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小学很多是男女分校的。
在1949年以前，北京城内的小学大约有四五十所。当时北京郊区的小学和城内的小学有一个不同，出了北京城，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初小是四年，一至四年级;高小是两年，五、六年级。初小和高小两部分加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小学，那时称之为“完小”。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已经都是完小，不存在初小和高小的问题。那时一个完小毕业的人，就算不错的小知识分子了，出来以后，能够找份事做个店员了，起码珠算没有问题，记个账、写点东西都可以胜任。
培元小学的老师们(约在1949年)。
小学也分私立、公立和教会三种。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绝大多数的教会小学都已经归为市属的公立小学了。一般不管哪种性质，绝大部分小学是以所在的道路、胡同命名的，比如说船板胡同小学、史家胡同小学都是以地名命名的。一部分教会小学不用地名，比较有名的教会小学像育英小学、培元小学等。小学的学费都比较便宜，一个学年低的三四块钱，高的五六块钱。
教会小学很多是男女分校的，最典型的是在东城的育英小学和培元小学，培元小学是女校，育英小学是男校。小学男女分校的不多，一般是男女混校的。中学则基本上都是男女分校，中学是青春期，怕出问题，所以男女分校。
育英小学出来的学生，比较好的大部分上育英中学;培元小学出来的，比较好的大部分上贝满中学。我是培元小学毕业的，培元是女校，那我怎么是女校毕业的呢?说起来有意思，我那一届是男女合并之后的第三届，我上学是1955年，所以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从四至六年级还全部是女生，只有我和我上面的两个年级是男女生都有。当时我家里觉得我这孩子比较老实，怕受欺负，就去上女校吧，所以我上的是培元小学。那时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培元还是女校，所以一上培元小学，人家就会问：你怎么上的女校呢?其实他们不知道培元已经男女合校两年了。
我的小学：培元小学
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经过了数次改革，早在民国元年(1912)就废止了小学的读经课，但是在袁世凯主政时期又一度恢复，不久又行废止。没有读经课，并不等于不学习古文，在民国小学教材中，古文占了很大的比重，像《岳阳楼记》、《赤壁赋》、《病梅馆记》、《秋声赋》和许多选自《史记》、《左传》的篇章，而现在是在中学课本中才能读到，有的是在高中语文中才能看到。在民初的小学教材中，已经加入了“自然”和“常识”课，给小学生以更多的基础科学知识。原来在小学中，音乐、图画、手工都属于选修课，但在民国以后都改为了必修课，充分体现了让孩子全面发展的思想理念。
我在1955年上的培元小学原来是教会小学，教学质量非常高。老师都是女老师，其中有些是没有结过婚的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我太太和我是同一个小学，她们班的班主任就是基督教徒。那时除了校长李荣德和庶务周老师，没有男老师。李校长原来是育英小学的校长，1947年从育英调到了培元，我的小学毕业证书上还是印他的签名。周老师脸上有麻子，只管庶务———管收学费之类的杂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有些驼背，典型的庶务形象。直到我上四年级时，才从师范分配来两个刚毕业的男性老师，一个教体育、一个在我们班上做见习辅导老师。这是培元小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男老师，简直变成了稀有动物。那时一所小学一般是每个年级两个班，教师队伍二十到三十人，校长、教师、还有庶务，都在这二三十人中。
培元小学的漂亮小孩儿多，所以那个时候到机场欢迎外宾献花什么的，常常是从我们学校挑选。当年尼赫鲁、吴努、伏罗希洛夫、蒙哥马利、赫鲁晓夫来华，都是从我们小学选拔。培元也出过几个童星。有一部老电影叫《祖国的花朵》(1955年拍摄)，说《祖国的花朵》可能没人知道，但是一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大家都知道，《让我们荡起双桨》里面的女主角，就是瞿弦和的夫人张筠英，也是培元小学毕业的，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她上五年级。后来还有一部中法合拍的电影叫《风筝》，我们小学有一个男生叫刘沛，就是那里面的主角。
民国时期的幼稚园
民国时期，早在1922年就确立了幼稚园教育制度，1929年，陈鹤琴等专家受教育部委托拟定了《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32年正式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标准》。这是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的标准课程规范，确实是很了不起。在1929年，全国有符合学前教育标准的幼稚园八百多所，到了1936年，发展为近1300所，抗战期间遭到很大破坏，但是到战后的1947年，又恢复到战前数字。也像中小学一样，幼稚园也分公立、私立和教会所办。
我上的幼儿园原来也是教会幼儿园，原址曾经是1864年女传教士贝满夫人创办的贝满女子小学，后来贝满夫人去世，由美国传教士麦美德博士接办，他当时是协和女子大学、贝满中学和贝满女子小学三校的校长。后来协和女子大学并入了燕京大学，中学向南推进到灯市口，小学改名为培元，迁往王府大街(旁边就是救世军大楼)，这个地方就留给了博氏幼儿园。实际上这几所学校原来都是和贝满一体。博氏的全部教师都是基督教徒。
我上幼儿园的时间是1954、1955年左右，1951、1952年的时候北京的幼儿园还叫幼稚园，但在我上幼儿园那会儿已经基本上改为幼儿园了。我上的那个幼儿园就叫博氏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建筑到今天还保留着，就在今天商务印书馆旁边的大鹁鸽胡同。那是座两层的西洋式小灰楼，灰楼上布满了常春藤———爬墙虎。每个年级———就是所谓的大中小班———有两个班。我们的校长姓全，是基督教徒。我们班那个老师姓朱，她是北京有名的牙医朱砚农的侄女，也是基督教徒。
我还记得我们去幼儿园的时候，要从家里带一双布鞋，放在学校进门大厅的鞋洞里面，每天进教室都要换一双布鞋，因为都是打蜡的地板。每天第一件事是跟着老师的钢琴节拍，大家走圈，这是上学的第一件事，弹钢琴的老师姓张。那时一般幼儿园都是用的手风琴，而博氏却是钢琴，张老师的钢琴弹得很好。幼儿园也有食堂，但我很少在那里吃饭。
