也许是接触老北京老掌故等史料引发的遐思，也许因为它位于妻家延长线上的亲近感，也许是研究中琉往来文献考证索引的兴味，我对国子监情有独钟，二十年间曾三次造访，而最近，利用暑期陪妻女回京度假期间，又顶着高温和暴雨前往逡巡踏勘，意兴不减。国子监坐落于北京城东北角的安定门内国子监街上，整座建筑群落坐北朝南，以中轴线为中心，前后三进院落前后排开，分别由集贤门（大门）、大学门（太学门）、琉璃牌坊、辟雍殿、六堂、彝伦堂、敬一亭等处组成。与国子监一墙之隔的东侧是孔庙，明清两朝曾是皇家和国子监师生定期祭孔的场所。两处建筑各有侧重，又多门道相勾连，形成浑然一体的有机建构，内外建筑设施浑然一体，红墙黄瓦飞檐斗拱的明清古建筑庄严厚重高低错落地掩映在由银杏、侧柏、古槐和杉树的浓荫构成的墨绿巨伞之中，峨然壮丽古艳照人。
琉球官生学舍遗址在国子监最北端进落的敬一亭左侧边上，是康熙年间专为琉球官生学习生活之便设立的。琉球于1372年接受洪武皇帝的诏谕，成为明朝主导的东亚册封朝贡体制的重要一员。为了学习先进的中华文化技术，改变琉球国的落后面貌，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中山王察度请求送日孜每、阔八马等王族子弟来华学习，洪武帝允准并诏令工部在南京国子监前另建一座书院，专供琉球官生学习、起居之用。此为中国王朝接纳培养琉球国官生之滥觞，并成定例，这一海外教育体制一直延续到晚清，前后历时近五百年。
七世纪中期，满清取代明朝成为中国大陆的统治者。清朝沿袭明代的对外政策，也将接纳属国的上层子弟前来国子监学习深造这一海外教育制度作为对外册封朝贡体制的一环大加支持。接纳属国王家士族等上层子弟来华留学深造，始于康熙初期。1682年，清朝成功将台湾收入版图，东南海面局势为之一变，随着兵火止息，海道澄清，对外交往提上日程。两年后，清廷派遣以汪楫、林麟焻为正副使的使团册封琉球尚贞王，汪、林归国复命之际，向康熙转奏琉球王关于选派琉球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的请求，获得许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琉球国派遣梁成楫等人随进贡使魏应伯一同赴京，进入国子监学习，这是清代首批接受的琉球官生。自此，每遇清帝遣使册封琉球，举帆归国之际琉球王府照例请派王府子弟入监读书。
康熙是清朝初期统治者中最具国际文化视野的一代明君，他深知培养属国留学生对于维系朝贡体制，传播中华文物教化的重要意义，对接纳培养琉球国官生工作极为重视，多次对礼部做出重要指示。据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载，国子监遵照康熙皇帝谕令，为琉球官生提供相当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琉球官生学舍既是国子监一个有机部分，又独处一隅，自成格局。原建筑有正厅三间：正厅有匾额为“海藩受学”，两旁书有楹联“所见异所闻异”,“此心同此理同”。居中一间为公座，是国子监学官检查学子课业之所；东厢是官生导师的起居宿舍，西厢是助教居所。正厅背后还有一套五间房子：居中为讲堂，左右各两间为琉球官生寓所，每人一居间，正厅还带有东西各一厢房，供随从、厨役、伙夫等居住。即使在今天看来，清政府为外国留学生在华期间提供的学习生活条件也是相当优渥的。琉球官生不仅有独立的教学起居空间，在学中的所有一切日常食物用品和开销用度均由朝廷的光禄寺、工部、户部和礼部等部门负责，其待遇标准，对应琉球国进京朝贡使臣的通事级别，颇为可观。比如日常饮食，留学生个人“每日白米二升，鸡一只，肉二斤，茶叶五钱，豆腐一斤，花椒五分，清酱四两，香油四钱，黄酒一瓶，青菜一斤，盐一两，灯油二两”，可谓丰赡；一年四季，衣服、鞋帽、被褥、枕席都按季发放，每月纸笔朱墨费用银五钱可谓周至；逢重大节日的额外补贴乃至生病甚至不幸亡故者的丧葬抚恤等都有极为明确的标准，可谓关怀备至，明清王朝对外教育体制之完备由此可见一端。
沧海桑田，时势变迁，如今的琉球官生学舍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徒留外墙，里面厅堂屋舍，几经颓败倾塌后被夷为平地，如今空地上修葺一列平房，是国子监内清洁和工程维修人员的临时宿舍，院落里几株粗可数人合围的核桃树，据说是当年修建琉球官生学舍时种植的，如今已经老干横斜，累累沉甸甸的半熟果实在丰厚的绿荫中隐现。夏日携女重游国子监，刚造访至此，来不及低回怀古，忽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滂沛大雨将我驱赶到院落内的屋檐下躲雨，后院空无一人，除了我等父女两人。在嘈嘈切切的雨声中，我的思绪仿佛和古昔接上通路，眼前浮现出束发敛容，正襟危坐的琉球国青青子衿在讲堂里埋头攻读的身影，耳闻他们带着异国口音的子曰诗云朗朗书声，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史不远人的感慨。
