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考古学家手中的毛刷一点点清理，40多具古人类遗骸重见天日，还伴随着陶鼎、陶豆、陶纺轮、骨镞等多种文物出土。500多平方米的贝丘堆积文化层部分再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文化以及环珠江口地区人类生产生活及文化发展面貌。
这是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金兰寺遗址的最新发现。一块块陶片，都镌刻着数千年前的历史文化印记，而考古正是重构历史、再现文明的重要手段。从1953年至今近70年的岁月里，广州考古人不断触摸历史碎片，一片一片拼凑出广州城市考古的地图，“唤醒”两千年文脉。
在这里，有着深厚底蕴和人文特质的岭南文化诉说着中华文明的多共存元，延续两千年的对外交往口岸将中华文明带向世界。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广州通过考古不断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通过这扇窗口探寻文明根脉，筑牢自信根基。
一轴
滋养城市文脉
夜幕初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上的灯笼亮了起来。一串串红色的灯笼给游人如织的步行街更添了一份热闹。这里是广州两千年来的城市中轴线。沿着“广州清代城坊示意图”往前看去，千年古道的历史在玻璃柜下直观呈现。
时间倒退回到20年前，2002年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在路面下发掘出唐、南汉、宋、明、清五朝11层古代路面遗迹和宋代“双阙”楼遗址，随着周围历史遗址的不断挖掘，也揭开了广州传统中轴线的“面纱”。
横向观空间，纵向观古今，城市中轴线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空间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历史演变的文脉，其中掩藏的历史文化底蕴犹如养分，不停滋养城市文化的发展。
从秦始皇时期南海郡尉任嚣在北京路一带选址建造蕃禺城开始，历朝历代都将官衙机构都设在这一带。“比如，南越国和南汉国两个地方政权相差了1000多年，但是他们的宫殿是选择同一个位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介绍说。“广州两千多年来城市中心没有发生地理位置变化，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非常罕见的。”
南越国宫署遗址
广州城址中心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始终没有偏移，“云山”“珠水”“羊城”这三大文化符号也跟随历史长河的演变保留至今，除了“云山”“珠水”天然的自然优势，重商尚文的传统也深深融入了“羊城”城市人文发展的脉络。
商业发达，经商文化在这里兴起。《广州城坊志》记载:“双门底陈李济蜡丸药肆,肇自国初。”可以看出，陈李济、致美斋等老字号就诞生在“双门底”。
而“双门底”就是如今的北京路中段。这个名字从何而来？
据历史文献记载，北宋初年将南城推至珠江边，后来又建了双门楼，从此北京路中段就被称作“双门底”。清陈徽言的《南越游记》也记载，在双门底，“市门各悬傀儡，造制奇巧，锦绣炫目。两旁栏内罗列名花珍果、珠玉古玩，错杂繁朊，靡不工致。间数武则有彩轩，中奏八音，歌声达旦，往来者流连观听……”
书院聚集，尚文重教从这里延伸出去。根据记载，双门底附近，书院林立，旧仓巷、大塘街、大马站、小马站、流水井一片区域内，就有数十所宗祠书院，再往西湖路看去，有学政衙门、文德路的广州府学、中山四路的番禺学宫……如今走在文德路，一家接一家的书画商铺也是广州人熟悉的文化地标之一。
政权中心稳定、商业高度发达、教育机构集中的广州城文化图景重构在大众眼前，千年都会形象的再现，离不开考古。
增城金兰寺遗址
“我们探讨历史文化，源头非常重要，在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考古就是再现、解读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易西兵说，“同时，这也更加要求文物考古工作者以极大的耐心、宏阔的视野，以‘拼拼图’形式重构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图景。”
五六千年人类活动史、两千多年城市发展史，为广州考古积淀的深厚的资源，也让文化得以延续发展。一片片拼图从不同的土层中挖掘出来，拼凑出一幅绵延不绝、底蕴深厚的历史人文景观。一轴看千年，“轴”既是广州城发展的中心区域，又是历史的坐标轴，通过考古，不断延伸文化的历史轴线，将广州的历史底蕴转化成文化发展的养分。
一港
扬帆通海两千年
在黄埔区庙头村，乡民抬起南海神的“五个儿子”巡游，标旗引路，罗伞盖顶，鼓乐齐鸣，盛装巡游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各乡会集南海神庙进行祭祀活动。这是广州一年一度“波罗诞”活动的热闹现场；视线跨过珠江，在琶洲的广州交会展馆，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展品将海丝博览会作为21世纪互相交流的第一站。
回溯历史，向海而生的广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是东方第一大港口，两千年来经久不息的对外交流成为广州文化不可缺失的一片色彩。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更是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的表述，那个时候，广州已经成为商贸大都会。而如果追溯到史前时期一直到青铜时代，广州也同样表现出独特的文化个性与强劲的传统、生命力。“在与岭北地区保持着持续的文化交流互动，同时扮演着东亚文化对外传播或辐射的门户与窗口的角色和地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考古研究所主任刘锁强说。
“国际大都市”在广州不是一个称呼，更是背后深远悠长海丝文化的具体体现，更有创新文化的历史实践。
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对外交流，由一件件出土文物讲述第一大港的辉煌历史，其中波斯银盒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舶来品。
唐代三彩壶
扁球形的银盒上，盒盖、盒身都装饰着捶打而成蒜形交错凸纹，盒盖和盒身复合处镌刻有穗状鎏金带纹。对比其他同时期出土的文物，考古专家学者都表示，这种风格并不是汉代器皿，而很有可能是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的金银器。例如，在伊朗厄克巴坦发现的薛西斯一世的铭刻金钵，以及苏撒出土的阿塔薛西斯的铭刻银器都与这个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有着相同的风格。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这件银盒是来自波斯地区的舶来品。而这也恰恰证实了，广州在那个时期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的往来。