最特殊的一点，是直到1955年的时候我们还过圣诞节，我印象很深，过圣诞节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围着那棵大圣诞树大家一起走圈唱歌。还有一件事就是交换礼物，不论孩子家庭贫富，大家都要拿出一件礼物，有的孩子家可能花了很高的价钱买了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外面拿花纸包好了，或者是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小玩意儿，也要拿个盒子用花纸包好，到了幼儿园以后，都交给老师，老师放在一起，最后每个人抽签，由圣诞老人发给大家。孩子们对交换回来的礼物贵贱并不在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又抽回来的，这是我们圣诞节必做的一件事情。
民国时期，幼稚园在北京数量不多，数量远比不上上海。穷苦人家一生就是一堆孩子，一般观念认为“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所以不肯花那个钱去上幼儿园，觉得没有必要，在街上玩就可以了。太有钱的人家心疼孩子，娇生惯养，认为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过集体生活是受罪，尤其是那种比较顽固的旧式人家，他们也不会把孩子送幼儿园。只有比较新派的人家，愿意让孩子接受集体生活教育，才会送孩子去幼儿园。再有就是父母都有工作，无暇照顾孩子。我们家纯粹是为了让我接受集体生活教育，其实我在家里完全有人带，家里当时有好多佣人，也有空间玩，我母亲也不上班，完全可以自己带。平日我只上半天，一般中午不吃饭就回来了。那个时候幼儿园并不教太高于孩子智力的东西，只有图画、体操、简单的算术，再有就是讲讲童话，看看幻灯片——— 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那所幼儿园的条件非常好，买的都是当时刚刚出版的儿童书，还有很多是俄罗斯的连环画，我记得有《东郭先生》、《大闹天空》、《白雪公主》、《玛莎和熊》、《狐狸列那的故事》等等，这种彩色方本的连环画还是挺讲究的。大家看看书、做做操，学唱的歌也都是些极其简单的歌词，就那么两三句。有一首歌至今仍记得：“天上多少星星，亮晶晶，我要问你明天天可晴?”一般来说，孩子没有太爱上幼儿园的，只不过是不得已“随班行礼”罢了。幼儿园逐渐增加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香山慈幼院
在谈到幼稚园教育时，有一个必须提的地方就是香山慈幼院，这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做出了很了不起的创举。
1917年，北京、河北地区发生极大的洪涝灾害，被淹达103县，许多家庭流离失所，上千儿童无家可归。当时督办和赈济水灾的熊希龄先生收容了流落儿童近千人，后来部分被认领，但是还有二百多人无人领养，再加上京畿附近的贫民孤儿，又接近千人。于是熊希龄就请徐世昌大总统和已经退位的清室内务府商量，拨出原皇家的静宜园，兴办了香山慈幼院。在香山公园里，今天还有一部分建筑保留了下来，如蒙养园等地。熊希龄曾经做过民国国务院总理，他的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人品非常好。香山慈幼院一开始是接收孤儿的，但后来也招收了一些非孤儿，分别设有婴儿部、幼儿部、小学部和中学部。后来许多人认为它的教育非常的完整，师资力量非常强，幼儿教育的教材十分规范，吸收了很多欧美幼儿教育的成果，而且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比如大一点的孩子开始做木工，包括教育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对于语言文字的掌握，香山慈幼院都可以作为一个教育示范。于是许多人愿意将孩子送到那里接受教育，已经不再囿于孤儿的范围了。但是有钱人家的子女送到香山慈幼院是要自费的，身份只能算是“附生”，只有孤儿才算是“正生”，慈幼院对正生和附生是一视同仁的。当时有美国记者前往参观后写道，其教育的先进就是和欧美相比，也可以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国内的知名人士，如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都去参观过，并给予极高的评价。香山慈幼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个不可以遗忘的创举。
北京民国时期的教育还包括一部分：周边农村地区的私塾。民国后，在北京城区基本是没有私塾教育了，但是在郊区，包括顺义、怀柔、平谷甚至通县这些地方，私塾还是相当多的。不过这时的私塾教育也吸收了一部分现代教育，与旧式私塾又不完全一样了，私塾里面除了教授传统的古文、经学和蒙学之外，有的也教算术等科目，私塾的性质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它更接近于私立初小——— 到不了完小。当时小学教育的课程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就是语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动物、植物等这些课程，加上音乐、体操、图画、手工等，而私塾里绝对没有这样全面。私塾的教材不像现代学校变化较多，一般是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是一样的教材，所以有些穷苦人家的孩子使用的都是前面学生用过的旧课本，这样可以省去一点课本的费用。民国初年私塾教师基本没有考核制度，水平是参差不齐的。私塾的绝迹应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学制教育制度，俗称为“壬戌学制”，这个学制规范了中等教育的体制，也更加突出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当时的职业教育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又分为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专科。例如船舶学校、财会学校、畜牧学校、护士学校等等，都属于专科职业学校。台湾作家唐鲁孙先生是旗人，民国后家道中落，于是就考取财会学校，成为学以致用、自食其力的青年。
北京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相对传统和保守，但是在民国时期，在教育上还是越来越和世界接轨，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接受新的教育模式，这是民国时期教育的基本情况。就人口和学校的比例来说，北京在全国是领先的，除了当时的首都南京和上海，其他一些城市是不能相比的。
口述：赵珩 采写：李昶伟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4年10月24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