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史学探析

2020-11-13 来源:

杨向艳

  对明代史学研究较为系统的钱茂伟先生曾说:“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同时指出,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明代史学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并且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表明,“明代的史学研究,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期。”受此鼓舞,本文拟对研究薄弱的明代的广东史学略作探析,并请方家指正。
  相比较而言,在明代,广东的史学有了较大的起色,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出现颇有影响力的史著。如成化十七年(1481年),丘濬的《世史正纲》。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陈建的《皇明启运录》8卷刊刻。三十三年(1554年),区大任的《百越先贤志》4卷成。三十四年(1555年),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42卷成。四十年(1561年),黄佐等撰的《广东通志》刊成。万历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年)间,郭棐的《粤大记》《岭海名胜记》《广东通志》相继刊刻。天启七年(1627年),张萱抄撮明列朝实录成《西园闻见录》。崇祯三年(1630年),尹守衡的《皇明史窃》105卷成。这些著述都在明代史学上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史志众多,据统计,明代全国修成的志书有1400多种,广东方面共修省志3种,府志47种,州志12种,县志162种。现存省志3种,府志15种,州县志30种,共48种,而且这些方志的连续性很强。
  以下对有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几部史著加以分析,以略窥明代广东的史学脉络。
  一、明代广东的几部重要史著
  《世史正纲》,丘濬(1421—1495年)著。丘濬,字仲深,号深庵,广东琼山县人,学者称琼台先生。先后参与修撰《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英宗实录》,著《家礼仪节》《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等。《世史正纲》23卷,记述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终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首尾共1589年。书成于成化年间,体例上大体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和吕祖谦《大事记》的编撰形式,书法上采用《纲目》的褒贬笔法,并上溯《春秋》大义,形式上仿效《大事记》的解题,在史事下随事附论,阐发见解。在明代史学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受到时人高度评价。本书除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外,在体例上也以简洁和扼要为时人称颂。同时,本书的对象是针对一般的学生,这就打破了史学为统治者之学的严格界限,扩大了史学的普及面。总而言之,《世史正纲》一书在体例、功用和对象上都对明代的史学作了探索和努力,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正是在此意义上,它在明代史学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开拓了明代史学的新路向。
  《皇明资治通纪》,陈建(1497—1567年)著。陈建,字廷肇,号清澜,广东东莞人。他是明嘉靖年间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和理学家,尤以史学见长。其史学贡献在于从事当代史研究,致力于对“国家治乱之故”的探究。其代表作《皇明资治通纪》在明代的史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明代第一部通史著作,开明人撰写明史之先河。它主要由《皇明启运录》和后续的几朝史而成,统称《皇明资治通纪》。其主要贡献在于:①首开明人撰修本朝通史之先河,开创明代私人撰修国史的史学风气;②本书以阐述社会改革思想为中心,是一部正视现实,力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史著;③其精彩的按语,充分表现了陈建本人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史识,显示出良史据实而书的形象;④体例上的综合变革;⑤《通纪》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由此,钱茂伟先生说:“除《元史》之外,如果认为明代还有史学名著的话,我以为‘当首推陈建的《通纪》’”。
