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凌绝顶 晚辈影随形——我与近代史研究所

2020-06-19 来源:

王杰

  我与近代史研究所知遇,从1978年算起,历30年有余。2009年10月11日,应虞和平先生之邀,与熊月之先生同来所里作一项目论证。值星期天——寂静的楼房,浩瀚的书香,辉煌的学术,深厚的人文,牵我思绪穿透岁月的尘烟,仿佛重拾韶华与当年。这里曾给我多少厚爱,赋我多少鞭激,教我感悟山高天近,大象无形……
  一、红叶染山盈,一枝犹见青
  人之初,近代所,是在1978年初冬,那是神州酝酿历史大变革的前奏。我们一行有赵冬垠[①]、张磊、黄彦、段云章、郭景荣等6人,差事一是为编辑《纪念孙中山先生》(与中山大学、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合作)收集图片,一是为《孙中山全集》搜罗原始版本。[②]
  啼声初试茅庐,人生首途京畿,有如刘姥姥进大观园。陋诗:“京华初到百般奇,刘姥逛园四面窥。忽见阶前冰上过,小心踏破薄玻璃。”便是当时心态之录影。[③]我们入住的招待所位于和平里,离近代史研究所不远。那时候,外地学者来所里看书的还不是很多,借阅手续也不烦琐。因我们与所里的民国史研究室是编辑《孙中山全集》的合作单位,馆长杜春和以及图书馆的同志对广东的同行格外热情,允许我们入库浏览馆藏,层层叠叠的线装本以及琳琅满目的晚清民国报刊,令人流连忘返。白天在图书馆查阅相关典籍,晚上还可以在阅览室尽情翻阅报刊(一周开放两晚,约至22点)。印象较深的,同行都视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为奇货,因之特别抢手。呆了约半个月,所里庋藏的孙中山图片和手稿(影印)版本被我们搜寻一遍,便南下沪宁继续行程。
  因我是以“见习”的身份随行熟悉业务,为日后单兵作战储备资源,记忆中,学术上所获之“硬性”成果乏善可陈。但是,间接的学术受益却是意料不及的,也是终生受用无穷的。差余,第一次听说近代史研究所有“三驾马车”,并有幸拜见了“三驾马车”的两位车主。
  一天晚饭后,赵老领我们去拜访黎澍先生。黎老饱学健谈,赵老快人快语,毫不掩饰,两人久未谋面,未及寒暄就开始“侃大山”,从战争年代的回忆,到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理解,从对疑难顽疾的发问,到对社会民生的关注,都是有感而发。讲得最多的是思想解放,一些高层的动向,我们闻所未闻。黎澍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出言鞭辟入里,思想解放程度惊人。他每每对一些敏感的现实发出“再也不能这么办了”、“真急人呀”等等慨叹,表露了老一代知识分子铁肩担天下的风骨。深夜的回程路上,赵老亢奋异常,仍然滔滔不绝。听话听音,我感到大气候的“春天”将要降临,科学“春天”之脚步亦将随之越近!这一次拜会,虽然轮不上我插嘴,受益却格外的省心醒神——学人不能专注学问,还要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先天下之忧而忧。
  某星期天,李新、赵冬垠等先生领我们广东同仁游西山赏红叶,同行的还有胡绳武、金冲及、彭明、孙健、尚明轩等先生。令我感佩不已的是,大师们不仅对近代史实如数家珍,对枫叶的赏味、山水的兴趣竟是那样忘情,花草虫鱼说得头头是道,他们不愧于学富五车!香山、枫叶,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观赏,而如此零距离分享大师们的谈笑风生实属难能!李新先生话音不高,慢条斯理,给人抑扬顿挫、润物无声之感受。他对我这位唯一的年轻人甚为关心,询我姓名,问是哪里人、何时毕业、搞什么专业,虽然我不需准备便可作答,但毕竟有些紧张,话说得断断续续,并以普通话说得不好为表白。李先生笑了笑说:“这个不要紧。孙中山的国语也不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你入门研究孙中山,有机会从资料做起,夯实基础,方法对头,要坚持不懈。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迎合世界潮流,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们研究者要有世界眼光,要不然,我们都跟不上孙中山,怎么去研究他呢?”先生的话,浅显易懂,却高屋建瓴、意味深长。游完香山,李先生自掏腰包,在餐馆请吃午饭,还带来“五粮液”助兴。[④]酒不醉人人自醉。半天游历,怡情山水,并且第一次品尝名酒,由是有即兴之作:
  红叶染山盈,一枝犹见青。
  大师凌绝顶,晚辈影随形。
  感观之行,既开阔了视野,也启发了理性——学术殿堂,充满无穷的诱惑,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一步,需要多少艰辛的付出?
