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戍
近日，一所民办学校———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之上。该校一位女教师罹患癌症，学校得知情况后以“连续旷工”为由，将其开除。最后，刘伶利在绝望中去世。事件发生后，民办大学的种种问题再度引起媒体关注。当下的民办学校，虽然也被纳入到国家统招的序列之内，但本质上仍相当于一种教育公司。办学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其与公办大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教育水平上，更体现在福利、待遇以及人文关怀等层面。然而，中国的民办大学历来是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回望民国时期的民办大学，会发现有很多优良的传统。今天民办大学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产物。
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题“格致诚正”。
不为盈利的办学目标
我们今天所说的民办大学，在近代称之为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创办，始于晚清新政之时。当时国家教育不发达，财政支绌无力兴办高等教育，遂鼓励私人兴办大学。北洋时期创办私立大学的资格异常宽松，规定一人便可创办大学，如果试办三年后，拥有正式校舍和5万元的基金，便可成为国家立案的正规私立大学。在此种宽松政策之下，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出现。到1925年，中国已经拥有25所私立大学，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上海。
私人创办大学政策的宽松，不免出现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情况。当时的上海滩，存在一些所谓“学店”，这些私人办的学校号称大学，却没有固定的校舍和老师，教学质量低劣，主要目的是贩卖文凭。然而，这些“学店”无一例外都因口碑极差而旋起旋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办学正规的一批私立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中国公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
这些私立大学，多是理想的产物，自认为大学承担着重要使命。回顾其创办史，背后无不有一段悲壮的往事。大同大学原是一批清华学校的教员，不满于清华作为留美学堂的洋化教育，南下上海创办。成立于1905年的复旦，则是从一群爱国学生脱离教会学校震旦大学而创办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江南第一教会学府圣约翰大学校长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553名学生毅然放弃宣布永远离开圣约翰，在学生家长的帮助下另立光华大学。光华大学自命负有替国家“收回教育权”的使命，以“振刷国家精神”为己任，将爱国主义贯穿于教育实践。大学有理想，是一种教育事业，而非一种教育产业，这是过去与现在私立大学的本质性不同。
更大的不同在于，私立大学的目的绝非盈利。大学由私人创办，定位是补公立教育的不足，招收的学生多是中产阶级子弟，寒门学子很难承担学费，这是事实。但是，私立大学招收学生，目的绝非敛财，反而是一种“赔本生意”。因为办大学需要庞大的校舍，需要实验设备、图书，需要重金聘请名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曾说：“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梦，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诚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如果主事者化缘不着，只能自己垫付“于是财无分于公私，事兼理于巨细，访求师范，登门鞠躬，以知行合一相激励，昭然以相示以肝胆，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至于大学校长本身，一般都不要报酬，只是义务办理其事。
查询当时著名私立大学的财务档案，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入不敷出，连年财政赤字，自始至终都靠挪借办学。比如，抗战前光华大学每年支出的经费都在30万—50万元之间，亏空数额则在10万元左右。光华大学本来可以招收更多学生以获得更多经费，但主事者出于维持教育质量的考虑很少如此。抗战爆发后，很多私立大学义不帝秦，追随政府迁移大后方，办学更加捉襟见肘。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为学校四处筹款，最后在向国民政府索取经费的活动中劳累过度而死。后人为了纪念王伯群，在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建立了“思群堂”。
总之，民国时期著名私立大学，都不是营利性机构，其创办伊始便与国立大学采取一样的定位：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每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背后，都有一个或一批殚精竭虑的主事者，他们为学校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一生都与这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学校的产业却又不属于某个人。私立大学校方都会聘请政商两界贤达组成校董会，负责起任命校长、保管学校财产的权力。创校者如果去世，会由校董会继续聘请贤者继任，以永远赓续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讲，私立大学类似于一种社会产业，财产属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毫不逊色的学术水准
近代中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一个典型的特征便是名师云集。虽然其教授未必都是专任教授，但名列讲席者基本都拥有海外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梳理1928—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的教授名单，便会发现其精英程度令人吃惊：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张歆海，哈佛大学博士；徐志摩，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肄业；潘光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廖世承，布朗大学博士；罗隆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吴泽霖，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张君劢，柏林大学博士肄业；张东荪，东京帝国大学肄业；王造时，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没有国外学位的，也是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或文教界名流，包括钱基博、吕思勉、黄炎培、吴梅、田汉等。这些人几乎都是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今天的北大清华也无法达到此种水平。难怪他们的学生储安平会赞叹：“(光华)贤教授的云集，在近几年的中国大学界里，给人的只是一种‘使人吃惊，使人眼红’。”
为什么有如此多著名学者选择私立大学？首先是私立大学的主事者求贤若渴，诚恳待人。他们自知私立大学教职绝非一般学者首选，遂视教职员如家人，努力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1939年，萧公权受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副校长薛迪靖的邀请来校任教。薛迪靖代其在光华附近的铁门坎租赁农家房屋，其后又将其接入新建的“六三别墅”居住。萧公权遂安心在光华任教整整八年，完成了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1941年，薛迪靖获悉叶圣陶脱离浙江大学，便通过朱自清的关系邀请叶圣陶任教。由于薛迪靖“语颇殷切”，叶圣陶“遂允焉”。至于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则是毕生在光华大学任教，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从未移步。正是这种争分夺秒与国立大学抢师资的意识，以及待教师如家人的举动，使著名学者们愿意放弃国立大学的优厚待遇，与私立大学共荣辱。
