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
近人论及陈寅恪与岑仲勉关系，多从正面立论，强调二人学术风格虽异，但学术交情正常，只从一般学术风格着眼，对于陈岑二人思想的细微处较少留意。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康乐园“二老”》一节是较早将陈寅恪和岑仲勉作比较的文章。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一书将陈岑二人学术分歧及相关评述均作了讨论，但对他们思想变化的微妙处，尚未察觉。现结合新见史料，略作解释。
陈寅恪最早提到岑仲勉是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1933年12月，陈寅恪读了岑仲勉在《圣心季刊》上的文章，复函陈垣，信中说：“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不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陈岑具体相识时间，大约在1938年间。岑仲勉回忆：“一九三八年入滇，维时研究所图书在途，供读者只随身零本，八、九月间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初与陈寅恪兄会面，渠询余近状，余以拟辑唐人行第录对”。
1949年前，陈岑关系是正常学人关系，二人关系发生变化是1950年后。
陈寅恪对岑仲勉思想的变化虽不认同，但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依然尊敬。《元白诗笺证稿》之《七德舞》及附录《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等篇中始终保留对岑仲勉文章的证引，黄萱藏书中还有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可见陈寅恪很留意岑仲勉的研究工作。
陈寅恪对岑仲勉思想变化的意见，主要源于岑仲勉《隋唐史》中趋时变化且处处对陈寅恪的批评，这可以通过陈寅恪当年一首旧诗看得出来。此诗以《经史》之名流传，但最初的诗题为《有感》，全诗如下：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关于此诗写作时间，有两说。清华版《陈寅恪诗集》系于1949年至1950年之间，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系于1951年至1952年之间。周一良、朱新华断为1950年或本年暑假稍后。
我曾认为本诗作于1951年后，并以为此诗是对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感慨。当寻到今典以后，可说这个判断完全错了。本诗是对岑仲勉《隋唐史》的感慨，时间当以周一良、朱新华判断较合情理。
1950年1月，岑仲勉完成了他在中大的讲义《隋唐史》，先以油印形式在校内流传，1954年高教部印出供全国高校内部交流，1957年由高教出版社公开出版。
岑仲勉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喜引时人论述，比如郭沫若、斯大林等，思想观念多有趋时之论，如讲唐代“门第之见与郡望”一节中说：“犹兹今时土改，旨在铲除剥削，地主如能劳动自活，政府并未尝加以摧抑也”，岑仲勉还喜欢现学现用唯物论和辩证法。《隋唐史》讲义附录中即有“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之一节”。岑仲勉认为“实则一切现象，属自然的或人事的，无不可应用辩证法以观察其因果”。文后岑仲勉又引了列宁一段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以及其它时论。附录二“论陈亡之必然性”，开始即讲：“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以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
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的许多观点多有驳论，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中说《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
陈寅恪的独立思想向为人知，他给科学院的答复即为明证，陈寅恪不信辩证法。在同一大学同一系，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辩证法的推崇，陈寅恪不会不知。
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对卞孝萱1958年批评陈寅恪事，虽隐其名，但出语严厉，此事件其实也涉及陈寅恪和岑仲勉关系。
