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
欺诈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由来。追溯远古，民风纯朴，相交以诚，绝少尔虞我诈。随着礼乐社会演递为商品社会，欺诈如同病毒一样不断滋生，而且花校翻新，令人防不胜防。尤其是社会动荡、民心浮动时期，欺伪百出，诈骗成风，不法分子横行无忌，良善公民受害非浅。晚清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时期。1887年11月5日的《申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大呼“骗诈亟宜严办”。
文章列举了一系列诈骗事例，其一为骗邮费。沪上某名医黎明甫起，适在更衣，忽有人前来送信，说是由天津某营官寄来，信面写明另给送信人“酒力”钱二百文。医生本欲详问，而送信人说尚欲往处送信，不能耽搁，索资而去。医生拆信一看，某人自称前此在沪患病，蒙该医生治疗得愈，故抵津后戴德不忘，特此申谢，并拟登报感谢，以张其声誉。医生阅后，虽不知其人，但心想毕竟好事一件，于是静待报纸为其“扬名”。结果久等不至，往询报社，并无其事，乃知上当，不过所损也就二百文而已，倒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
但上述仅为江湖骗术中的小骗而已，骗子设计一个套路之后，必然要使其“创新”效应发挥至最大限度，本文列举的另一个案例就是如此。文中说，上海染衣行工匠、学徒，以绍兴帮居多，骗子探听真切，亲至其家，骗得其家人信任，谓现在天气渐冷，必需棉衣，有欲寄去者，彼可帮忙捎带，以节邮费。其家人信之，收拾寒衣，托其带去。骗子遂以此法遍历三十余家，骗得衣物不少。直到在沪亲人写信至家催寄棉衣，骗子的伎俩方被揭破。
前述两例基本属于“一骗一”或“一骗多”类型，还有“多骗一”者。文中纪述，某商人来沪办货，寓于某栈。同栈有一自称某“少爷”的客人，谓也是客商，与该商人相谈甚欢，称兄道弟，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两人一起出入，舟车烟酒之资，该“少爷”无不殷勤代付，以示结纳。一日，商人外出买货，有汇票两纸计银千两，另有现洋三百元，为“少爷”所见，遂好言诱，先往某楼同见“少爷”好友。既登楼，则已有二三人先在，略作交谈，即出赌具，玩猜单双赌输赢游戏，强邀商人参与。商人以不解玩法为辞婉拒，“少爷”则详为讲解示范，并向商人耳语，此法一学即会，且他已偷取单筹十枝，如果猜双，则十中八九，稳操胜券。商人还是不愿意，“少爷”乃以“大利”相诱，谓猜中则可获利三倍。商人警惕心未懈，见势不佳，托言小解，疾趋下楼。刚到门口，则先有数人拦住，“少爷”亦追至，欲强行将商人拽入。商人不复能忍，大声斥责，而数人汹汹，势将用武。商人不惧，奋力出门，大声呼救报警。“少爷”及其同伙担心事发，乃反怒为笑，假意道歉而去，商人得免于害。
近代上海的此类欺诈多为团伙作案，其伎在于“放长线钓大鱼”。正如《申报》记者观察到的，“此等骗贼羽党众多，大都皆散处于各处客寓，亦有暂租一椽，并招流妓以为之囮;其门前大书公馆条子，排场阔绰，气象豪华，与散处各客寓诸人声气相通。凡客寓中见腰橐充盈者，则浸润与交，谬托知己，酒肉征逐，茶烟往还，时费小钱绝不为意，久之而渐诱与嫖，又久之而渐诱与赌，不至罄其腰缠而不止。”
总体而言，上海等旧中国城市“诈与不信之风日行日盛，亦愈出愈奇”。骗人者“或以智，或以术，或以势，或以力”，行骗之法“时出而不穷，而受其害者乃防不胜防，甚至于丧家破产，殉以身命。”
欺诈现象加剧是城市近代化的产物，却给城市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申报》评论指出，上海开埠之后，人口膨胀，五方杂处，品类不齐，“骗诈之人极多，骗诈之害日甚”。由于民众处处受骗，防不胜防，“不啻化康庄大道为荆天棘地”;甚至不出户庭之内眷，亦且时被害及，使人大有“不成世界”之慨!
如何根治欺诈，时人颇多讨论。《申报》特地举出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对骗人钱财案件的审查和惩治，赞扬其明镜高悬、公正无私，严厉打击欺诈行为，维护社会正义，保障生活秩序。作者特别指出，欲根绝欺诈，必须加强立法和执法，“譬之禹鼎铸奸，魑魅不能逃影”;其立论又滑向了中国古代“乱世用重典”的习惯思维。而这一做法也确实是打击和遏制社会欺诈的必要手段，只有使诈骗成本加大，方能使诈骗分子知所儆省，改邪归正。不过，光靠法律制裁，也并不能完全根治欺诈之风，必须佐以文化、教育和技术手段;消除社会欺诈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要引起当政者的重视，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效。
作者系学者，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7年9月12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