由于私立大学可以吸引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这些学校在教学和学术上也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水准。按照高等教育的分工，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不同，其高昂的收费和民办的身份，在专业设置和教育方向上应该具有职业性、市场性，严格按照社会需要培养人才。比如，私立大学无不拥有金融、经济、会计等商科专业，国立大学则很少提供此类教育。然而，私立大学也从未放弃过对教育水平和学术的追求。比如私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可以提供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师范教育。由于其师资基本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培养模式也模仿哥大，被时人称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夏大学的另一个优势学科心理学，其学统则直接被其后继者华东师范大学继承，成为华东师大最好的专业。复旦大学的优势学科是新闻系，这一传统可谓传承至今，现在复旦的新闻系仍是国内最好的新闻系之一。
一般私立大学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方面，普遍具有极高的水准。钱基博、吕思勉等著名国学、史学大师一生的重要著作，基本都是在任教于私立光华大学时期完成的。王遽常、陈柱尊等国学专家，则长期在大夏大学执掌教鞭。抗战胜利后，钱穆选择到无锡的私立江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私立大学的主事者们，有意识地设置文史等貌似“无用”的学科，并尽一切可能支持其发展，以维持学校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不使私立大学有“职业学校”之讥。他们并不将私立大学本身定位为技术学校，而是定位为传播知识、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机构。今天所谓的“民办大学”，岂可相比？
私立大学的独立精神及其失落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另一个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其独立的精神。民国时期政治动荡，国立大学作为国家办的大学，不免受到党派势力与政潮影响。北洋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国立大学经费严重匮乏，学校发展极端困难，欠薪严重。国民政府时期的表现是，政府管制严格，政治环境恶劣，党化势力侵入大学。私立大学由私人创办，受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与那些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著名学者们，在精神方面亦比较契合。正如近代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王造时曾经说过：“在什么地方教书？在国立大学抑是私立大学教书？清华和北大是理想的教书地方，如果以教书为终身事业，那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是我要谈政治、发议论，北平离政治中心太远，不方便。到南京去教书吗？中央大学是C C系控制的，官气很重，压力很大。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我又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在上海私立大学教书比较好，观察实际政治比较有言论自由。”王造时的观点，应该代表了当时许多私立大学教授的典型心态。
由此便说到近代中国大学的精神问题。今天常常提到民国大学的风骨，其中当然不无溢美的成分。然而，虽然溢美，却也并未完全夸张。胡适、罗隆基、徐志摩、潘光旦等著名学者，当时以光华大学和《新月》杂志为依托，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权运动，打响了反对国民党训政的第一炮。蒋介石要求光华大学解聘罗隆基，校长张寿镛则直言：“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词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署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并非以光华教员资格教授学生。今自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此非国家之福也。”尽管政治势力终将压倒这种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但此种抗议和直言，仍可视为大学风骨的一种诠释。
当时一般私立大学，并非一直持某种激烈的抗争姿态，在日常情况下也常常呈现出某种独立的立场。1932年，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基博收到一封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手书。朱家骅认为，经审阅后发现，光华大学全校通用的国文教科书内容过于古典，完全不包含新文学方面的内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加以改变。钱基博立即回信拒绝，声明无法照办。钱基博认为，三民主义中有民族主义，其中包含着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取向。内容古典的国文教学，正是延续传统文化、坚固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其他大学的新文学教科书采用翻译西方的作品，只会灌输给青年暴力革命、骄傲自满的思想，引导青年堕落。中国的传统文学却可以“陶淑民性”、“明诚正之论”，实不可改换。且不说区区私立大学文学院院长，可以直接驳斥教育部部长的意见，部长朱家骅以私人信函而非公文的形式与区区私立大学的院长进行商榷，也着实少见。
为什么私立大学可以有如此底气？盖因其资金并不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于社会。相对于政府之外，存在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工商资产阶级、开明地方士绅和学者。他们是私立大学的创办者，为私立大学挹注了办学资金，这决定了政府虽然可以管理私立大学，但私立大学却不是政府的雇员，不必顾虑“拿钱手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独立。
当然，此种所谓独立精神，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国民党执政的稳固，国家政府力量的强大，对这些私立大学的控制日益严密。教育部非但逐步在课程设置上将私立大学纳入统一管制的范围，政党势力也逐渐进入校园，在私立大学设立党团组织，动辄干涉校政。随着政府势力逐渐强大，收编工商银行界，形成一种经济上的国进民退。私立大学在工商界方面的支撑日益空虚，其资金来源日益窘迫。当然，也并非都是政府的管制和压迫。1930年代，国家的教育财政逐渐正规化以后，国立大学的经费日渐充足，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私立大学与之相比，逐步拉开了差距。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般私立大学校园多半被损毁，政府却很少给予其补助，导致其难以恢复元气。幸运一点的私立大学如南开、厦门、复旦大学转为国立，光华、大夏、大同等则继续以私立身份辛苦经营，继续办学。1950年代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逐步被合并改组为公立学校。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民办大学。民办大学与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绝非一事。由于政策原因，公立大学与民办大学的定位不同、实力悬殊，发展程度自然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主事者也非当年的主事者。当年办私立大学，处在中国积贫积弱的背景之下，有识之士普遍持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教育事业是百年大计根在树人。如今在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之下，民办大学则是市场的产物，主要目的是谋取利益，缺乏教育伦理方面的考量。回顾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传统，只有感叹。
作者系学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6年8月29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