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辉
广东濒临南海，是我国重要的产盐大省，盐产品远销各省。食盐事关民生大计，盐税又是财政大宗收入，故盐务重在税收。但广东是近代中国私盐盛行的地区，走私损害了作为财政岁入支柱之一的盐税，使历任统治者都深感头痛。
民国初年，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下，腐败滋生，广东沿海的走私劣风屡禁不止，不断暴出丑闻。
广东私盐种类不一而足，主要有所谓洋私(走私进口盐)、场私(从盐场走私盐)，数量以洋私为最，场私次之。洋盐不准运入中国内地，载在章约，然而广东走私之盐即以洋盐居多。查其来源，有由越南或广州湾生产，自港澳转运省河者，也有由越南海防运入粤西者。
两广盐运使邓泽如
走私船只名目繁多，有轮船、拖渡之夹带者，有渔船、帆船之贩运者，有兵轮之庇护者，尤以兵轮庇护之问题最为严重。
面对复杂形势，政府缉私力量孱弱，顾此失彼。时人指出：“粤盐缉私，海上最关重要，盖以省河接近港澳，必先堵截六门(按指虎门、焦门、横门、桅夹门、虎跳门、崖门)，杜外私之浸灌，作腹地之屏藩，向来无论官办商办，莫不设置缉私舰，分布沿海各处，阨要巡缉。”然而，民初因历经变故，缉私能力极弱，影响税收甚巨，竟至私盐充斥。
地方驻军包庇走私，令行而禁不止。20年代初，曾连续发生广东省水警厅长私贩烟土案、海防舰艇参与走私被查获等案。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痛斥不法军人，串同私枭地痞，秘输盐斤进口，以致省内市场私盐充斥。并令饬私盐缉务主任陈策(又兼广东海防司令)“整肃军纪，严密截缉”，各军事长官“严勒所部”。然而，各地驻军置若罔闻。
1924年5月16日，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向大本营大元帅孙中山呈报：“轮船拖渡之夹带，可由缉私厂卡查验之；渔船帆船之贩运，可由缉私舰队截击之；惟兵轮差遣船之包庇，非仰仗帅座威严，令饬各军帮同整饬，实属防不胜防。查向来缉获私盐案件，先由运署执法官提案审讯，如果赃证确凿，除将私盐船只照章没收交仓，秤收投变，分别充公充赏外，并将人犯函送法庭惩办。”但近日缉获私盐，多系军队包庇，若照寻常私盐办法，恐不足以资整顿。经与两广盐务缉私处主任张民达商量，嗣后如有此等重大案件，除将案内私盐船只仍照章没收办理外，所有人犯即直接送交军政部军法处从严查办。5月20日，孙中山回复道：“军人包庇赋私，大为盐法之害，自非严行惩办，不足以儆效尤而资整顿。嗣后遇有此等案件，应准如请，除将案内所有私盐暨船只照常没收外，所有人犯即解交军政部军法处从严讯问办，用昭炯戒。”同日，他又发给大本营军政部部长程潜训令，令行知照，“并通行各军申诫所部，慎勿以身试法。”
盐政部门租用商船巡缉，无端被掳。1924年6月，大本营财政部长兼盐务督办叶恭绰呈报孙中山：盐运署原有缉私舰14艘，除沉没破坏不计外，所恃为缉私者仅有“安北”号。3月适值旺销期间，私盐遍地，缉私布置困难。经由盐政会议决定，租用商船巡缉，加以装备，取名“澄清”。该船于3月31日深夜停泊省河，竟被军队乘“虎威”舰强行掳去。交涉日久，未能取回，只得将“澄清”号名义取消。
军队肆无忌惮，竟然强行征用缉私舰。盐税为国家正供，所有军饷及行政费无不赖此开支，而粤省盐税收入日形短绌，如1923年不及上年税入的40%。两广盐运使赵士觐认为，这种状况“虽由西北两江道途梗塞、运销未能畅旺，亦未始不由缉私巡舰被各军借用，不能查缉私盐有以致之。”故呈报孙中山，请求饬令军队将各舰一并收回转发盐运使，以便派往缉私。1924年6月9日，继任两广盐运使邓泽如呈报孙中山：各缉私舰或被各军踞用，或在香港扣留。几经艰险始克收回，集队于澳门，随后投归大本营成立缉私办事处，然而经费拮据，恳请设法维持。
更为荒诞的是缉私舰犯法。“平南”舰本系粤海盐务缉私巡舰，久未归队，擅在南海县九江镇勒收行水，并胆敢扣留胁迫由“福海”舰护送的盐船。1924年，孙中山令两广盐务缉私处主任张民达拿获“平南”舰。张派缉私处副主任兼“飞鹏”号舰长宋绍殷，赴九江河面截击。6月14日，相战20分钟，将其拿获。事后，孙中山令将该舰拨交缉私处，以供缉私之用。并责令盐务督办叶恭绰通行各军及地方官通缉案内在逃人犯，务获究办，以肃法纪。
奸商乘间走私，蓄意瞒税。本来省河配兑盐斤数目要按日、按月造报在案，但各程船报运盐斤之多寡与其实配之包数没有详细列报。程船运到各场，盐斤一经配兑，即须照盐纳税，所以私枭则乘未配时设法偷卖，私相授受。奸商则乘秤放时多方舞弊，暗加盐斤，而排艇之走漏，人役之窃取，尤为防不胜防。1924年，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宋子文上任后，令饬所属设法扫除积弊，严行取缔配盐工商。
官商勾结，弄虚作假，有关当局隐忍之。1924年6月，宋子文向孙中山呈称，商人裕昌堂雇用的“宇和岛”号运盐轮船舱面尺寸不符，盐量又溢出多额，显然有弊，故将其扣留。而盐运使违章侵权，徇私故纵。孙中山据报，令叶恭绰彻查。叶恭绰奉令调查后，认为此属两广盐运使与稽核所争执权限，稽核所对于缉私只限于查案举发，而盐运使则对缉私处分执行。彼此各执一词，未免意气用事。盐运使在手续上稍欠完备，实际上并未侵及权限。叶恭绰的呈文表达了两层意思，即一是应顾及商民的艰辛，“务于惩儆之中，仍寓体恤之意。”二是“军需孔亟，勿使影响税源。”因此，裕昌堂运盐案“虽有重大(走私)嫌疑，尚无舞弊实据。惟其间不无违章之处，应否将该盐商从宽准予酌量处罚，或责令缴纳预饷以示宽大而济军需”，请孙中山裁定。由于当时南北分裂，广东革命政府将盐税备供行政及各军经费，盐务行政管理和缉私费用等也是取给于此项收入，故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4年5月20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