  《皇明史窃》,尹守衡(1558—1641年)著。尹守衡,字用平,广东东莞人。《皇明史窃》105卷,内容为:八纪自开国靖难至高后;六志自百官、田赋至河漕;世家自中山开平以迄靖难;列传83,复分类为道学、文苑、守令、师儒、隐逸、孝节,末为续传。是尹氏“博稽典故,披集旧闻”,“因见明兴三百载未有正史”,继陈建之后不避人祸,以当代人记当代事的又一著名野史。本书的成就表现在:①尹氏重视当代史;②尹有良史之称,重视信史,秉笔直书,持论严正;③丰富的资料价值。尹氏有“陈建之后又一人”之称,足见时人对其人其书的肯定。书中收录的人物传记资料价值丰富,尤其关于广东本土人物的传记更为人注意。清康熙年间撰修《明史》时,此书颇受重视,诸撰修鸿儒认为它“于撰述非为小补”,于是由东观令李思沆校点付梓,其史学地位足见一斑。
  《西园闻见录》,张萱(1558—1641年)著。张萱,字孟奇,号九岳,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他著述丰富,主要著述有《西园存稿》《汇雅前后编》《古韵》《疑耀》《汇史》《史馀闻见录》《六书故》《三朝政要》《北雅心口语》《西园类林》《五经一贯》《古文奇字》《西园类说》等。《西园闻见录》是张萱苦志20年的一部史学代表作,也是他唯一一部现存的史著。此书当时由于缺乏出版资金,只付梓了一半,全书在1941年赖哈佛燕京学社倾力校印出版方为后世人所见,共107卷。收有明初到万历年间的纪事,由内编、外编和杂编组成。内编从卷1至卷25,重在“以表德行,专重行谊”之人;外编从卷26到卷102,大多是政论性言论记载,“纪政事,以官为次,始内阁、翰林、六部、台谏以及外官,然后分众事以隶之”;杂编从卷103至107,叙述了民俗、宗教等杂事,“意在因事存人,因人见事,复各分言与行为二”。书中既收明前期人的言行,也收当时人的言行,是当时一部较有名的私人著述,时人誉为“足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竞爽”。关于此书的特点,邓之诚先生对《西园闻见录》如是评说:“语其所长,盖有数端:凡所称引,博览之士或有不悉其所从出者,故书旧记散佚多矣,犹赖此书以传,一也;所录奏疏多出邸报,非今所恒见,二也;兵事逾三十卷,建州方盛,语焉特详,触及新朝,所以终阕,三也;著一议论主张歧出者,必备录之,以见持平,四也;尤足称者,著书本旨在以事存人,以人存言,自修已条目,迄于齐家治平,言行一贯,合以求之,虽复旁及幽隐怪异,要以不背圣人之教为本。盖世道衰微,慨然有作,非比空谈拜献也”。此语甚是精辟中肯,切中要害。
  《百越先贤志》,区大任(1516—1595年)著。区大任,字桢伯,号仑山,别称欧虞部,广东顺德人。他学博而才赡,著述丰富。主要有《百越先贤志》《广陵十先生传》《思玄》《旅燕》《浮准》《雍馆》《秣陵》《遽园》等传于世。《百越先贤志》4卷,搜集自东汉至明的120位百越先贤之传,体例严谨,多凭史传而不甚采录杂书,因而多被地方志采用。在凡例中,区大任说明了百越的地理范围以本来的百越为范围,不必强行把发展变化了的地方纳入其范围内,对于各类人物,无论是隐逸或功业文章之人,并称先贤。在体例上,因志书有详于叙述人物的特点,故不加论赞。本书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在每个人物之后都备注材料所出之典。据笔者统计,所参修之书达70多种,可谓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黄佐的《广东通志》中汉以前的人物小传皆采用该书。
  《广东通志》,黄佐(1489—1566年)著。黄佐,字才伯,号泰泉,广东香山人。主要著作有:《广州人物传》《广州府志》《罗浮山志》《南雍志》《广西通志》《香山县志》《广东通志》等,尤以《广东通志》的影响最大。《广东通志》撰成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是明代广东三部通志中的第二部。由于第一部通志成书仓促,质量未尽如人意,因此黄佐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接受两广总督特聘,在吸取戴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由官方设局,礼请知名人士,广集各地史料文献,黄佐亲任总撰主笔,极尽认真之能事,历三载书成。黄佐“昔为史官,素称直笔”,提出方志属史的观点,他在《广东通志·凡例》中指出:“通志犹列国之史。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此方志之大要也。”他认为方志应起到像史书一样的治国目的。在修志操作原则上主张记事详细,详近略远,以起到鉴戒作用。比戴志体例严谨,文字简雅,资料充实,《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体例渊雅”。