这不是虚幻，而是居住国子监中琉球官生无数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一幕，采自湖南教习潘相的教学备忘录中。
潘相的《琉球入学见闻录》，最大的价值在于为人们了解清代外国留学生教育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国子监作为明清王朝最高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在传道授业解惑上不仅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对外教育上更有一套成熟的机制。首先在遴选聘用师资方面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尤其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教习，门槛颇为为苛刻：“太学导师，必须肄业正途贡生中遴学行之优者，奏举一人为教习，专司讲解，派博士等官经理之，堂官不时加谨稽察”。也就是说，作为教习，起码的身段得必须出自正途举人，而且品学兼优者才有资格。潘相科场蹉跎，年过不惑才中举，被地方教育部门举荐到国子监学习深造，学历差强聘用录取线。但他长期孜孜苦学中，学识卓越并摸索出一套治学门径，尤其在经学研究上颇有造诣，著有《周易尊翼》《尚书可解辑粹》《毛诗古音参义》《春秋尊孟》《春秋应举辑要》《周礼撮要》等学术专著，在国子监学习期间被聘为校书。当时，曾以正副使身份册封琉球尚穆王的全魁、周煌在国子监中担任要职，对“为人老成，学业优长”的潘相颇为赏识，奏请有司后拔擢为教习，让他负责琉球官生课业聘期四年，算是破格聘用。
其次，国子监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学业安排上也有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教学体系。在学习内容上，琉球官生入学之初，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主要有学汉语、文化，了解中琉往来历史，学习两国地理、人物、风俗、国情等基础课，然后再正式进入核心课程学习。在学业设置上，琉球官生与国子监内的中国学子大体相同，明清两朝均以孔孟之道为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属国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学成以后回国是要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的，所以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儒学就是官生的必修科目，国子监设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礼》《易》《春秋》等典籍专业必修教程，分别由学有专长的导师传授。此外，再根据个人肩负的特殊学习任务，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如律、令、礼、书、数、御制大诰等科目。比如蔡世昌在学习常规教程之外，主攻大清律法研究；郑孝德则偏好文学，在国子监致力于中国古典诗文的研究和创作。
从课程安排来看，当时琉球国学子在国子监的功课颇为繁重，所谓“镀金”留学，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每日听讲小学数条，小学完毕讲《近思录》。饭后讲经数条，临帖。灯下讲四六古文各一篇，诗一首，次日背诵”；“听讲之后，各归本位肄习”；“逢三日作一首诗，不拘古律，逢作四六一篇或论序等类一篇”。
