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商衍鎏（1875—1963年），广东番禺水口营（今属花都区）人。清末最后一科的探花。曾留学日本，执教德国。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身历三朝（清、民国、新中国）和两次世界大战，饱经沧桑。祖父的大半生是在灾难深重的旧社会中度过的，他对腐朽黑暗的旧制度深恶痛绝，解放后庆获新生，精神焕发，努力学习，追求进步。80岁后仍不顾年迈勤奋写作。不论在诗书画的创作上，还是文史研究方面，都有着丰硕的成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6年11月为他拍了《探花的晚年》的生活纪录片，介绍了他晚年幸福的生活。
寒窗苦读，金榜题名
祖父字藻亭，号又章、冕臣、康乐老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廷焕（1840—1887年）是个穷秀才，以教书为生，收入微薄。他参加举人考试七次皆未中，终于绝望，以后再不应试，而将一切希望寄托在长子衍瀛、次子衍燊（21岁早逝）、三子我祖父身上。为安排一个清静的读书场所，乃在广州住所莲花巷巷尾辟地一块，莳花种竹，盖茅屋数间取名“玉莲园”。课三子在此专心苦读。
祖父6岁开蒙，稍长读四书、五经。12岁后学作八股文，读诗、赋、策论等。14岁至20岁则是走读从师，并考课书院。走读从师，广东称为大馆。先生都是科甲有文名的人，他们设馆授徒。学子可选择悦服的先生，前往执贽。先生授课以八股文为主，兼及经、史、诗、赋、策论。先生对学子的作业圈点批改后，选优秀者贴堂，供众观摩。祖父及伯祖的作文经常贴堂，故当时小有文名。学子除就读外，还向各书院考课，前列者有奖金，寒士可借以资生。书院如粤秀、粤华、羊城等，每月三课，考八股文、试帖诗；其他菊坡精舍、学海堂，每月一课，考经、史、诗、赋，不考八股、试帖。祖父每月必向各书院应考，值课期一早即往书院看题目，回家写作，傍晚到书院交卷；学海堂、菊坡精舍，则限三日或五日交卷。总之，终日仆仆，皆以练习科举考试为目标，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祖父17岁（1892年）与两兄皆考中秀才，取第十名（长兄取第一名，二兄取第四名）。21岁（1896年）考中举人取第二十四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祖父与长兄同应会试，伯祖中进士入翰林，祖父未中。
翌年祖父应甲辰恩科（因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而增开的一科，亦为清代的最末一科）会试，中第一百二十九名贡士。接着应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探花。甲辰科主考官最初拟定的鼎甲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后第三，商衍鎏第四，以此送呈钦定。光绪看后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写得好，第四卷比第三卷作得好，因此将一、二互易，三、四互易。这样最后的名次成为：刘、朱、商、张。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粤人皆是她的对头），一见朱是广东人就不高兴，非拉下不可，而第二名刘春霖名字有吉祥之兆，所以加以互易。这一说法有明显的错误，第一，钦定者是光绪而非慈禧；第二，根据清制，送呈的是贴有浮签的弥封卷，根本不知某卷属何人，要俟名次最后确定后才行拆封。该科的题名碑现尚存于北京国子监。同榜的有谭延闿（二甲第三十五名）、沈钧儒（二甲第七十五名）等总共273名。
祖父高中后，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侍讲衔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官等职。
留学东瀛，执教汉堡
清末统治者在推行所谓的“新政”中有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的措施。吏部尚书张百熙曾开进士馆，组织癸丑、甲辰两科讲士学习法政，不久选派一批学员去日本留学，祖父及朱汝珍（他携夫人偕往）等即在其中。他们于1906年9月赴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初时语言不通，上课要靠翻译，课后补习日文，研读中文讲义。学习的学科有：经济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外交史等。这些新的科目，对过去只熟读四书、五经、“圣贤古训”的学子来说，大大扩展了视野，开拓了新的知识空间。
除了正式课程之外，还有机会聆听一些专题报告，如该校梅谦博士赴华考查一段时期以后，作了一次专题演说，对清廷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状况有较详的介绍、分析与评论。他讲演的主要论点，祖父在日记中有较详的记录，这说明还是颇受重视的。
此外，祖父还参加过一些大型社会集会。如1906年12月2日一早就去锦辉馆听演说。是日是《民报》开周年纪念会。《民报》主张革命，第一位演说者是孙中山，他讲的内容有三：一是种族革命，二是政治革命，三是社会革命。到会听讲者数千人，鼓掌之声，络绎不绝。其后演说者尚有章炳麟及日本社会党人及《民报》主笔汪兆铭。此次演讲会盛况空前，引起很大震动。
祖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十分痛恨。如在靖国神社看到陈列的甲午战胜品，以及其他各种征清纪念品等深感耻辱。日本一些博物馆往往将中国的展品故意置于欠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反映出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诸多令人难堪的情况引起祖父的种种感慨，这些都是在国内感受不到的。