一个西域工匠制造的波斯银盒，通过海路远达广州，在数千年后讲述那个时代的辉煌，后又有唐宋时期的孔雀蓝釉瓶陶让片广州对外交流的时间轴继续延伸。
南汉玻璃瓶
1997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唐、南汉第三期遗存中发掘出土了孔雀蓝釉瓶的陶片。这些陶片为瓶、罐类器物的口沿和腹部残，片经过科学检测证实，釉料是外来的，而这种孔雀蓝釉在西亚、中亚地区一直使用，早在公元前6—7世纪，在巴比伦城的伊斯塔尔门外壁浮雕上就出现了鲜艳的孔雀蓝色釉，也是各种器物和建筑装饰的基本色调。
而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上的“南海Ⅰ号”沉船更是印证了宋代南海诸窑址生产的酱釉大罐曾经大量向广州输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肖达顺介绍，这些酱釉大罐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出口国外，而“南海Ⅰ号”沉船应该是这些出洋海船中的一艘，并且最后由广州贸易古港出海。
“从汉代到隋唐再到宋朝，数年千是一个时间维度，在这个时间维度中，广州始终占据对外贸易港口的重要位置，这种对外交往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到如今的广交会、海丝博览会。”易西兵说，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向海而生，广州与生俱来开拓与创新的文化基因，并不仅仅体现在乘风破浪，其中更有创新的管理制度。
东汉陶牛模型
在隋朝，隋文帝下诏在当时的南海镇建立了“南海祠”（今南海神庙），这体现了朝廷对于广州海上交往交流地位的重视与肯定；唐朝，中央政府正式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派驻市舶使，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此外，“蕃坊”也成为海外蕃客在广州的聚集地，便于统一理管；到了明清，“十三行”成为广州都会海外贸易繁盛的代名词。
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海不扬波”四个大字依旧在南海神庙的门楼清晰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让出海远行的人用不再向“神”祈福，但是面向大海，不变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行改革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
一城
铸就文化自信
一群学生身着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复刻品，在广州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展厅内向市民和游客展示两千年前的“时尚”，这是“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上的一幕。他们身后的展馆里，静静躺着232件套广州出土汉代珠饰文物，不仅向公众展示汉代珠饰的艺术之美，更将其中制作工艺、技术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历史信息传递给来访者。
这样的文博展览在广州并不少见。2021年至2022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依托南汉二陵博物馆举办广州考古成果专题展览4个、红色革命文物史迹展览1个，在博物馆、考古工地、文物史迹现场开展研学活动60余场，吸引线上线下观众近50万人次。
文博展览的背后，是一座城市丰硕的考古成果。
在越秀，城市文化的中心，聚集了南越国和南汉国宫苑遗址，还有千年古道留存至今；
在海珠，南石头监狱遗址是广州一处重要的红色革命史迹，也是广州作为英雄之城的重要物证；
在增城，金兰寺遗址再了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文化以及环珠江口地区人类生产生活及文化发展；
在黄埔，榄园岭遗址明了确先秦时期这一区域是一条重要的人类活动和迁徙走廊，在珠江三角洲乃至岭南地区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黄埔榄园岭遗址
丰富的考古成果在填补岭南历史空白、佐证海丝贸易的同时，还诠释了广州包容开放、低调务实的文化性格如何发端，揭示湾区城市同根同源、连气同枝的历史根源，将公众对于考古的兴趣转化成对于历史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为文化强市建设铸就坚实的根基。
自2016年以来，广州市开展考古项目1719项，平均每年近300宗，发掘了增城金兰寺、墨依山、莲花书院、黄埔茶岭、陂头岭等重要考古遗址，清理了古墓葬3000多座，出土重要文物1.5万余件（套），还有数以万计的文物标本。
“通过城市考古，我们知道广州的文化底蕴是深厚的，作为新时代文博工作者，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抢救者、保护者、研究者，我们更应该是传播者和传承者。”易西兵说，这样的角色叠加，赋予了考古工作者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除了大力举办文博展览，如何最广泛地让公众参与进来？特色研学活动或许能成为广州进行文博知识传播的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南汉康陵
在广州市海珠区南石路28号，一群学生趁着暑假参与了“公众考古研学”活动，他们拿着考古工具在南石头监狱遗址及周边海港检疫所旧址体验真实的田野古考；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多功能厅、增城金兰寺遗址实验室，游客在金兰寺人骨实验考古研究现场，了解金兰寺遗址基本概况及古人类骨骼基础理论，感受考古与多学科研究的魅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田野考古到整理、修复、绘图、拓片、照相，公众考古活动带着市民和游客从旁观者转变成亲历者。
在传播过程中，“考古”不再是一种学术行为，更实现了对城市文化之源的探究、对文化瑰宝的创新性传承。
广州运用“边展示、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的理念，用丰富的考古资源引导公众“读懂广州”、文物背后的羊城历史故事让公众“热爱广州”、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服务于城市以此“贡献广州”，把城市考古成果及时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来源：南方日报、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