  1979年秋,随黄彦先生第二次入京,继续收集《孙中山全集》的史料,有幸拜教荣孟源先生。[⑤]荣老住的是四合院,家具老式简朴,书房很大,古籍层层叠叠,一直堆到屋顶。我们专程来寻找有关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史料,并请教一大宣言的版本问题。荣老亲手端梯子,爬楼阁,翻出我们索要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版本。该书早已发黄,印刷较为粗糙,荣老一边拍打头上的蜘蛛网和身上的尘埃,一边翻着书本,与黄彦先生就一大“版本”交换意见。他们谈得十分投入,偶时还有论争。这一次拜访,犹如一堂生动的版本学、史料与史学的教学课,刻骨铭心,对我的学术事业影响深远。
  1985年夏秋间,我有幸接触“三驾马车”的另一位“车主”刘大年先生。其时,大年先生准备主编一本《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想找一位助手。或许缘于几年来我参与《孙中山全集》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图集)的编辑,接触相关的史料比较多,经王玉璞先生介绍,大年先生途经广州时,抽空从白天鹅宾馆给我打电话。
  我们单位就一部电话,置于大门口,值班听说北京的客人要找王杰,以为是搞错了对象,因为王杰不过是小辈一介,找的应该是所里的领导黄彦先生。结果害得黄彦先生白跑了一趟。听说是大年先生有事相商,我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人物怎么会有事找小青年?打哆嗦的手拿起话筒,对方传来一口较浓重的湖南口音:“你是王杰同志吧,我是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听完我的应声,大年先生便开门见山谈及准备编辑《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并物色一位助手的设想。他说:“我们素昧平生,希望通过编辑这本书熟悉起来”。按他的设计,让我根据要求先编出两个目录:一个是所有孙中山书信手迹的总目,另一个是从总目中编出《孙中山书信手迹选》的初目。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搞资料很重要,要持竭泽而渔的态度,用“细棒磨针”的功夫,这是做学问的前提条件。基础做得好,学问才容易做好。他举例说:“我带过研究生,有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就是做一个专题的资料目录和一个研究综述,须要把该专题的档案文件、书信、笔记、回忆录、著作、学人研究论著等都收集齐全,然后做综述,就是一篇学位论文。论文做好了,对该专题的研究就有了发言权。你没有研究生的阅历,编辑手迹选,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⑥]先生的话不下半个钟头。言下,教我不要轻视史料,做好两个目录;言外,破例收我读“半个”研究生(仅做“目录”,不做“综述”,我理解为“半个”)。最后,先生问我听懂了没有,我连声说:“懂了,懂了。我一定努力做好。”
  为不辜负长辈对青年的希望,当好“半个”编外研究生,我铆足劲儿,花了约三个月时间,编好三个目录的初稿,比大年先生要求的多编了一个。[⑦]于是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带作业上京“面试”,被安排入住所里的平房招待所。入住前有一小插曲:王玉璞先生原定与我在所里接头,因临时有急事,便交代招待所的同志,说房子是给广州一位来给大年同志编书的客人预留的,客人来了就给住下。我到所里便直奔招待所,接待的女同志说,“对不起,住满啦!”我问:“王玉璞先生是否预订了房间?”答曰:“是订有一房间,那是留给广州来编书的,好像是一位老先生。”我正想追问广州来人为谁编书,但又不好意思出口。恰在这时,身后响起了爽朗的笑声:“房间就是为这位年轻的‘老先生’预留的。”路过的张海鹏先生一语解谜。
  蒙王玉璞、杜春和两位先生无微不至的关照,愉快的合作悄悄溜过一月有余。此间,通过大年先生的关系,我有机会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査阅了孙中山的手稿,并有新的发现。大年先生同我们开过两次会。有一次,他特意点名让我发言,说:“对编辑‘手迹选’来说,王杰同志最有发言权,他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对细致问题的考虑也多一些,我们要在尊重他的意见的前提下作全盘的考虑。”听得出,他是对劳动的尊重,是对实事求是的尊崇。为集思广益,他还修函(毛笔手书)托我面呈中山大学陈锡祺先生,让我随时带着疑难登门请教。俟将《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凡70多件)的初稿送达大年先生审定,我便“解甲”南归。后来,从玉璞先生处知悉,大年先生于审稿过程中因病住院,手术后,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逐篇筛选定稿,还亲自撰述“序言”和“后记”。稿子审定后,大年先生通过玉璞先生与我通气,同意将孙中山的自传(致翟理斯函)作为开篇,终篇即将孙中山于商团事件期间致胡汉民廖仲恺两人的函件撤下,换上孙中山单独致廖仲恺的函(下称廖函)。大年先生的思想意境很高远——以孙中山最后与国民党左派往来的书信为伏笔,并借作引喻,揭示孙中山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与信心。
  “廖函”不能用啊!听完王先生的电话,我忐忑不安,左思右想了一个下午,第二天鼓足勇气,给大年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钢笔手写,4页纸,从时间、印鉴、信笺、字体以及缘由五方面说明“廖函”系赝品,指出:纵然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品亦不足为信。[⑧]长函寄出后,我愈发六神无主了,生怕冒犯先生的学术权威,起码是给先生多加思虑,增添烦恼,影响健康。
  很快,玉璞先生来示了。大年先生认为,我的长信考证充分,论理有据,可以定论,同意将“廖函”撤下,而把“胡廖函”补上。这一撤换,理性克复了情感,“小鬼”说服了“阎王”,先生实事求是之治学态度跃然纸上,同时也恒久印入我的记忆。