在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祖父曾向清廷提出一些改革建议，未被重视。
1912年德国汉堡海外商务学院（旧译藩务学堂）派员来华延聘汉文教授。祖父鉴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很乱，决定应聘出国，并携长子承祖、侄承谦去读中学。与该校签订的合约为四年，年薪6000马克，旅费1200马克（当时一马克不到五角大洋）。是年5月乘火车取道俄国转达汉堡，行程半月。
海外商务学院主要培养外交、商业人才，比较重视各国语文学科的建设。祖父除教学生外，还为教师讲课。他刚到该校即应教师们的要求讲解《列子》，为他们研究汉学答疑、辅导。
祖父在课余坚持学习德文，熟悉德国各方面的情况，虽然工作不太繁重但也不轻松。在教学过程中，祖父常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以消除种种隔阂，同时宣扬有悠久历史且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祖父的工作颇获好评，很受尊重。在他们的图书馆里，至今仍可看到祖父亲笔书写的卡片作为文物加以珍藏。
1916年秋，四年合约期满，该校表示可以续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中后期，祖父考虑到当时段祺瑞政府受日本的威胁，必将参加协约国，迟早会对德宣战，那时互为敌国就很不好办。另一方面，因长期战争关系，德国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食品匮乏。定量配给的粮食有限，已吃不太饱，不时要托人带饼干来补充，再往下去难免挨饿。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则不断飞涨，无法问津。如战前一二马克一只的鹅，已卖到五六十马克，在柏林更高至一百马克。所以从生活上考虑也不宜久留，于是决定回国。因受战争的影响，交通多阻，回程经丹麦、瑞典、芬兰转圣彼得堡、莫斯科回国，诸多阻滞、周折。
1917年5月祖父任副总统（时为冯国璋）府顾问兼江苏督军署内秘书。同年11月冯为代理总统乃任总统府咨议。这些都是闲职，不用全日上班，不理实际政务，只是处理一些礼节性的应酬文字而已。其后曾任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在江西任内有商人请求祖父在修订某条例时能照顾他们的利益，事成则酬以重金。祖父当即严词拒绝，此事当时曾传为美谈。
避寇流离苦，笔耕度日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寇我们全家分散为数批，走上了颠沛流离的苦难旅程。祖父由南京辗转入川，先到重庆，后去成都。由于日机经常轰炸，不得不择地疏散。祖父先去夹江，后移居眉山、乐山等地。家人分居多处，不能团聚，互相牵挂，深受折磨。
祖父在苏东坡的故乡眉山居住时间较长，共三年。当时眉山县城尚无电灯，家家以自制的土蜡烛照明，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生活简朴清苦。当地文士十分友善，以诗会友，不时相聚唱和，每有佳作，辄转抄传诵。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祖父所作《通货膨胀，兴叹米珠。赵孔白以斗米需钱百万多成辘轳体五章，余亦成咏》。此诗揭露了国民党只知发国难财，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罪行，针针见血，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因而引起强烈共鸣，一时索稿传抄者众，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1941年秋，前方传来喜报，祖父欣喜不已，写下了“……十六万虏同灰埃，欢呼河山指日复，驱除虏骑清九垓”（《辛巳中秋喜湘北奏捷》）与其后所写的“灭寇此嚆矢，欢呀瞻前路”（《湘北三捷》）等句，皆脍炙人口，被广为传诵。
在蜀避难时期，祖父没有收入，经济上有很大困难。那时我伯父承祖、父亲承祚翯皆在大学任教，工资微薄，还得出外兼课才能维持生计。再要照顾老人就有困难。面对这种情况，祖父决定卖文鬻字，靠砚田耕耘，自力更生维持生活。因祖父的书法早负盛名，求书者众。又时人往往分请甲辰科三鼎甲及传胪各写一条幅合为四屏，珍藏鉴赏。除祖父外，三人皆在沦陷区，在求得他们三位的书件后，必须得到祖父的字才成全璧，因此来找的人不少。此事荣宝斋积极参与，借助他们各处都有分店的优越条件，承担收转写件的联系工作。通过这条渠道，寄来的写件源源而来。由于战时经济不振，润金不可能订得太高，扣除中间费用之后，所得不多，再加物价猛涨，润格的调整大大滞后，收入并不理想，但毕竟开辟了一条财路，生活得以改善。有时书件很多，祖父不得不终日挥毫，十分劳累。
抗战胜利后，祖父回到南京，指望以后会有好日子过了，不料事与愿违。他在《感事六首》的题注中写道：“日本降后，人民想望治平，刷新政事。不料政府毫无振作，钳制更甚，肆捕有志青年学生游行、请愿，社会纷然。蒋并派宋美龄到美联络人心，愈愤。”1947年国民党发行20万至500万大钞四种，物价腾涌，因之民不聊生，痛而写《发大钞》一诗，最后向当政者提出“民心去尽国何在？”的质问。此时他看清蒋家王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方面皆不可救药，再也不存任何幻想了。
迎新纪，讴歌盛世、勤著述，三绝流芳
1948年冬，祖父回到久别的家乡，翌年广州解放。不久他去南京伯父处住了六年，1956年再返羊城，直至去世。
祖父的政治思想比较开朗，深知民主革命不可抗拒的道理。与某些封建遗老相反，从未有支持或同情复辟派的言行。他和康有为私交甚笃，曾受其维新思想的影响，比较能顺应历史潮流，乐于接受新事物。