1958年8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22期刊出卞孝萱文章《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1958年12月28日《文学遗产》第241期又刊卞孝萱《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一些意见》。近年随着当年文人往来书信的披露，人们得以知道这些文章当时完成的细部背景。2016年西泠印社春季拍卖图录中有一封岑仲勉致卞孝萱的信，从中可看出岑仲勉和陈寅恪关系的一个侧面。原信不长，全文引述如下：
孝萱同志：
承示大着，持论甚稳。寅恪兄作品细针密缕，自是不易几及，然有时设想过曲，遂流于泥。拙对《连昌宫词》，无何研究，特述鄙见，以酬下问：
1､钱氏之说，似比墨庄进一步，批评时或当分开，不应等而视之。
2、陈引乐史之文，意是而言疏，引文后如加一句“当本自旧说，”便甚明白。
3、潭峻如能改五为六，那今皇字亦似应连类而改，又肃代德顺，恰五十年，亦参改，陈说显站不住。玄宗死后加入赠帝惔，可能凑足六数，但太勉强。究不如说不学无术者，以集名“长庆”，妄改为六，似较近。
4、陈意认“閗”才是正字，“枓”也是别字，且俞注应作“閗栱、枓栱”，今略去“閗”字，会遭到陈之反诘。
年谱承赐阅，怕无何补助，但也愿安承教也。此候撰祺。
岑仲勉 六、廿一。
原作璧
由岑仲勉信中可知，岑仲勉虽对陈寅恪保有尊敬，但具体意见均为否定陈说，帮助卞孝萱驳陈寅恪。由1958年8月17日《光明日报》刊出卞孝萱文章《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时间推断，大体可以得知，此信写作时间应是1958年6月21日。当时卞孝萱在北京工作，他写完《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后，曾寄远在广州的岑仲勉争求意见，岑信即为此而复。但证之后来公开刊出的《与陈寅恪先生商榷“连昌宫词”笺证问题》，可以发现，岑的意见，卞文多数采纳，虽未直接出现岑信原话，而将原稿中岑指出过的问题删除了。卞文完成后能想到先寄岑争求意见，可以判断卞深知岑与陈在学术上的分歧。
梁承邺《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中讲到早年梁方仲和中山大学老辈学者关系时，提到一个细节。陈寅恪曾给梁方仲赠过一个诗条，抄录了陈诗《壬午春日有感》。
原诗是“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麤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诗后有陈寅恪一段话：“尊作有真感情，故佳。太平洋战后弟由香港至桂林曾赋一律。仲勉先生时在李庄，见之寄和一首，不知尚存其集中否？和诗仅记一二句，殊可惜也。拙作附录，以博一笑。方仲兄 弟寅恪敬启 十月十六日”。
原诗条无具体年份，梁承邺判断为“抄送时间以1961年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些。梁说：“1961年10月7日岑仲勉辞世，我父曾写了悼诗，陈氏看悼诗后，认为‘有真感情’，勾起与岑氏过往交谊的回忆，特地抄出与岑氏曾寄和过的一首旧诗赠先父并表达对岑氏辞世的悼念。同时，也不排除有藉送此诗抒发心曲的可能性。”
我以为梁承邺判断准确，虽未多言，但他敏感察觉到了陈岑关系的微妙处。梁书使用了影印件。陈诗《壬午春日有感》，陈集原诗题为《癸未春日感赋》，诗后注明“1943年春”而“壬午”为1942年，时间诗题略有差别。
在陈寅恪诗中，此诗因旁涉史料丰富，已无争议。文辉兄古典今典早已详释。
现在的问题是岑仲勉去世后，陈寅恪何以要重抄当年旧诗给梁方仲，其中“心曲”为何？其实还是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多有批评，即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所言。比如陈寅恪高度评价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而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编纂前言”中即不点名批评陈寅恪。岑仲勉说“苏轼称文起八代之衰，今之人更推愈为革命巨子，此以名家之言而漫不加察者也。由骈文转为散文，高武间陈子昂实开其先，唐人具有定论，继陈而起之散文作家，实繁有徒，下逮韩柳，完全踏入锻炼之途，唐文至此，已登峰造极，稍后，即转入樊宗师之涩体，终唐之世，无复有抗衡者。欧阳修作文重简炼，故盛推韩，由今观之，韩可谓‘散文之古文’。去古愈远，然可信当时一般人读之，亦非明白易晓者。故推究唐文改革，分应附于高武之间，以纠正九百年来之错觉，此又历史时间性不可抹杀之一例”。
岑仲勉后又在《隋唐史》第十七节“文字由骈体变为散体”中再次重复同样的话，并在注解中直说：“吾人批判，要需看实行如何，若唯执一两篇文章，便加推许，则直相皮而已”。
陈寅恪讲李唐先世源流，岑仲勉也不认可，而说“陈氏之说，殊未可信”。岑仲勉《隋唐史》中驳难陈寅恪的具体事例，项念东《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一书曾详列表格明示，此不具引。
