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申报》社评中的奇文甚多，其中刊于1891年6月4日的一篇题为《能为地方上办事即系好官论》，颇有意味，兹将原文录下：
孔子有言：“为君难，为臣不易。”知为君之难，一言而可以兴邦。又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不善而莫之违，一言而可以丧邦，然则亦视乎其所为而已。
古者，公侯皆地方百里，今州县地且不止百里，故县官称为邑侯，盖即古百里诸侯。州县虽七品官，而为亲民之最，民间利弊惟州县官知之，民间好恶惟州县官审之，以故州县一官其责独重，而吏治之美恶、人材之兴衰皆系焉。或以才见，或以德名，才者有为，德者有养，舍此无见长之处矣。
或者谓，逞才者遇事辄多纷更，往往致闾阎纷扰不安，不如务德者之慈祥宽厚，足以造苍生之福。此一说也，余尝疑之，以为地方上随时变迁，为之上者所宜随时制宜，非仅以萧规曹随为足以了一官事也。
然而近来之牧令则其品类大不同矣。余每见今之州县官有能办地方上事者殊不多见，如近日报上所登海城县之民情畏服，丹徒县之强项不屈;上海则如陆大令之捉赌禁淫，不为西人所慑，袁大令之以正言折服西官;宝山则陈大令能举数年未兴之水利，一旦创而兴之，此皆不愧乎“为”之一字。此外未及备详，而总以能办事者乃为好官。无论事之大小，苟能办之，即非俗吏所可同日而语。其如当今之世，俗吏多而好官少，是独非世道之忧乎哉?
夫所谓俗吏者，亦不一品矣。有嗜利者，则联绅士为羽翼，令胥差为爪牙，以宾友为腹心;一呈之收，需费若干，内外皆有分也;一尸之验，需费若干，上下皆有获也。此犹其显然者也。至于中夜苞苴，暗室贿赂，竟可使曲直倒置，是非混淆，若此者亦在所不免。平日则爱财如命，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虽有至亲好友，或有缓急相求，漠然不动于中，一概屏之，不闻不见，而令亲信之人营菟裘置产业;一旦其亲信人反噬，则举其所铢积寸累者而付之流水，亦无可如何，而其嗜利之心则直与一官相终始也。
有好色者，广购婢女，遍置姬妾，金钗十二，分列两行，不止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犹不知所止，见猎辄心喜，甚有娶部民之妻女，以藏之金屋中者，其部民或反以为荣，而不知其有干例禁，有玷官箴，若此者亦所在多有。上官虽或知之，以为此等乃细故，但能资其大才，以为地方办事，又何必毛举其小失，以为苛求。顾此等行为只便其身，而不恤乎人言，以此存心，即使其小有才，卒未闻君子之大道，其施为亦可想而知也。
有好名者，孳孳焉务求名，凡有可以颂德歌功者，不惜巨费，多方钻营，竟有如某县令所言德政牌、万民伞亦本县亲自捐廉，并不耗费民间一文者。若此者，其为好官乎?不知骛乎外者遗乎内，彼专意于求名者，必其实之有不足者也。
有好倾轧者，自称其能，且必指摘人之短以见己之长，己实无所长，而借人之短以形之，则稍觉其长。于是乎，以此为得计，而专以此为先务，于地方上公事则置之脑后，若此者又不乏人。
有好巴结者，无论为上司，为同僚，为本省，为客官，凡有所见无不竭力应酬，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挥霍，手臂则日见其阔，精神则日见其疲;而地□[方]上诸事废弛，亦不之问，若此者又比比皆是。
呜呼，州县为亲民之官，民之疾痛疴痒，州县官得以深悉之，亦州县官得以上达之;有灾报灾，有歉报歉，例行公事，亦何尝不照例奉行?而于地方上应为之事，问之而茫然不知;按之更百废不举，以为烦剧之故。则终日在宅门以内，究不知其所为何事，所用何心。前者余曾论及州县官之有帮审委员，前所未闻，近来则竟视为常例。夫簿书、钱谷、狱讼，本地方官之事，若以为地处繁剧，不能兼顾，则是才力不及，理当告退，何得禀请帮审?若上司资其才干，恐重劳其神，而委一人以相助，则是上官以我为才力不及也，此可耻之甚者。而今时州县官全不为怪，下则请之，上则从之，试问狱讼而可委之于人，则所贵乎州县官者又安在耶?其为轻狱讼耶?其为轻民事耶?抑自知才力不及，不得不藉他山之助耶?揆之孔子为君难之义，似大有舍难而图易者矣。吾故曰：能为地方上办事即为近今州县中之好官，岂易得哉?岂易得哉!(《申报》1891年6月4日，第1版)
