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鲜活食品市场供应一直靠各省提供货源，运输线长，死亡损耗大，创汇成本高，外贸亏损严重。我们于1975年、1976年曾两次写报告，建议调减宝安粮食任务，用以建设供港鲜活食品的外贸生产基地，既可减轻国家负担，又能增加宝安农民收入，还能让香港居民吃到比较便宜、鲜活的食品。
当时，我担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是外贸生产基地的决策者和推动者之一。1978年4月，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我们的报告。4月上旬，国家计委宋一民司长、外贸部杨威局长和广东省革委会范希贤副主任、冯学彦外贸厅长带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县规划指导建设外贸生产基地。初步计划调减宝安粮食种植面积5万亩及相应的粮食征购任务，用以养鸡、生猪、塘鱼和种果菜，外贸部门答应增加出口配额。
随着形势的发展，1979年年初，省委、省革委会答允，深圳在坚持本地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根据香港鲜活食品市场的需要，相机自主决定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任务按实际调减。从此，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了加快外贸生产基地建设步伐，我们派分管外贸的县革委会副主任李广镇带领小组赴港参观香港鲜活食品市场和学习新界农民现代化养鸡、养猪和塘鱼生产经验。于1978年7月由分管边防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定赴穗，请示寇庆延、王宁并获批准，派莲塘大队20名青年农民日夜驻在新界我方插花地上，与香港五丰行合办年出栏20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至1981年前，我们把新界莲塘鸡场作为境内新办现代化养鸡场的培训基地，境内社队每个新办鸡场，都派出20名青年农民日夜驻境外莲塘鸡场培训学习，突破了原来过境耕作只能是边境农民，并须持证早出晚归的制度，扩大了对外开放。境外土地也从此提高了利用率和利润率。
2014年2月17日，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方苞在《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征集座谈会上发言
根据习仲勋在宝安调研时的指示精神，1979年1月，我趁出席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时，分别找习仲勋和刘田夫，请示落实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政策，他们指定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主持办公会议，审议批准宝安县恢复边境小额贸易有关政策规定和实施方案，1979年1月23日，省革委[1979]21号文批复。从此，边境小额贸易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在政策上比前更加放宽：一是放宽地区范围。边境小额贸易过去仅限于边境生产大队，这次放宽到边境和沿海12个公社，超过半个县范围。县内非边境地区的小宗鲜活商品，以及完成交售任务的大宗鲜活产品，也可交由县外贸公司代办出口。二是增加货物出口通道。边境小额贸易临时货物出口通道过去仅限于文锦渡，这次增加皇岗、盐田、沙鱼冲、南澳四个出口通道。三是放宽边境小额贸易经营的商品范围。过去仅限于国营外贸不经营的小宗鲜活农产品，这次扩大为全县社队完成交售任务后的大宗鲜活农产品。所得外汇60%归国家，40%留社队。四是放宽社队自留外汇的使用范围。过去只准委托国营外贸公司进口社队集体自用的生产资料，这次扩大到可以委托县边境小额贸易公司进口社员自用的必需生活资料。五是允许过境耕作农民、渔蚝民在港澳捡拾废旧汽车、轮胎、钢材、木材、电线、塑胶等物资，经海关按规定批准免税放行。
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不仅扩大了对外开放程度，而且由于增加了县与边境地区社队联营的对外贸易渠道，突破了过去对外贸易只能由国家外贸公司独家经营的体制，同时促进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两种外贸体制的竞争下，克服了过去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时压价收购的弊病。例如，国营外贸公司出口稻草每百斤收购价，长期维持在2元人民币左右，小额贸易公司成立后，根据香港市场，收购价定为8—10元人民币，国营公司不得不提高收购价。又如：优质荔枝香港市场零售价为每磅20元港币(银行兑换折人民币6元左右)，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时收购价为每斤0.1至0.3元，小额贸易公司参与竞争后，外贸收购价上浮到1至3元。蔬菜生产淡季时，菜心香港市场零售价高达每磅4元港币，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时收购价为每斤0.04至0.1元人民币，小额贸易公司参与竞争后，菜心收购价上浮3至5倍。活虾香港零售价每市斤40至80元港币，国营外贸公司原来收购价每市斤0.8元。小额贸易参与竞争后上浮3至5倍。