潘相的教学理念体现在《琉球入学见闻录》中的《问答录》中，这是师生间在教与学过程中的探讨与交流，浓缩着清代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培养外国留学生经验结晶，闪烁着中国传统教学智慧的光芒，有些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潘相说，求学中最重要的首先是要树立求学志向，端正学习态度，这是学有所成之根本，即所谓“学莫先于定趋向”，也就是明确为什么而学的志趣。取法乎上，要以古今圣贤为榜样，以成为国家社稷的栋梁和砥柱为指归：“以圣贤为志，不沉溺于俗学，异学，与夫权谋术数，学一切就功名之说”。有了这样的雄心壮志，目光才能远大，情操才能高尚，所学才能有利于苍生社稷。明清时代科举取士，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科举进士是打开命运之门的必由之路，对绝大多数学子而言，为学的崇高意义沦为谋取眼前现世利益的敲门砖。潘相是久困科场的过来人，中举之前曾有过超低空飞行时代，深受科举之苦，也深谙其中弊病，“夫学者之病，大半在于以取利禄为急务”。于中国封建王朝实施的科举进士制度不同，琉球官生皆来自琉球国中王族或士族之家，作为国中衣冠之族，子弟世代承续先人职业，所以潘相说：诸君在琉球国世代享受俸禄，世代做官，富贵生来就有了，无需为生活为得失奔波苦斗，应该立下高远志向，更专心致志求学才好。可谓句句中肯，语重心长。
琉球官生留学国子监都有期限，一般最长不超过四年，学制有如现代的大学本科。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效益，学有所成，治学方法至关重要。这方面潘相开出的妙方也是可圈可点的，他说：“学要有所取舍，贵在一专多能”。琉球国偏居汪洋一隅，地狭人稀，是经济文化小国，教育水平极其落后。琉球学生来到东亚文明中心礼仪文化之邦，面对浩瀚典籍茫茫书海，仓惶无措不知从何入手。潘相谆谆教导告诫：“书中有要，非必遍观而尽识也。不得其要，只以夸多而斗糜。苟求得其要，亦可渐积而有得”，对此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明辨而笃志。有云：专精之至，神奇自生。”要向历史上那些技艺高强的人如养叔学箭，庖丁解牛，师旷学琴一样，专精至志“终身不厌而无暇外爱慕”，使自己的技艺才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有了过硬的本事，立身行事才有扎实基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有益于家国社稷。
良好的学风和纪律是学习成果的重要保障，在对外籍学生的管理上，国子监也是非常严谨的，循规蹈矩，师道尊严的书院传统，也同样适用对外教育中。监里要求琉球学生：每日要早起，沐浴，正衣冠，然后再到讲堂上课。对老师恭敬胜于父亲：上课时，根据年龄大小顺序站立听讲，如因语言障碍听不懂，不明意义，必须问到明白为止。上完课退席，必须整肃衣冠，像进入一样始终恭敬如一，步履端庄，不得喧闹嬉笑，师生同行，必须亦步亦趋在老师身后，连行走时不得踩到师长的影子这类细枝末节都有具体的规定。
北京国子监继承了古代中国书院教育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散发着传统教育中温情脉脉的人文芬芳。师生教学相长，在长期朝夕相处过程中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这从收在《琉球儒学见闻录》中收录的琉球官生汉诗文习作可见一斑。
读书修业之余，岁中四时佳节，国子监也为外国留学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比如秋高气爽的金秋佳日，监里的教习和助教带琉球官生到北京城郊外远足秋游，登临胜地，饮酒赋诗，乐而忘返。郑孝德记游散文《游陶然亭》写道：
辛已重阳前六日，堂师张函辉（字若霍，琉球官生助教），邀同张顒斋（字元观，亦助教）及我经峰师（潘相）游城南陶然亭，命德等同行。此地清幽绝尘，为天都名胜之区，贤士大夫之游观者，常络绎不绝。是日也，久雨新晴，金风清爽，芦叶弥川，菊花铺径，俯仰左右，真足以游目骋怀。矧两堂师及吾师，吟诗飞觞，谈古今，论人物，无非至教，生等侍列座末，其乐何极…
初通汉文的异国学子笔下，虽不脱稚嫩模仿亦步亦趋的痕迹，但行文清通可喜，朗朗上口，难得的是情真意切，其间师生间同游同乐的融洽，“吾爱吾师”的率真之情跃然纸上。
乾隆二十五年来华留学的四个琉球官生中，梁允治、金型两人因水土不服又用功过度损害了健康，先后染病去世，朝廷派员吊唁并循例恤赏各三百两白银，其中百两为安葬费，余下二百两作为遗族抚恤金，托福州柔远驿琉球国存留通事寄回国。海外弟子英年早逝，身为导师的潘相无限悲伤痛惜，枯坐书斋，夜不成眠，挥毫写诗寄托哀思，在题为《古风悼琉球国官生梁允治金型》的长诗中，追忆两个琉球学子的音容笑貌，勤勉好学精神，师生间短暂而美好的回忆，也欣慰于国家对他们后事的妥善处置，结尾“独坐不能眠，侧听魂在几。叹息遂成诗，感念何时止。”四句，感人肺腑，一个宗主国高等学府教习对两个不幸离世的异国学子表现出如此深情令人动容。此诗堪称悼亡诗杰作，收入民国总统徐世昌编选的《晚晴簃诗汇》中。