  该书出版前,我未见过“后记”,及至“一睹为快”时竟发呆了,白纸黑字中我有了“助理研究员”的职称。[⑨]因担心单位同仁说我在外面招摇撞骗、沽名钓誉——此前院内经见“前科”,急忙与玉璞先生联系,说明本人现在还不是助理研究员,恳望能给我的上司作一郑重解释,强调本人确不知情。王先生先是给大年先生汇报,先生说得很坦然:“请王杰同志放心,助理研究员是我写的,我负责。如果他人有异议,就说我自己觉得他是助理研究员便是了。”王先生领了“圣旨”仍放心不下,又给敝院党组书记张难生打电话,通报并咨询此事,张氏复以“王杰的助理研究员很快就会批下来了”。一语冰释了惊惶。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面世当月,值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的中山大学和中山市接续举行,胡绳、大年先生联袂莅临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两位长者主动提出和与会的13名青年学者照相留念,大家兴奋异常,很快以长辈为中心,左右排开。瞬间,大年先生若有所思,提出动议,两位“老同志”各站一边。无论我们怎么不情愿,他们都坚持以青年为中心——身教胜于言传,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于今仍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⑩]
  二、无穷愿无尽,寥廓立多时
  绿叶荷花,我不是荷花。这里只想表述——在我学术旅途中,所里同仁都是持助我成长的热心人。
  他们在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于1981年出版后,次年始,我受命负责编辑最后的第九、十、十一卷(1924-1925年间)。第一卷,我是作为黄彦先生的助手参与的。最后三卷,张磊先生挂帅,我基本上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11]此行费时半年,住的是虞和平所在6楼的办公室,吃的是所里的饭堂,打的是所里的电话,不夸张地说,是以所为家了。[12]
  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到沙滩中宣部图书馆查阅《广州民国日报》、《中国国民党周刊》等,牵线人就是1981年在长沙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工作者研讨会上认识的王好立。这一帮助是无形的。半年时间,我査完了《广州民国日报》、《中国国民党周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等珍贵史料,从中新发现的孙中山的著作(含演说、谈话等)不下百篇,可谓满载而归。回穗后,我眉飞色舞地向中山大学的老师段云章先生汇报北行的硕果,他惊讶地问:“你是通过什么关系看到《广州民国日报》的?!”我答曰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帮的忙,我们的“长沙帮”![13]他顿时“哑言”——看样子,一是羡慕,二是有“怨”——好久才说出话来。原来,中宣部图书馆曾在“文革”前调走了中山大学庋藏的部分该报,中大在编《孙中山全集》时曾惊动了学校的“大人物”,开具中山大学的介绍信,前往查阅时还郑重说明原委,结果仍是无功而返。
  蒙名师指点,三生有幸。1985年我撰写《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一文,参加来年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会后,陈锡祺等先生觉得拙文尚可雕琢,建议我再事修改,提交全国学术会议的论文评审,争取入选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于是,我“斗胆”将文稿寄过长江黄河,送耿云志、王学庄先生审阅。两人逐字逐句给予批语,从中心思想到整体结构,从段落大意到措辞造句,既指出不足,又提出具体的润色意见。其中,耿先生从思想方面批改的多,王先生则对史料提了不少意见。承诸师点拨,拙作几易其稿,最终入选了全国会议。[14]
  与同仁合作,受益殊深。王学庄先生于1989年间约我合编《辛亥革命人物辞典》,以辛亥时期的二三流人物为收录对象。我邀请了所外的周兴樑(广东)、张应超(陕西)、周秋光(湖南)、吴桂龙(上海)等撰写其所在地的辛亥人物。学庄先生本身就是一部“活辞典”,他连我们广东社科院的有关图书资料也如数家珍。初稿基本完成后,先生或耳提面命,或修书指点,对稿子进行史实的完善与考订,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书稿后因经费无着而搁置,但从本人的学术收益来说,早已超越出版之价值矣。1990年间,本人曾与虞和平以及所外的马小泉、周洪宇等先生等合著《强权与民声——民初十年社会透视》,该书于199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再版。
  得长辈提携,终生难忘。一次,尚明轩先生与我谈及孙中山与澳门的话题,鼓励我把话题当作研究专题。我答以需到澳门做一番实地调査,研究才会扎实。不经意间,尚先生对我未去过澳门感到惊讶,当即表示留意给我觅机成行。想不到,一个月后,尚先生就寄来了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举办“孙中山与振兴中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和手札。1999年5月28-30日,我终于圆了赴澳参加学术会议的梦。其实,广州赴澳访学的机会亦不少,我却要“惊动”所里同仁的帮忙,委实愧疚不已。一是说明本人水平不逮,无人邀请;二是不会去开发“现代社会生产力”,只能“曲线”迂回,不免感慨万端:“希收到后示复,庶免惦念”,[15]尚先生一语真情,可谓浓缩了所里同仁的热忱与心声。
  王玉璞先生曾多次对我说过,“北京有一批学者对你关心有加,这是你的‘造化’。”我的第一感觉便是指近代史所,还有中国史学会、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等同仁。所里给本人的“恩爱”,借用曾经耳熟能详的歌词说,就是“用尽三江五湖水”也写不完呢!200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按惯例,会前成立论文评审组,以学术“吨位”计,我是难以入选评审组的。间中,有所里和北京老一辈学人对我厚爱与信任,更多的是鼓励与鞭策。
  2003年11月,所里与台湾国父纪念馆在北京宋庆龄基金会召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张海鹏、虞和平先生特意提供旅费,邀我从广州赶来,环视会场,除主办单位的学者外,“外地学人”就仅我一人。
  2007年10月下旬,所里邀我参加在深圳举办的“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化——纪念招商局创立1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虞和平、汪朝光、王奇生等先生在一起,既是学习,又是享受。汪先生在点评我的论文时客观、认真,对应该涉及而未作交代的问题“穷追不舍”,从主题到措辞“讨教”频频。会下,他自忖“话语尖锐”,“怕王兄受不了”(还就此事请教王奇生:“王兄会否‘秋后算账’?”)便找我“恕罪”。我连忙握着他的手说:“老兄这样做,掏出贵所一贯的学术态度。缺乏诚意的表现,就是一味打哈哈。”见他释疑,我补了一句:“如果说,昨天我们是朋友,从此成了知交。”