外贸收购价随着香港市场供求变化上下浮动，也带动国内市场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从果菜价格到鱼肉价格逐步放开。1981年以后，深圳市人口增长很快，1983年雨季蔬菜生产受损，市场菜价升幅太快、太大，当时尚未实行特区工资补贴，为了避免内、外贸竞相抬价收购，市委、市政府决定，外贸、内贸两个公司有关果菜购销业务暂时联合统一经营，购销价参照香港公开挂牌，五日调整一次，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市场需求多但缺少货源的，就提高收购价。出口盈利补内销亏损，或以水果盈利弥补，或由进口家电盈利弥补。生产者获得较高收入，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蔬菜生产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大发展，居民生活得到保障，物价回复稳定，渡过了难关。这种机动灵活的处置，既得益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又进一步推进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外贸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发展，种养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迅猛发展，迫切要求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坪山公社于1979年带头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带动全市农村于1980年基本实行包产到户，从而解放出大批农业劳动力，从事种养业，发展多种经营。1981年恢复宝安县建制，大力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发展种养加工结合、产销结合的农工商公司，先后建立养鸡、畜牧、水产、蔬菜、水果等产供销一条龙，内外贸一体化的专业公司。各专业公司除办好示范性生产基地外，主要力气用于对社队和专业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抓好良种、饲料、疫苗、农药的生产、供应和技术指导，以及资金扶持、收购产品出口。促进规模经营，集约生产，降低成本，避免环境污染，建设生态环境，绿色农业。
由于专业公司的有力扶持，种养业发展迅猛。比如：养鸡公司对新建年出栏10万只鸡的养鸡场，免息贷款70万元扶持基建，10年内从收购活鸡出口中扣回。购销合同有两种结算方式：一种是公司供应种苗、饲料、疫苗和收购活鸡出口都按牌价结算，凡成活率达到8成的鸡场，保证每只鸡最小盈利2元，市场风险由公司承担;另一种结算方式是购销都按市场价浮动，鸡场盈利大，亏损风险也大，两种结算方式由鸡场选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办个年出栏量10万只鸡的鸡场，即可获利20万元，是很具吸引力的。养鸡人员在集体鸡场获得实践经验后，纷纷离场当养鸡专业户，自办年出栏量3—5万只鸡，或8—10万只鸡的鸡场。到1980年4月，新建养鸡场27个，年产量可达180万只鸡。宝安县每年供港活鸡数，1978年前长期停留在4万只左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升到600万只，后期达1千万只。养鸡专业户一年盈利10万元，20万元的逐年增多。
又如：水果发展公司扶持社队兴办千亩、万株荔枝园，双方签定合同：果场新种一株荔枝，公司第一年给予种苗、肥料、打穴费用2元，以后每年给2元管理费，连续给5年，结果时果场以鲜果折价偿还。水果发展公司与养鸡公司联合，在千亩(或万株)荔枝园附近建5万至10万只鸡场，鸡粪作为荔枝肥料，节约成本，减少污染，鸡场增加收入，水果提高品味，促进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发展。1978年至1980年6月，公司扶持社队新办荔枝场17个，新种荔枝1.2万亩，19万株，带动农民纷纷垦荒办起百亩、千株，或十亩、百株小荔枝场。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宝安县新种荔枝8.76万亩，年产荔枝1071吨。荔枝丰产初期遇上好价钱，种荔枝的农户至少收入几万元，二三十万元的为数也不少。
水产公司、社队与外商联营，外商投资买推土机挖鱼塘，使塘鱼生产从6千亩扩大到7万亩，水产公司与畜牧公司联合，连片几千亩鱼塘配套千头猪场，用猪粪作塘鱼饲料，节约成本，增加收入，避免污染，保护环境，一举几得。水产公司还扶持南头、沙井大力发展网箱吊养蚝，扶持大鹏、南澳发展网箱养鱼。蔬菜公司扶持社队扩大蔬菜种植，从7千亩发展到7万亩。种养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现代化生产，使大批专业户很快富裕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宝安农民从万元户上升到十万元户、二三十万元户，逐年增多。
长期以来，内地对供港食品实行配额加放行证管理。以供港蔬菜为例，随着对供港蔬菜出口放开经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内地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均可从事经营供港蔬菜业务，一些港商也直接到内地收购蔬菜，然后委托内地外贸公司代理出口。港商到海南、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租地种菜，然后出口到香港的情况也悄然兴起。事实上，30多年前深圳已经开启了这样的模式。
口述：方苞，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
整理：辛均庆
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征编出版的《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