岑仲勉《隋唐史》除正文中对陈寅恪多有驳难外，注解中有些批评，可能让陈寅恪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比如关于“开远门为安远门”一事考证完结后，岑仲勉溢出考证，说了这样的话：“明是字讹失检，却不惜以意逆臆，且更诩为精密，实属是非颠倒”。另外如关于安史之乱的评价，岑仲勉认为：“善战与否，需以爱国思想及经常训练等为先决条件，陈氏独谓‘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无与为敌’，则未免陷入唯心论。且更违反禄山亦常败衄之现实也”。
我认为陈寅恪1951年绝句《经史》和1952年春绝句《咏校园杜鹃花》均暗指岑仲勉。梁承邺提供的这一细节，似可作一旁证。
岑仲勉在隋唐史诸问题上对陈寅恪的驳难，陈寅恪虽在后来有些文章中有所涉及，但从未直接响应岑仲勉。听到岑仲勉辞世后，陈寅恪内心一定有物伤其类之感。
《壬午春日有感》，文辉兄释读甚详，此不备录。全诗整体意思是在专制情况下，读书人为了活下去，做点“八股文章试帖诗”和“宗朱颂圣”一类的事，以免杀身之祸，实为不得已。我理解陈寅恪诗赠梁方仲，是表达对岑仲勉批评的凉解，也略含对当年曾诗讽岑仲勉的歉意。这也许就是陈寅恪的“心曲”吧。
现在回到《经史》上来。以往解陈诗文章，对此诗争论颇多，但最后综合余英时、朱新华、胡文辉等人意见，将“虚经”和“腐史”联想《列子》和《史记》典故，认为此诗暗指“马列”，似成定论。此证成立，但它对应的却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具体指岑仲勉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事实。
“溪刻阴森惨不舒”用《世说新语·豪爽》典故，桓温读《高士传》，至于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溪刻”是苛刻、刻薄之意，恰合陈寅恪读《隋唐史》讲义情景。“鲁论”后世借指《论语》，为读书人的课本，此处是“讲义”之意，代指岑仲勉《隋唐史》。“开卷语”，文辉兄联想“学而时习之”为《论语》第一句，解为当时“学习马列的风气”，意到而史未到，其实就是指《隋唐史》讲义“编纂简言”，岑仲勉在此“简言”中不指名批评了陈寅恪。
“说瓜”一典 ，文辉兄指出，源自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秦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陈诗之意谓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简单趋时，最后结局可以想见。以往解陈诗，因受余英时先生影响，思路多偏向抽象政治，但此路如不通向具体人事，则陈诗还是不得确解，往往与诗意不合。解陈诗，寻得岑仲勉今典，陈寅恪的许多“谤诗”就易解了。
1952年春，陈寅恪还有一首绝句《咏校园杜鹃花》：
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
夸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
文辉兄《陈寅恪诗笺释》只注此诗古典，未涉今典。此诗是也是写岑仲勉的。
旧诗有以花及美人为喻习惯，此是中国文化常识。陈寅恪当时已双目失明，校园有无花开花落，其实他并不关心。如果此诗就字面理解，毫无意义。
岑仲勉1950年在中大印行讲义《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岑仲勉当时推崇辩证法，而陈寅恪对此很反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就直接讲过“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到了1965年，陈寅恪为此文写“附记”时还说：“又正反合之说，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返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此即后来陈寅恪给科学院答复的源头，他不信辩证法。当时北京已有陈寅恪早年清华同事冯友兰的顺时而变，现在广州陈寅恪早年史语所同事岑仲勉也首先表态，用辩证法来解释隋唐史，此即“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之意。“夸向沉香亭畔客”是化用李白《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之意，岑仲勉是唐史专家，此处用“沉香亭畔客”借指唐史研究者，语意精妙。“南方亦有牡丹王”易解，但关键是一“亦”字，我理解是以北方冯友兰对指岑仲勉。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来源：《书屋》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