为君难，为臣不易;做官难，做小官更难。县官即为典型的“小官”，能做好一名县官，或做一名好县官，其实并不容易。好县官的标准何在，本文提出“能为地方办事”。
难就难在“办事”之上，本文列举的县官之所以被称为俗吏或恶吏，而非良吏或循吏，就是因为他们不为地方办公事，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办私事，以满足个人野心，扩大个体利益。他们有的嗜利，有的好色，有的好名，有的好斗，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拉帮结派，以官场为媒介，以职务为平台，营营逐逐，损公肥私，不仅不为地方办好事，而且做出许多坑害地方的坏事。
对于地方应办之事，县官们也确实不一定干得了，他们或能不在此，或心不在此，或权不在此，于是只有招人扩编，实行“分包”，使队伍越来越庞大，权力结构越来越复杂，办事流程越来越繁冗，结果正常的办事流程又被有意无意地拉长，办事效率更加低下。对于地方公事，县官既可以不亲力，更可以不亲为，整天高高在上，于是“父母官”再不像“父母”了。
不为地方办“好事”也罢，怕的是地方官将行政资源私有化，使其成为自己“办私事”的得力帮手。不仅如此，主官还与同僚及下属形成利害共同体，一起策划实施“地下规划”，以谋取更大的私利，从而使裙带之风日益严重，集团腐败愈演愈烈。
县官之所以越来越远离民众，与晚清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屡受西方冲击而产生应激性改变，但主要表现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政治领域则因权力的附加效应扩大，而使既得利益集团更加维护既有体制，旧体制与旧文化的优点(比如注重自律等)得不到发扬，新问题反而更加突出。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在新旧权力机制、新旧思想观念的对决之下，一直徘徊犹疑。晚清的官风日下也就成为必然了。
◎李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晚清《申报》社评中的奇文甚多，其中刊于1891年6月4日的一篇题为《能为地方上办事即系好官论》，颇有意味，兹将原文录下：
孔子有言：“为君难，为臣不易。”知为君之难，一言而可以兴邦。又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不善而莫之违，一言而可以丧邦，然则亦视乎其所为而已。
古者，公侯皆地方百里，今州县地且不止百里，故县官称为邑侯，盖即古百里诸侯。州县虽七品官，而为亲民之最，民间利弊惟州县官知之，民间好恶惟州县官审之，以故州县一官其责独重，而吏治之美恶、人材之兴衰皆系焉。或以才见，或以德名，才者有为，德者有养，舍此无见长之处矣。
或者谓，逞才者遇事辄多纷更，往往致闾阎纷扰不安，不如务德者之慈祥宽厚，足以造苍生之福。此一说也，余尝疑之，以为地方上随时变迁，为之上者所宜随时制宜，非仅以萧规曹随为足以了一官事也。
然而近来之牧令则其品类大不同矣。余每见今之州县官有能办地方上事者殊不多见，如近日报上所登海城县之民情畏服，丹徒县之强项不屈;上海则如陆大令之捉赌禁淫，不为西人所慑，袁大令之以正言折服西官;宝山则陈大令能举数年未兴之水利，一旦创而兴之，此皆不愧乎“为”之一字。此外未及备详，而总以能办事者乃为好官。无论事之大小，苟能办之，即非俗吏所可同日而语。其如当今之世，俗吏多而好官少，是独非世道之忧乎哉?