祖父老友中的民革成员，常邀他一道参加学习活动，祖父觉得很有收获，每次都积极参加，也带动了一些老先生同往，从中接受党的教育，思想进步很快。党和政府对他老人家也关怀备至。先后安排他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来粤后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感激之余，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发表了许多诗篇如《还粤赠金陵各友诗》，1957年祝贺香港《大公报》复刊九周年纪念的《赠海外爱国侨胞》《和平共处展望》以及《号召实现和平解放台湾》《为党八中全会的号召欢呼》，庆祝国庆十周年《开国大典颂》等，歌颂党的英明伟大，政府方针政策的正确，表达了他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情怀。当他听到苏联宇宙飞船载人上天的喜讯时，情不自禁地为加林欢呼，他遐想联翩，这样写：“他年火星金星如比邻，杯酒往还天上宾……全球同乐暤暤民”表达了他相信高科技能改变世界的超前意识。
祖父中年有一些杂著皆毁于战火，后生活飘零无心著述。新中国成立后精神振奋，老当益壮，每想发挥所长有所贡献。他考虑到自己亲身经历各项科举考试数十年，体会深刻，而对这项重要制度的专门著作还未看到。为填补这一空白，他自1954年起即着手撰写《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南京图书馆、江苏省文史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及热心友人的大力支持，经三年艰苦努力，五易其稿，终于完成了23万字的专著。该书材料充实，内容丰富，对研究清代历史及科举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此后，祖父又著《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这是前一著作的姊妹篇。该书除介绍了太平天国的考试程序、规则以及“育才官”“招贤榜”两项重要措施外，还对传说的“女状元”傅善祥、状元王韬进行了考伪，评者对此有较高的评价（该书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祖父还写过一些文章，主要的有：《略论科举制度》《谈李莲英》《说历法》《珍妃事实轶闻》《广东清末的闱性》等。
古人以诗、书、画为“三绝”，祖父在这些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诗以言志，重在抒发”，因此他的诗清新自然，不事雕琢，有真挚情感，富生活气息。如《粤省旧历年俗竹枝词》通俗流畅，乡土味很浓，读来十分亲切。祖父60岁前的诗稿已散失，现存者约近500篇。
过去在书法界有一种偏颇的说法是“翰苑书例无足取”，是说科举人士因受“馆阁体”的束缚，不能成为书法家，这当然是片面的。叶恭绰先生曾加以批驳。他说：“谓书家不能囿于翰苑可也，谓翰苑之必不能成为书家不可也。”这是很正确的，问题必须具体分析。祖父自知自己的字有笔法单调不够开展的弱点，中年以后，从章草下手，力攻草书，60岁后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评者以为他的书法兼有颜字的沉着端庄，褚书的秀劲超逸，天骨开张，姿态颖秀，有很高的书法艺术水平。
祖父喜欢画竹，作品不多，但风格不凡，挺拔多姿。他题画竹的诗有数十首，每以“遇严寒而苍翠不改，经霜雪而愈盛”的品格以自励。他总结了前人画竹的实践经验，撰《画竹一得浅说》约2万字，很有参考价值。
祖父将他30年来的诗精选400首、书画作品26幅，以上《画竹一得浅说》一篇，附徐宗浩临柯九思竹谱合为《商衍鎏诗书画集》。全部文字由他亲笔缮写，抄缮工作费时一年，1962年自费影印出版，这是他“三绝”的结晶，永溢芬芳。
祖父为人正派，心胸开阔，他对子女要求甚严，但绝无专制家长作风。每以祖训“四恶勿沾，勤俭守正”教育后代，而自己以身作则：为官清廉，烟酒不沾，生活简朴，待人坦诚。我伯父、父亲皆国内知名学者，他们的成就是与祖父的教育分不开的。祖父青年时经常打太极拳，中年以后坚持练“八段锦”及自我按摩。他近90时仍耳聪目明，步履稳健，这是他重视自我保健的结果。
祖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青年得志，中岁迍邅，晚年幸福美满，可谓否极泰来，红霞满天。他1963年辞世时甚为安详，公祭仪式由当时省委书记区梦觉主持，副省长、中大校长许崇清等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十分隆重，足见他深受人们爱戴，可以说一生无憾矣。
“痴愿淘将渣滓净，此身与世共光明”这是祖父的诗句。我在1993年写他的传略时，曾以后句为标题。现在重提这两句诗，我觉得还有必要。
我们知道，每个善良的人无不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总的说来，前途光明已是必然趋势，不可阻挡。但要实现，还得有个前提，即不断清除障碍，包括旧思想和一切落后的东西。祖父所说的“渣滓”即是指此。没有批判的精神与勇气是无法前进的。这看似平凡的两句诗，是祖父从某一角度的思想小结。表达了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有执着的追求，以彻底的批判态度（达到“痴”的程度），净化心灵，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以臻光明的境界。这两句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的。
作者：商志馥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