  2009年春,台湾举办“民生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二届“孙文论坛”),步平先生带队,通过玉璞先生之联络,让我参加所里的组团。其间,步先生对我多方鼓励,还表示邀我来所访学等等。友情眷眷,催人发奋。
  是年11月8日,所里与澳门中西创新学院联合举办“澳门历史与社会——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金以林先生多次催促我参会,并让我推荐敝所及广东同仁共襄盛举。因中山市同期举办“香山买办与中国近代化”和“郑观应思想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忝为编外发起人之一,未克赴澳。但我牢记重托,一面推促广东同仁撰文赴会,一面“言与行俱”赶写论文,用行动示以支持,以报答所里对我的信任与关爱。
  上述之受益,皆系信手写来,恐是挂一漏万矣。《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对我厚爱有加,大刊长期赠阅,令我感愧莫名。
  丁守和先生当家时,是我在北京活动频繁的年代。他对我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勉励有加,称我为整个编辑班子中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诫我要珍惜难得的机会。偶时,他以生活中的常用语(如买单、搞掂)问我广州话怎么说。1990年底,他送我一本厚厚的《中华文化辞典》,令我当夜激动得睡不着。他曾花了5000多元装了一部私人电话,据说是所里的第一部私人电话,启用不久就给我打来长途,询问有关广东同行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动向,偶尔让我在广州办点小事。
  夏良才先生爽朗的“招牌笑声”,于今犹在耳边。他一篇《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透析孙中山经济思想来源的大作,对“孙学”领域以振聋发聩的影响,获孙中山基金会论文评审一等奖。1985年8月,我有幸于研讨会后随夏先生游览九寨沟,又从成都乘船经重庆下汉口,于共度“千里江陵一日还”之暇,他向我们传授“真经”——“下班在外面转一圈才回家,早回去要做饭”,并论证“下班就回家”之种种“弊端”——对他身后流行的顺口溜而言,[16]富有惊人的超前与经典意识。一次,他郑重其事说:“我当家,有文章拿来”,给我极大的信任与鞭策。而正是这句话的分量,令我不敢轻易投稿问津。
  与曾业英先生投缘,可追溯至25年前。1985年底,昆明召开“护国战争七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蒙金冲及、左步青、赵矢元、刘望龄等先生鼓励,针对会上盛行的“孙中山领导护国运动”和“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说,我提出孙中山(中华革命党)与蔡锷(云南地方实力派)所扮演的角色“犹如反袁大业的两驾马车”,虽声气互通,但基本上是“各搞各的”。曾先生表示赞同。他是蔡锷研究的专家,一天参观大观楼,跟我开起了玩笑:“研究护国我们本是一家。现在你把我们比作马车两驾,你(孙)一驾,我(蔡)一驾,又要搞‘两条道路’斗争啦?”我顺水推舟:“非也,我们都是同道者,有如阁下从京城来,我从广州至,都是来昆明研讨‘护国’的。”“哦,明白了,当年是两驾马车,现在是两架飞机了。”见他如此幽默,我又补了一句:“是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姑且不论沧海桑田了,要是以大观楼的长联来形容时令,当北京‘三春杨柳’之时,广州已入‘九夏芙蓉’之节了。”他笑着说:“最后呢,是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我们还从买土豆、芋头谈到当年蔡锷是不是爱吃土特产,陆军讲武堂有多少学员逛过大观楼?1998年,曾公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约我组织人手撰写“孙中山研究五十年”一章,我驰函领旨,他复示“按体例要求。你办事,我放心”以鞭策。十年以后,曾公又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函约我续撰“孙中山研究六十年”,并示以“长短不限,来文照发”。愧对先生的是,至今还欠着他“执政”时鼓励我撰写一篇关于考订《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的文章。[17]
  2008年10月,敝邑广东省吴川市有召开陈兰彬学术研讨会的动议,是为陈氏的第一次研讨会。为提高会议规格,扩大学术影响,我试着胆子给徐秀丽主编打电话,欲以联手举办。主编觉得学术与现实意义兼容,满口答应下来,并称要什么手续随时办。12月27-28日,敝所与《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合办的“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研讨会”在吴川举行。30余人的小型会议,所里就来了张海鹏、虞和平、徐秀丽、马勇等四位研究员,海鹏先生还在开幕式上作了学术报告。章开沅、方志钦、李吉奎、林家有、梁碧莹、赵春晨、李喜所、罗福惠、卿斯美等学者同堂论剑,对推动中国近代洋务、外交、留学、华侨史等领域的深化研究,无疑具有拓展意义。徐秀丽先生主持会议,穿插述评,三言两语,犹如揽月捉鳖,胜似画龙点睛,既简洁明了,又入木三分,为会议增色不少。令本人感激的是,28日晚闭会,适逢我姨妈的孙儿婚宴,虞、徐、马氏三人应邀莅临,为海隅乡村增添了高雅文化的成色,也增添了对粤西民俗的体验。80多岁的姨妈噙着老泪说:“我们家来了这么多教授,做梦都不敢想呵!”遗憾的是,海鹏先生欲于会前游览湛江南三岛一事,我未及到场不能做主,致未遂愿,这一笔欠“债”如今仍耿耿于怀。
  所里同仁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是入微的。
  每次来所,都是回家的体验。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广东人不习惯面食,我更尤甚。一次买饭,看到一个个呈米黄色像小金字塔的食品,我问“那是什么”?结果弄得满堂大笑:“王杰连窝窝头都不懂”。也是因为这一“笑话”,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大家都主动给我捐出饭票。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每人每月供应两斤米票,熟人很快将全月的饭票捐出,连潘汝暄、符致兴、邱权政等老广都舍爱取义也无济于事,以至惊动了庄建平、徐辉琪、龙盛运、朱东安等先生也加入了“送饭”行列。