夫所谓俗吏者，亦不一品矣。有嗜利者，则联绅士为羽翼，令胥差为爪牙，以宾友为腹心;一呈之收，需费若干，内外皆有分也;一尸之验，需费若干，上下皆有获也。此犹其显然者也。至于中夜苞苴，暗室贿赂，竟可使曲直倒置，是非混淆，若此者亦在所不免。平日则爱财如命，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虽有至亲好友，或有缓急相求，漠然不动于中，一概屏之，不闻不见，而令亲信之人营菟裘置产业;一旦其亲信人反噬，则举其所铢积寸累者而付之流水，亦无可如何，而其嗜利之心则直与一官相终始也。
有好色者，广购婢女，遍置姬妾，金钗十二，分列两行，不止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犹不知所止，见猎辄心喜，甚有娶部民之妻女，以藏之金屋中者，其部民或反以为荣，而不知其有干例禁，有玷官箴，若此者亦所在多有。上官虽或知之，以为此等乃细故，但能资其大才，以为地方办事，又何必毛举其小失，以为苛求。顾此等行为只便其身，而不恤乎人言，以此存心，即使其小有才，卒未闻君子之大道，其施为亦可想而知也。
有好名者，孳孳焉务求名，凡有可以颂德歌功者，不惜巨费，多方钻营，竟有如某县令所言德政牌、万民伞亦本县亲自捐廉，并不耗费民间一文者。若此者，其为好官乎?不知骛乎外者遗乎内，彼专意于求名者，必其实之有不足者也。
有好倾轧者，自称其能，且必指摘人之短以见己之长，己实无所长，而借人之短以形之，则稍觉其长。于是乎，以此为得计，而专以此为先务，于地方上公事则置之脑后，若此者又不乏人。
有好巴结者，无论为上司，为同僚，为本省，为客官，凡有所见无不竭力应酬，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挥霍，手臂则日见其阔，精神则日见其疲;而地□[方]上诸事废弛，亦不之问，若此者又比比皆是。
呜呼，州县为亲民之官，民之疾痛疴痒，州县官得以深悉之，亦州县官得以上达之;有灾报灾，有歉报歉，例行公事，亦何尝不照例奉行?而于地方上应为之事，问之而茫然不知;按之更百废不举，以为烦剧之故。则终日在宅门以内，究不知其所为何事，所用何心。前者余曾论及州县官之有帮审委员，前所未闻，近来则竟视为常例。夫簿书、钱谷、狱讼，本地方官之事，若以为地处繁剧，不能兼顾，则是才力不及，理当告退，何得禀请帮审?若上司资其才干，恐重劳其神，而委一人以相助，则是上官以我为才力不及也，此可耻之甚者。而今时州县官全不为怪，下则请之，上则从之，试问狱讼而可委之于人，则所贵乎州县官者又安在耶?其为轻狱讼耶?其为轻民事耶?抑自知才力不及，不得不藉他山之助耶?揆之孔子为君难之义，似大有舍难而图易者矣。吾故曰：能为地方上办事即为近今州县中之好官，岂易得哉?岂易得哉!(《申报》1891年6月4日，第1版)
为君难，为臣不易;做官难，做小官更难。县官即为典型的“小官”，能做好一名县官，或做一名好县官，其实并不容易。好县官的标准何在，本文提出“能为地方办事”。
难就难在“办事”之上，本文列举的县官之所以被称为俗吏或恶吏，而非良吏或循吏，就是因为他们不为地方办公事，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办私事，以满足个人野心，扩大个体利益。他们有的嗜利，有的好色，有的好名，有的好斗，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拉帮结派，以官场为媒介，以职务为平台，营营逐逐，损公肥私，不仅不为地方办好事，而且做出许多坑害地方的坏事。
对于地方应办之事，县官们也确实不一定干得了，他们或能不在此，或心不在此，或权不在此，于是只有招人扩编，实行“分包”，使队伍越来越庞大，权力结构越来越复杂，办事流程越来越繁冗，结果正常的办事流程又被有意无意地拉长，办事效率更加低下。对于地方公事，县官既可以不亲力，更可以不亲为，整天高高在上，于是“父母官”再不像“父母”了。
不为地方办“好事”也罢，怕的是地方官将行政资源私有化，使其成为自己“办私事”的得力帮手。不仅如此，主官还与同僚及下属形成利害共同体，一起策划实施“地下规划”，以谋取更大的私利，从而使裙带之风日益严重，集团腐败愈演愈烈。
县官之所以越来越远离民众，与晚清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虽然屡受西方冲击而产生应激性改变，但主要表现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政治领域则因权力的附加效应扩大，而使既得利益集团更加维护既有体制，旧体制与旧文化的优点(比如注重自律等)得不到发扬，新问题反而更加突出。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在新旧权力机制、新旧思想观念的对决之下，一直徘徊犹疑。晚清的官风日下也就成为必然了。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7年7月25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