蔡世昌、郑孝德学成归国之夕，师长设宴饯行，席间潘相赋诗赠别云：
承恩万里盍朋簪，中外师生兴倍酣。备历艰虞亲似漆，几年渐染碧于蓝。
客程此日辞天北，吾道从今度海南。分手无为女儿别，来朝时遣鸽奴函。
依依惜别的离情与对属国学子的殷殷期待交融在一起，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动。不禁想到：国人但凡上过学的无人不知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百年前，贫穷落后的战败国学子，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远赴东瀛求学，一颗坚强而敏感的少年心，得到藤野先生这样心胸宽阔又赋予博爱的日本好人的善待，感而慨之，终身铭记。但，更早一个半世纪前，中国还稳居东亚霸主地位的十八世纪，来自汪洋大海一隅的琉球国莘莘学子与天朝皇都官学之间温情脉脉的感人一幕，还有足以和藤野先生的深情厚谊相媲美的湖南籍教习潘相老师，还有人知道吗？
名师出高徒，琉球官生们都没有辜负恩师的教导和期许，归国后均有不凡成就，说明潘相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都是成功的。蔡世昌回国后即被王府任命为存留通事，也就是琉球国驻福州琉球馆的科级外事官员，1770年升为都通事来华接贡，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官拜正议大夫以副使身份进京朝贡，因表现出色，回国后直接官拜紫金大夫，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的核心层，又以才学人品出众被礼聘为国师，成为琉球王的高级政治顾问。蔡世昌在华专攻律令之学，回国后编撰了琉球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琉球科律》，被奉为琉球律法学拓荒人。他在国子监耳闻目濡四个寒暑，深感琉球国文教落后，有机会能到中国学习的青年十分有限，为了普及中国文化教育，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琉球国于1796年在王都设立首里国学，让更多琉球学子不必远涉重洋就能在本国接受中国文化教育。这两项功绩对琉球国历史影响深远，足以让蔡世昌名垂史册。郑孝德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国子监求学期间，勤勉好学，严谨厚道，潘相对这个属国官生颇为期许，曾撰书“欲为海国无双士，来读天都未见书”相赠，可见对他的期待。郑学成归国后，也是从事朝贡外交，历次作为随行陪臣前往中国。郑孝德颇富文才，诗文书法俱佳，琉球国史《历代宝案》评价他：“颇知文艺，所作性理论并骈体文俱有可观，书法端楷”。吃水不忘挖井人，潘相对琉球学子的春风化雨栽培润泽之恩，郑、蔡两人没齿不忘，其后裔的族谱里都为这位中国导师恭恭敬敬地记上一笔，供后世景仰铭记。
由此可见，清代实施的国子监属国官生教育制度有其值得称道之处，为属国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和宗主国亲善友好又学有专长的高层精英。于琉球国而言，这一海外教育成果似乎最为显著，从康熙到同治，两百余年合计为琉球国培养了九批次九十四名官费留学生，无论清廷的大内档案和琉球国王府史料文献《历代宝案》中都不乏记录，有名有姓有学籍可稽，这些琉球国官生也都在后来的国家各领域中发挥重大作用而名垂史册。
接触这段国子监里鲜有人知的往事，常常令我追念起两个本世纪前在这里执教的湖南教习潘相。几年前，朋友自驾游去了凤凰，归途转道安乡县，带回几张费尽周章为我拍摄的潘相故里照片。照片的景象令人生出几分凄清与悲酸：潘相故居几成桑田，墓址虽在，但石碑墓石七零八落了散在田埂中。莫非唯楚有才，在风流人物灿如星斗的湖南，潘相或许只能是寂寂无闻的一个历史人物，谁人相惜？
俱往矣，多情应笑我这类患了历史怀旧癖的无聊过客吧？
幸好，一部《琉球入学见闻录》，完整留下了淹没在堂皇显赫的王侯将相功名勒碑之外的历史侧面和细节，潘相功莫大焉。
作者系厦门人，现于教育机构执教。
来源：《书屋》杂志2018年第5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