  说到饭局,有一事不能不提。约是20世纪90年代一次来京,张海鹏先生在酒家请吃饭。返穗后,我将此事诉与刘望龄先生。望龄先生惊愕地问:“张先生怎么会宴请你?他还未请过我呢?!”在他看来,吃饭是有“等级”的!张先生是位京城的大所长,宴请地方的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听过他的质问,我倒感到很愕然,只好按我的浅见跟他“解释”——请客是文化修养的展现,“中央”跟“地方”需要沟通,所长跟“下属”也需要交流。“架子”下放,这是新时代的一种互动,更是新型人脉关系的一种走向。
  我为人不敏,但很幸运。多次在牟安世、尚明轩、潘汝暄、丁贤俊、杜春和、朱宗震、白吉庵、[18]果鸿孝、闵杰[19]、王奇生等先生家中吃过饭。难以忘怀的是吴廷嘉,把我们当贵客,招待以海参。她将海参放入热水瓶中浸泡,客人“驾到”,她懵然以该暖瓶的水泡茶,有人喝出海腥味并提出质疑,她却坚称她们家的茶富有海味,喝足了便有大海情怀。待客人都充满大海情怀之后,她发觉还有一道名菜叫不上名来,及至碰杯声四起,才想起那宝贝还泡于暖瓶中,却已取不出来……书生意气,令人捧腹不已。这位风风火火的奇女子,吃饭好不安分,诉说因肝炎而享用的白糖如何被心肝宝贝们偷去点馒头。她不停地给客人夹菜,自己满口“康梁”。我提醒她“识时务”——吃饭就吃饭,不要饱吃学术,她理直气壮地反驳我说应该“务识时”:“如果不讲康梁,我哪来的口粮?”最痛快的是某星期天,我与虞和平、闵杰等10余位后生拥至王学庄先生家索饮啤酒。酒是用塑料罐盛的,每罐20斤,从中午喝到晚上,饮了两大罐,烟雾与酒气早巳把两室一厅吞没了,但是众人似未尽兴,谁也不愿离去,搅得“后勤部”团团转。每轮狼吞虎咽之后,剩下的仍是酒气和烟雾。休息日最怕碰上江绍贞先生,他总是二话没说又不由分说地把我往家里拉。一汤几菜,清淡无奇。自是家常饭,胜似酒楼香!我是虞和平家的常客,水煮花生、素鸡、木须肉等乃我之至爱,红烧鱼即是我拿手的传统演艺,三碗饭是我以粮为纲的最低要求。要是有某一周末他去,嫂夫人便质问虞兄:“是不是跟王杰闹矛盾了?”在茅海建家用餐必有酒,但醉翁之意不在酒,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尽情享受的是足球。
  私房话,忘年交,“大山”侃起,无遮无掩,无边无沿:何新申报职称考英语,自暴“蒋中正”译不出“蒋介石”,无脸见江东父老——知人者明,自知者智也!潘荣自认“狗不理”难吃,有人揭发他星期六未到就开始整束行囊,因之揶揄曰:既然狗不理不好,何事“三天两头”往家跑?潘氏理直,我“苟不理”事小,人家“久不理”就事大了——无情未必真豪杰啊!谈及家庭,刘树发多是作状沉思,一语不发,其实他蛮有想法呢。其家眷远在苏杭,或许思绪早已坠入“天堂”——人非木石嘛!郭有才,哥有才,他那高挑的身材,配上伶俐的口才,必能吸引你的眼球,让你洗耳恭听——学人有才,人生出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几趟在所里长住,上上下下都熟悉或相识。有一次,敝所一老同志出差京城,有事来访。她对门卫说找王杰,话刚出口,便感到把“角色”搞错了(这是北京啊),欲改口,门卫已热情地向她比划着:转过办公楼,后面是平房招待所,从左边数起第几间便是。那年头,因吃、住、学都与所里寸步不离,以致给“外人”一个错觉,南开大学历史系郭剑林先生就一直把我当作所内的人。[20]
  1998年,为编辑《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来京,茅海建先生早就将消息传开,所里同好听说“王杰来了”都很高兴。当时有个年青人问王杰是谁,即有人反问“连王杰都不认识?”[21]听后我很感慨——这或是因为我的学术水平不高,“名气”不逮,或是多年少走动,毕竟七八年间未与所里谋面了。为答谢所内同仁多年的关爱,我借挚友陈阳南先生在西直门南小街所开的“金龙腾酒楼”作叙旧之请,应邀的还有陈铮、潘振平、乔还田、徐思彦等所外同好。两桌用了5瓶“五粮液”。据悉,翌日,陈于武先生在所内发布“蒋大椿先生修成正果”的“花边新闻”,是耶非耶,未见“下回分解”。[22]
  三、海天苍茫甚,忘年感旧知
  俗话说,面子是别人给的。我以为,别人给了你面子,自己应该还点面子给别人,这叫做“互动”。
  要说“互动”,我表现最为“积极”的,当数改革开放的头几年。
  就”个体”言,我给所里的相熟群带来了“新知”,或者说是刮起一股“启蒙”。最具典型又富轰动的是价值仅几元钱的电子表和折叠伞。开放初始,对全国颇具吸引力的可谓电子表、折叠伞、时装、味精等等小玩意,广州可谓引领全国潮流。缘于孙中山图片集、全集、手迹选的编辑,我入京频繁,又因多次吃亏而“发明”用大头针或牙签就可以检验电子表优劣的秘诀。消息传开,托买电子表兼折叠伞的真不少。记得有一次光带电子表就有四十多块,俨然一个“二道贩”(途中提心吊胆的,生怕有司乘盘査,说不清呢)。一时间,“王杰来了”曾在一定的“圈子”中“奔走相告”。因为我不仅带来了新潮,带来了价值(便宜),还带来了保险!如果有哪位人士还珍藏着当年的电子表,或许早已弃用或年迈走不动了,可是它承载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多少也有点文物的成色了。
  “花花世界”的“新知”,除了物质,还有精神的。一天,与虞和平、闵杰,还有湖南的周秋光等逛八大处,我讲了广东“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故事新编,还把广州“人和狼狗配种中心”的演义当作开放的“经典”,[23]他们时而洗耳恭听,时而表露疑惑,时而人仰马翻。
  “新知”与“时尚”孪生。一次,我带了三包“555”香烟来京。行装甫卸,就给虞和平送上一包。无奈,虞兄却不领情,坚拒不受。第二天,他却问我还有没有“555”烟,我说:“昨天不是特意送给你吗,缘何今天又问我要?”我边说边把烟递上,他笑纳了。过了一天,他又将香烟“原璧归赵”。这时,我真的怀疑他哪条神经兴奋过了度,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他笑呵呵地答道:“已经抽了一根啦!”原来他家里请师傅修水管,要“高级”请客,只用了一根,事情就办妥了。剩下的受不起,得还我。啊,小事一桩,小烟一根,凡响异乎寻常——当时的社会心态是何等的崇尚“时髦”与“尊贵”!
  对“集体”言,除了专业的合作与交往外,我对所里的行政也有过“干预”,尽过犬马之劳。大约是在1982-1983年间,[24]所里前后两届办公室主任王培英、刘明远先生来广州购买复印机,都给了我穿针引线和车前马后“表现”的机会。其时,广州的开放比北京来得快,力度也大,国外一些新潮商品如复印机等(多是日本货),捷足先登的首选城市便是广州。
  为购买复印机打头阵的是王培英主任。一次。我与王主任骑单车外出办事,回程路上王先生的“座驾”被公共汽车“吻”了一下,王先生被撞倒在地,瘫坐不起,我急忙过去拉,他摆摆手,吓得我全身冒汗。原来他心脏有点脾气,静坐一会便好了。事后,我们出门都坐公共汽车,不敢再骑车了。及至刘明远先生南来,我们又改骑自行车,毕竟,那时的公交车路线还不发达,骑车办事,既省钱,也方便多了。