  《粤大记》,郭棐(1529—1605年)著。郭棐,字笃周,号梦菊,广东南海人。他的著述有《粤大记》《四川通志》《右大江志》《夔州府志》《夔州记》《宾州志》《岭海名胜记》《广东通志》等,多为有关百粤之史迹,其中方志最多,用力最勤,是继广东方志家黄佐之后又一个著名的方志大家,他一人撰写了两部通志和七部志书,在明代全国都属少见。《粤大记》是郭棐的力作,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本书“详于大政”“详于当代”,在内容上着重人物列传、社会状况、民生以及海防等,在体例上只设有纪和列传,详略分明。全书总的分为事纪类、人物类和政事类。事纪类是将广东历史分为十件大事,采用纪事本末体来编写,叙事止于万历初年,每事本末具备,序次分明,不同于一般通志的事纪类。人物类复分为《宦迹》和《献征》两部分,再按人物的特点及其成就分为19小类,比起前人的志书,《粤大记》不仅收录的人物多,而且人物分类更细致,突出个人特色。其中收录了明代以前大批粤人和宦粤人物传记,为研究明以前广东地区历史人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政事类包括《领海武功》《兵职》《军制》《军器》《弓兵》《水利》《珠池》《屯田》《盐法》《广东沿海图》等,而《广东沿海图》尤具特色和价值,其最可取者为图中所标地名多而详细,并间附说明,对于商旅舟航、渔船碇泊、边防军备等均裨实用。
  二、明代广东史学的主要特点
  明代广东史家对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重视通经致用、重视当代史研究、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重视史学的通俗化以及史体的综合创新。从中我们可总结出明代广东史学的几个特点:
  (1)明代广东的史家多表现出积极的重现实、倡务实的思想态度,关注现实,
  解决实际问题,在学术上,则提倡通经致用,经世致用。如丘濬把抽象思辩的程朱理学与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主张通经致用。许振兴说“丘濬一生服膺朱熹的学说,读书求仕的同时,颇能摆脱一般学者独善其身的错误观念,努力发扬儒家刚毅进取、积极济世的致用精神”。稍后的陈建和黄佐在提出的知本务实思想上更加精深和系统。陈、黄二人有“朱学后劲”之誉,主张知行合一,提出知本务实思想,成为明中后期在岭南倡导实学思潮的重要人物。程绩洛称“《通纪》要议言经纶事业,《通辨》言学术是非,皆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缺也”。《通纪》的核心思想是针对世风日下、危机四伏的明王朝,详细地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方面的改革主张,显示出经世致用的著述思想。黄佐则致力于史志撰述,这本身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想的体现。后期的张萱和尹守衡二人在史学上同样注重现实,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一书关注点为明代的现实问题,尤其关注北部边防问题。尹守衡的《皇明史窃》是一部当代史著述,是他继陈建之后而作的一部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在封建时代,史家著述当代史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尹氏正是抱着经世之志,面对“政久而隳,法久而玩”的局面,力图通过记述明初之盛世给统治阶级借鉴,表现了他关注现实的殷切之情。
  (2)明代广东的史家大多都学识渊博,且生性刚直,胆识过人,有创新精神。
  这些特性赋予他们比同时代人更卓越的见识,表现在史学上多能持论严正,据理以争,尊重历史事实,不恣意褒贬,不随意歪曲事实。如丘濬素以“博洽为诸儒之冠”著称。他性格耿直,在史识上是非分明,其《世史正纲》正是以“持论严正”著名。在《世史正纲》中他虽明正统,但并没影响到他客观的史学态度。国学大家柳诒徵推崇《世史正纲》“于正义之中亦不抹杀史实”,并未有丝毫夸大之处。《四库全书总目》称黄佐“于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他曾为史官,以直笔闻名。秉性直爽,因在“大礼议”中主“兄终弟及,无追尊之礼”而被排挤。后致力于著述,他擅长借鉴史家著史的方法修志,注重材料的准确和翔实。而陈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著述中度过,时人称“学问博洽”。史称“建貌寒素,人望而轻之,然性缜密,博闻强记”,虽为乡间僻野之人,却敢于“以一人之见,臧否时贤”。在《通纪》中,陈建用自己的标准对当时的大臣首辅进行评断,毫无顾忌,显示了史家秉笔直书的风范。张萱耿直狷介,喜好读书,学问渊博,《西园闻见录》虽述而不作,但同样体现出他是一位注重信史的史家,主张据实以书。尹守衡虽非史官,却是著述信史之典范。其《皇明史窃》多能秉笔直书。史称他“尚气节,鲠直疾恶”,反映在《皇明史窃》中就是他忠实于史实,信者据信,疑者传疑,极力做到客观公正的著述态度。
  (3)广东史家在关注国家大事的同时,还致力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作为当地社会阶层的精英分子和文化传承者,他们把对地方的关注之情融于著述之中,对地方上有益教化的人和事、地方经济发展等情况及时进行记录,以此来激劝风俗,鼓励后进,促进地方的发展。明代广东大量方志的问世和人物传记的出现,都表明了本土知识分子关注地方发展的殷切之情。如参加撰修三部省志的人多为本地的秀才、举人等,尤其后两部通志,是当时的两大著名方志学家黄佐和郭棐倾力撰成。这种本地知识分子书写地方历史的举动无不表现出广东士人对地方的关怀、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关系的注重,有利于广东社会的发展。而《皇明通纪》《西园闻见录》和《皇明史窃》等史著也以详细记录明代广东时贤的传记而闻名。《皇明通纪》虽非传记性的史著,但陈建的按语对人物的品评,其中也多涉及本地人物,以至本书遭禁毁的一个原因是“诮其偏美乡人”,可见明代广东史家的本土情怀。