  凭记忆,所里两次南来购置复印机,第一次一台,第二次两台。两次——踩点、采购、雇车、包装、托运,从头到尾,我与主任不分彼此,俨然一家人。据悉,所里利用这几台新玩意儿,复印了珍版《革命文献》,为全国有需求的单位“雪中送炭”,深受行内人士的欢迎与好评。刘主任为了答谢,所里的两年春游(一年一次),都邀我入伍。一年去东陵;一年去大丰,有冰川、有松鼠的地方。其中东陵之行,还是刘主任从北京打电话预先通知,让我出差时就着春游的日子。当天还为我备好了出游的午餐,[25]记得除了面包(主食)、香肠以外,还有两条青瓜、一个西红柿——青瓜爽口,西红柿个大,南方人虽不习惯生吃,也学着吃,“人之初”的体味,如今记忆犹新。
  无心插柳柳成荫。1985年春入京,是为《孙中山全集》最后三卷付梓而行,为方便与中华书局来往,入住东厂胡同的民盟招待所。一天,因闵杰先生临时抽调到中央整党指导小组赴四川蹲点在即,需历时几个月,我们在所里闲聊兼话别至夜深。分手时,闵杰坚持要送我回住地。两人边走边聊,话题切入学术成果出版难——所里同仁有几部著作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约的稿,因订数上不去,出版社拟将此事搁置起来。闵杰说:“这回真是碰上‘蜀道’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今天的体会深刻啊!至为可惜的是,樊百川先生竟几十年之功,撰成的心血之作《近代航运业的兴起》就要泡汤了!我们又帮不上忙,徒叹奈何呵!”我与樊先生相熟,是在所里的平房招待所,他每天的活动范围几乎是两点一线(图书馆·宿舍),一生就为“一本书”奋斗,精神可钦。闵杰似乎还要继续“鸣不平”,我竟然来神了,连忙插话说:“喂,有戏了,有戏了。你可利用赴川‘钦差’之机向当地领导反映反映,兴许会引起重视,回天有术呢?起码,出版社也要为此做一个公开解释吧。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啊!”无巧不成书。所里离招待所近在咫尺,我们半路上随意中的“高谈阔论”,全被跟在后面的一位有心人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有心人”一直跟我们上了三楼,我们全然不知。俟闵杰离开片刻,敲门声响起,叩门的是一位陌生人。他似乎急得未及自报山门,就冲着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疑心骤起,反问他是干什么的!由是,他将“不速”之身份、入京之“使命”一一道出,说他正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姓人士,反复强调此行是来调査研究、收集反馈意见的。希望我能与“刚才那位先生”说明因由,出版的事当会如此这般做好等等。是夜,我们仿如相见恨晚,烟雾缭绕至三更,而昨天的“蜀道”渐次化成一片坦途。[26]
  对所里出差南国的人来说,广州成了招呼南来北往的接待站。在这个无形的接待站中,我没有“长”、“员”名分,却负有部分“等因奉此”的责任。[27]如果不算夸张,经我缓解住与行之“忧”的人不在少数。当年,找个住所(公差不能住宾馆)、买张回程票(班次有限),着实周折。
  1983年秋,耿云志、王学庄两位先生来粤参加康梁研讨会,会后住省委党校招待所。他们本是准备乘火车北返的,车票无着,只好改乘飞机。改革开放初年,公差之外,内地人员像是着了魔似的往广州跑(毕竟这里金钱、信息易寻),广州交通“瓶颈”突出,一票难求显现。黄彦先生让我帮忙去民航售票处(当时单位还未有订票业务,即使是订票,也须在三天前预订)买票。第一天是夜里的11点钟去排队,次日6时开始售票,至排在我前面的第五人票已售罄。我与空手者相互勉励——明天只要比昨天提早两个小时,拿到票应不成问题了。当晚9时左右,几人依约而来,一看,傻了眼,排队的人比昨天还多。既然来了,就碰碰运气吧,熬到翌日晨,没有惊喜出现,排我面前的两人已空手而归。这下可急了,为了保险,第三天我提前于当日下午6时便去排队,岂料“更有早行人”,前面已站了十多位。那时,街上还没有出售盒饭,只得等内人下班来替代,骑车回家吃晚饭,膳后再换班(好在小孩全托)。终于第三天买下了两张机票。忆及如此这般,对今人来说,不啻天方夜谭!
  2003年7月份,耿云志先生来穗,遇上星期天,单位派车不便,就向朋友借了辆“奔驰”。耿先生见来的是高级轿车,开玩笑说:“王杰,你还能调动什么车呀?”这下可把我逗乐了,得意忘形地反问:“您还有什么牌子未坐过啊?”耿先生说:“我也说出不来。”于是我信口开河地说:“劳斯莱斯房车如何?”先生笑而不答。待到耿先生开完会返程在即,我才觉得“大事不好”——老乡群体中,仅龙庆棠先生一人拥有“劳车”,要是遇上人闲车歇,想过过瘾,借来兜兜风倒亦无妨。而今是送班机,限时限刻,若是车主两忙,岂不食言而肥,怎么收场?无奈,我只好凭着“三寸不烂”提前一天跟龙先生说:“玩笑闹大了,在下曾夸下海口,答应借用‘劳斯莱斯’送北京客人去机场,您可否‘救人一命’啊?”未等对方反应,我觉得还不够“言重”,又说:“北京的客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准确说来,等于‘院士’,不用绕弯的话,就是‘院士’。”我刻意将“院士”反复强调,并加重语气,无他,企图明白无疑也。龙先生也是位文化人,反应奇快:“你是博士,客人是院士,‘士’的象形是一部直入云霄的飞机,你们都有如高端文化的飞机。我的车能载两部文化飞机,一是载重够大,二是文化够高,不亦乐乎?”顿时,我的心一下踏实了,翌日龙先生还亲自陪我送耿先生至白云机场。耿先生抵京后来电说:“非常感谢你的‘劳斯莱斯’。下次去广州,再也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感谢的应该是您,如果没有您的面子,我哪来的机会享受劳斯莱斯啊?!”自我解嘲的回答,不免犹存几分惊惶——得意幸勿忘形!
  夏春涛先生于2008年南来调研,莅临前就给敝院办公室打电话说一定要见我。他因公务繁忙难以分身,便于会间“告假”与我面晤。时间虽短,情谊犹浓。夏兄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接见”我的,但是,我们交谈的所有话题,全都是“所里”的前世今生。
  俗语曰:人生有三态:悲观、乐观、达观。悲观的人在山脚看世界,仅见幽冥小径;乐观的人在山腰看世界,看到柳暗花明;达观的人在山顶看世界,放眼天广地清。笔者之见,所里的人都是达观之辈,其达观,造就了学术辉煌,传播了人间正道,令人高山仰止,心旷神怡。我把它比作高山,它赐予我仁智;我把它誉为大海,它启予我淡泊……
  “列国春秋重见闻,膏肓难变假成真。太行风雪平原暑,我是山川路上人。”这是刘大年先生1996年在《〈抗日战争时代〉完稿自述》中写下的诗篇。[28]他以“路上人”之平常心态,晚年多次提及“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的《春秋》“三世说”,强调要从史家的角度,把亲历的史料保留下来,留给民族,留给国家。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在下之“亲历”离大年先生之“史料”要求远矣,聊作一位卅载依依不舍、痴情向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片小小的心瓣吧!
  不识庐山真面目,流连卅载尚拳拳。
  钝刀初试裁坚玉,花甲惊临忆故贤。
  默默毫端书素纸,殷殷杯酒话忘年。
  树犹如此嗟回首,寄望来生续旧缘。
  拉杂写来,或词不达意,或有嫌冒失,不一而足矣。敬祈所内同仁以多年的厚爱指谬之、以海样的情怀包涵之、以美好的未来激励之,曷胜感荷之至!
  *王杰,男,历史学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系专门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建所60周年而撰。
  注释:
  ①赵冬垠先生时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系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与黎澍、李新是战友旧交。
  ②《孙中山全集》为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由三个单位合作承担。具体分工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第1、9、10、1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第2、3、4卷;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第5、6, 7、8卷。整个项目的资助基金为人民币2000元。资金分配中,曾有趣闻:先是,整笔资金拨到所里, 尚明轩等先生误以为是三家分配后之所得,很快就“三下五除二” 了。我们广州两个单位却望眼欲穿,至全集出版完毕仍未见分文。一打听,原来每家的应得数仅有666元6角6 分,所里的当事人只好照章收回“非法所得”。此事因之成为美谈。
  ③京城见闻,举目新鲜。早晨出门,惊叹不规则的碎“玻璃”铺平洼地,光闪闪的。一时兴起,用力去踩,顿成粉碎。我一脸茫然地发问:“哪来这么多的玻璃啊?”赵老哈哈一笑,反问:“冬天未到过北方吧?”我点头会意,顿时似有所悟:“啊,是冰,是冰!枯草皇城挺,玻璃本是冰。”
  ④那个年代是没有公款请客的。记得隔此事之后三年(1981年),广东史学同行在广州宴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费用都是与会者合凑的,每人50元系经我手所收。
  ⑤1978年来京时,就认识了荣老,经他联系,我们得以参观尚未开放的雍和宫。
  ⑥按:我当时似未听清楚:究竟是先生亲自指导过这一学生,还是先生听说有人这样带过研究生。事后,我没有做过调査,谨此存疑待考。
  ⑦这是一个范围更广的目录,即涵括孙中山所有书信的总目,有手迹的、无手迹的都入录,以给主编者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便于对最后入选手迹的整体把握与审择。比如孙氏给某某写过好些信,涉及多件大事,但所存的手稿仅有一二篇,内容却不大重要,收不收?是收“人”还是收“事”?这就是“问题”之一,需要提出来,请主编定夺。
  ⑧孙中山于1924年10月从韶关回师广州平定商团之前,曾给镇守广州的国民党要员写过三封信,一致汪精卫,二致蒋介石,三致胡汉民和廖仲恺,内容是如何应对商团事变,措辞相差不大。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廖函”,伪质明显,难以为信。一是时间问题,商团事件仅用短短三天时间(10月14-16日)便平息了,“廖函”所署时间为“十月廿一”, 以公历算,事件已经过去5天,显为“多此一举”;按农历计,即更成了“马后炮”。此时间一项,便可证其伪。二是“孙文之印”印鉴的大小不同,即前三函所盖的“孙文之印”是一样的,“廖函”之印即有异样。三是前三函所用的信笺皆为“大本营公用笺”(竖排,左边印有“第 页”,中有红条行距,右有“中华民国年 月日”字样),“廖函”用的是一般的白纸。四是字体,前三函字体清晰,运笔流畅,浑然一体,“廖函”则显出模仿之痕,多处显露败笔。五是缘由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已有一函(第三函)联名致胡、廖,且“廖函”与“胡、廖函”的内容只字不差,岂非又是“多此一举”?五项考证之中任何一项均可证其为伪也。概言之,“廖函”之假,别出有因,其弦外之音,或许与“政治”色彩相关。
  ⑨大年先生在1986年2月16日撰写的“后记”中如是道:“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杰搜集过去出版的多种书刊,编制初选目录,一些资料考证也是他担任的。在编辑工作中,他花的精力和时间最多。”参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⑩拍照者为近代史所办公室主任刘宝林,地点在中山市翠亨宾馆大会议室,与照者中所里有虞和平,余12人为习五一、马敏、马自毅、王杰、卢仲维、李育民、陈国庆、郑焱、赵军、莫世样、桑兵、韩明。
  [11]因张磊先生公务繁冗,难以分心细小。为此,他曾来信鼓励:“两札奉悉……出差在外,工作繁忙,千万保重。不必过分劳累,休息饮食亦得注意。有何需要,请及时告知。工作顺利,不必太赶……‘孙集’的工作,主要是靠您来搞了。我自己抓不紧,忙于‘打杂’,实在抱愧。”这是张先生1983年6月1日通过潘汝暄先生转给我的信函。
  [12]按规定,所里的办公室是不准住人的,这种破例,令我至今仍感恩不尽。
  [13]“长沙帮”意指1981年12月“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工作者研讨会”的与会者。它起名于29年前的长沙火车站,“专利”属笔者也。其时,我与天津的张利民等临别前依依难舍,以“再见了,长沙帮”惜别。其时学术会议少,青年学人更难得跻身其中。由是,大家都以能入长沙参会为荣,以长沙为自己学术开基的“圣地”,或是感激章开沅、林增平等老一辈学者对青年学子的提携。当年与会的96人,于今仍有70多位活跃于近代史坛,长沙会议无愧是一大里程碑。近30年来,“长沙帮”无帮亦无派,只是借此激扬人生,发奋学术而巳。所里属“长沙帮”人士者,凡王好立、李丹阳(与刘建一合撰一文与会)、闵杰、袁鸿林、虞和平等是也。
  [14] 2003年,本人在撰写陈胜粦先生的追忆文章时,惊见拙作《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一文曾送给六位前辈提意见,除了耿、王两位,还有中山大学的陈胜粦、段云章先生,敝院的黄彦、方志钦先生。我曾将此事诉与耿先生,耿先生嘱将原稿复印寄之留念,我亦作过应承。不料,当为本稿寻找“原件”引证时,却忘记藏放的地方,断续找了半个月,依然未见其真容。呜呼!权待下回分解了。
  [15]尚函原文照录:“王杰同志:现寄上澳门会议邀请函,请査收,按其要求办理有关事宜和手续。并希收到后示复,庶免惦念也。专此,祝好!尚明轩。1月20日。”