  (4)乔治忠认为,明代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史学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强的
  普及性潮流,贯彻到明末,波及于清朝。”这一点在广东史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如《史纲》记述史事只系以年而不具时月,提其纲而不举细目,在行文体例上尽量做到了简明扼要;在对象方面,《自序》指出:“人之生也,禀赋不齐,贤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愚为此书,直述其事,显明其义,使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不待讲明思索,皆可与知也。”鲜明地提出普及性史学的理论性见解,即撰述史书要做到浅显易明,将阅读对象定位于“凡有目者”“凡有耳者”“粗知文义者”,同时也不排斥较高层次的读者。《通纪》“纲”以提要,“目”以叙事、征引和考证。纲、目相互条分且相互为用,使史事叙述得简明清晰,重大事件突出,“览者以其编年叙事,文顺义明,遂推为本朝典故权舆”。《皇明资治通纪》问世后,广泛流行,隆庆年间虽然遭禁毁,却“海内传诵如故”,多因其卓有特色的当代史著述能够溶入普及性史学的潮流。《西园闻见录》采用当时流行的言行体,其特点是全书各卷之下均以前言和往行而成文,前言重在人物的言论、主张、看法,而往行则记录与某一言论有关的人物的事迹与行为,兼有人物的传记,这种体例容量大,资料非常多,也便于人们阅览。《史窃》的本纪除明臣纪为人物传记外,其他均为明前期的几件重大事件。其中的列传也多整合同类的人物,这样信息量大,也易于检索参考。
  三、明代广东史学的影响和不足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明代,其史学模式已基本定型,要想创新是比较难的。刘节先生指出:“中国的文化史,从宋、元以后已经成了封建社会的定型,只有向大的方面、多的方面发展,必定要有真正的资本主义出现,才会有质的变化,因此文化史上的变化不大。”诚如是。明代广东史学除曾引导整个明代史学风气外,在撰写当代史、体例革新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如《世史正纲》是继《春秋》《通鉴纲目》之后的史学经典,它不仅继承了二书的主旨,更重要的是发展了二书,推动了后来的纲目体史著的大量问世。时人评论到:“丘文庄之续《史纲》也,紫阳(朱熹)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发者,曲而体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节之大者也,故吾尝谓《春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丘氏也”。《通纪》也是部创举性史著,它问世后,在明后期掀起了当代人著述当代史的浪潮,使著述当代史成为明后期的史学主流。它还以其所开创的史体、风格、风气影响了明后期的史学著述,形成了续补《通纪》的编年史修撰局面。“此股续补之风始于万历时代,一直延续到清初,影响不可谓不大,其成果也颇为可观。据钱茂伟先生研究,今可考的续补重订之书有二十多种,这些史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初广东学人屈大均曾说,广东文明“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史学也不例外。隋唐之前岭南历史上的史学著述仅有东汉时番禺人杨孚的《南裔异物志》,汉晋时南海郡人王范的《交广春秋》。唐宋时,岭南史志撰述受到重视,著作增多,但所存不多。宋元时期广南修志达50多部,较前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基本上遗失殆尽。到了明代,广东史学则在多方面都有突破。表现在:史著不局限于地方;史著数量增多,传统史学的各类体裁的史著辈出并有所革新;史家开始形成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切磋的学者群体,并且形成了重视著史的良好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史家多关注现实问题,把经世致用的良好史学传统更加发扬广大。这些都是明代广东以前的史学无法比拟的,也是明代广东史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史学作为广东文化中重要部分的明证。这些特点为以后广东史学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当然,明代广东史学也存在不足,如仍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路子里,史学难免受到理学的影响,作者在史识上的高度和见解上的精辟度不够;另外跟同时期的浙江、江西、四川等文化大省相比,广东的文化尚处于发展阶段,史学底蕴不足;其主要史家也缺乏理论建树;他们主张经世致用,难免忽视许多重要的历史情况,其关怀之情是不全面的。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徐南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