  [16]曾几何时,坊间流行“四大傻”之顺口溜是:下班就回家(少交际),点菜点龙虾(不实惠),抽烟抽中华(假的多),ok留电话(手尾长)。此为一种版本。
  [17]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的《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为增补孙中山的研究史料,扩充孙中山的人脉关系,拓展孙中山的活动空间,提供了不少资源与信息,尤其对编写年谱、传记,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王氏作为一名业余的孙中山硏究者,其刻苦的精神令人钦佩。但是,就编全集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而言,令人不敢恭维。编者为我所用的意识太强,该书的硬伤明显,不事考据之风不足为鉴。其硬伤表现为:(一)无中生有,将文学作品中的对白视为孙中山所出。如《孙中山和他的亲友》描写陈炯明叛乱时孙氏与宋庆龄的对话“庆龄,快起来”等400余字被收入(见该书282页)。(二)重复收录。如谭延闿编《总理遗墨》第一辑电令长洲要塞司令一文,时间已被考证为1923年6月30日,且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该书却作4月,并未见考证说明(见322页)。(三)张冠李戴。如1924年5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帅令各将领速返前敌”载:“大元帅现以豫军经已出发,不日即行大举攻敌。关于各路进行,自应同时兼顾,故特谕参谋处饬知各军将领,克日遄返前敌,以资督率云。”此文本是谕令大本营参谋处转发的,该书却改成孙中山直接令饬各军将领了(见397页)。(四)移花接木。如1924年1月22日《广州民国日报》“电令陈策速办交代”一文载:“现帅府已电江门,饬陈策克日督饬员司妥为结束,即将任内手续移交冯代司令接收,毋得藉词延搁,致干未便。”按该报惯用语,“帅府”指的不是孙中山,而且此处文字显为转引,不是原文(见367页)。(五)随意剪裁。如1924年5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李济深辖舰移交盐署”载:“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自奉帅令将督办署裁撤后,即已将各事收束,其附设舰务处之管辖各巡舰亦请示帅座编收。昨奉大元帅指令,着将舰交由盐运使缉私主任接管……”该书却将上述文字改成“指令梧州善后处处长李济深,着将原西江善后督办舰务处所辖各巡舰,交由盐运使署缉私主任张民达接管。”如是随意增删,令人不得要旨(见397-398页)。(六)信手拈来,不作考据。如《与〈广州新民国报〉记者的谈话》一文,系转引日本学者森时彦《第二次广东军政府时期的孙中山》(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中华书局,1989),森文的材料引自1921年1月1日长沙《大公报》,而长沙《大公报》的消息是转载《广州新民国报》的。《广州新民国报》刊发时未标具体日期,该书既未查阅长沙《大公报》和《广州新民国报》,直接将底本标为森氏论文。又,因长沙《大公报》转载时系1921年元旦,该书便巧妙地将日期标为1920年12月,并未作考据(见259-260页)。概言之,该书约有二分之一文章属赝品或劣品,有必要指其谬,正其源。
  [18]一天晚上,在白先生家吃完饭,他领我到一胡同欣赏京剧票友会的演唱,难得欣赏了他的“白派”唱腔,欢喜若狂。
  [19] 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刘姓编辑来广州采访时,要走我珍爱的手抄本“四角号码新词典”,说是要为手抄词典写通讯稿,此事牵肠挂肚至1990年,承蒙闵杰先生多次奔走,遂得以璧还。
  [20] 1985年底,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在广州召开学术研讨会。郭先生一见面就招呼:“什么时候来的?”我答“刚到。”“坐飞机来的?”答曰:“坐公共汽车来的。”他一脸茫然:“玩笑,玩笑。你怎么从北京坐公共汽车来广州,是‘天一路’吧?”我一时亦被搞懵了:“我是广州的。”“哦,你是本地人,先回来探亲的。爱人搞调动了没有,近期有无计划?”原来他一直把我当成了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
  [21]这是茅海建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话,有无水分,不得而知。按,以我早十多年前与所里的“交往”,似是对旧游一种尊重的表示。又,2005年间,曾有风声传我到所里工作,应是与此同义。
  [22]有说:名人喝酒曰“豪饮”,百姓喝酒曰“贪杯”。我等应入贪杯之列,当引以为戒。记得一次在所里贪杯,令庄建平先生于席上“虎落平阳”,接着在所里“血洒沙场”,入院“缝补”了几针。本人虽奋勇“抢险”,并与“走后门”者发生争执,不失为“将功补过”。如今想起,仍心有余悸也。
  [23]广州郊区的确有个“人和狼狗配种中心”,北距广州白云机场不远。相传,到过广州而且见过该中心招牌的内地人,无不惊愕不已,回去之后都会以此夸张广州人的思想解放程度不可理喻——人和狼狗都可以配种,还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干呀?!原来他们都弄错了,“人和”是为一地名,位于广州城区至新白云机场的半途中。一次,送耿云志先生赴机场,我曾特地在人和地带放缓车速,以便看清那块“神传”的牌子。
  [24]为考证具体时间,我曾电询刘明远先生确认,遗憾的是他也记不清楚了。
  [25]午餐是由刘明远先生从家中配备的,那时还没有吃“公家”的环境和条件。
  [26]拙文涂写期间,曾与闵杰先生核对史实。意料不到的是,精彩的画面还在第二天继续展示:章伯锋先生一早去找闵杰,劝他不要小题大做,仅就出版这几本书的事就去惊动四川省委,说得闵杰如坠云里雾里,不明其来意。原来,吴姓编辑已将昨夜之“突发”事件向四川出版局的领导汇报,出版局长乃曾在近代史所工作过的老同志顾亚先生,或许是顾先生给老同事章伯锋先生通了声气,从而引发了章氏“突发”找闵杰的动向。
  [27]记得最清楚的是,李侃、汪敬虞等先生每次打电报订房,都明文规定每人每天须在15元以下。王培英、刘明远等先生就得住10元以下的了。如是规定,宾馆(虽少)住不进,只能住招待所,而95%的人都往招待所挤,难度不言而喻。斯时,住房、车票(按规定:须是研究员、正厅级,或55岁以上的副厅职方可享受乘坐飞机的待遇)成了出行的两大难题。
  [28]刘潞:《读后记》,载《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55-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