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潮州刻书

2020-12-24 来源:

陈香白

  宋代,潮州刻书业可谓盛矣 ! 据《三阳志·学校》载,除开“岁久浸灭,多不复存者”外,彼时新旧刻板,计有经书《吕氏易集解》《春秋集传或问》《孟子说》等十种,史书有《通鉴总类》《新修潮阳图经》《三阳讲义》《汉雋》等四种,子书有《瘴论》《治未病方》《备急方》等六种,集书有《赵忠简集》《许东涧应龙集》《北门集》《濂溪大成集》等十四种,凡三十四种,共一万零八百九十板。内容丰富,形式各别,出版业之发达当可一窥全豹。又《三阳志·历代序文》载常祎《潮州图经序》,其中提及“锓版郡斋”事,当知此时期之州治内也设置有专门负责刻书的机关。
  值得注意的书有《朱文公论孟或问》《朱文公中庸辑略》《北溪字义》等。众所周知,宋代朱熹用理学思想解释《四书》,影响颇大。陈渟(字安卿,学者称为“北溪先生”)是朱熹晚年的入室弟子。朱熹生前曾说:“吾道喜得陈渟。”而陈渟的《北溪字义》正是按照朱熹的观点解释《四书》等儒家经典中的概念和范畴的。这些研究朱熹派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之刊行,可见宋时理学早已在潮州传播,对明代理学盛行岭南影响不小。
  《三阳志》所载集部之《韩文公集》,还分大字、中字、考异三种。其实,宋时潮本韩集除上述三种外,尚有大观(宋徽宗年号)初年,刘允(海阳县东津人,绍圣四年进士)“以郡昌黎庙香火钱刊行”的小字本《昌黎先生集》。绍兴九年(1139年),刘允之子刘昉(宣和六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俗称“刘龙图”)依旧集重刊,并撰《序》一篇。这篇序保存在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中(转引饶宗颐《赵德及其昌黎文录》)。综上所述,终宋一代,有史可查者,潮州刻韩集便有大字、中字、小字、考异四种,而小字本又有大观、绍兴两种。万曼《唐集叙录》《昌黎先生集》在谈宋刻时,曾提到方崧卿撰《韩集举正》,对于当时刊行的杭监本、潮本、袁本也都涉及。惜未对“潮本”作进一步考订。
  《林贤良草范集》(五十板)系林贤良著作。林贤良即林巽,潮州海阳人,宋仁宗天圣间曾应试,因对策鲠切忤权贵,主司不敢取。庆历间,他投匦进书论事,宋仁宗阅后,惊叹其才,特授徐州仪曹。他却辞官不就,归故里读易著书,乡人尊称之为“草范先生”。《林贤良草范集》乃州人著作镂板之最先例。
  《三阳志》不单开列了三十四种书的书名、板数,而且注明各雕版的储藏地点: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等十九种藏城郡治内,《濂溪大成集》等三种藏濂溪书院内,《朱文公论孟或问》等九种藏郡学内。以上三十一种属旧版。新刊者有《元城刘忠定公集》《春秋辨传》《牟心斋读史诗·古瀛丁集》三种,未注明藏版地点。新版当刻成于南宋,旧版则可能全部或部分刻成于北宋。又,陈尧佐《戮鳄鱼文》有“作招韩辞,载鳄鱼事以旌之。后又图其鱼为之赞。凡好事者,即以授之”说,此图此文,很可能已刻版,才得以广为流布。陈说似可作北宋已有雕版之证。然而广东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信符却在其《广东板片记略》中断言:“宋代雕刻粤东寂然无闻。”《广东早期的出版业》(见《南方旧报》1981年5月24日第七十一期)在谈及宋代刻书时,只字未涉潮州刻书。《广东板刻记事》(见《广东图书馆学刊》1982 年第三期)也忽略了宋代潮州刻书。
  历朝刻本,大凡可分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地方政府刻的书,属官刻本,一般以其机关名称呼之。上开宋刻,估计大部分为官刻:藏版郡治内者属州刻本,藏版书院内者属书院本,藏版郡学内者属郡学本。
  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
  《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吕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菘卿(莆田人,宋孝宗时曾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酉(1189 年)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乾隆甲辰翻刻之“韩集所收评论训诂音释诸儒名氏”)开唐代姓名之三便是“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才是“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祐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
  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一、赵德编《昌黎文录》早于李汉之《昌黎先生集》。
  赵德,潮州海阳人。学者称“天水先生”。韩愈刺潮时,骋之摄海阳尉,主持州学。他在韩愈生前,便集韩文七十二篇,成《昌黎文录》,其中之《明水赋》等篇尚为李刻本所缺者。李汉是韩愈门生,在韩愈逝世后,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 年)编《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当知五百家注韩崇、赵希弁读书附志将赵德列于李汉之前是颇恰切的。
  二、迟至宋淳熙间,赵德之《昌黎文录》犹存。
  三、《昌黎文录》虽属选本,然有目有序,体例完备;且因其“亲受于文公”,“比他本最为可信”,故屡被后学者用于参校。
  那么,赵德之《昌黎文录》究竟属抄本还是刻本呢?可惜上述引用之书皆无明说。笔者就其流传之广之长,且屡被后之学者用以参校的事实推断,《昌黎文录》很可能为刻本。近读李致忠《试谈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文载《学林漫录》第三集),对元人王幼学解释“刊章”的意见(王认为:“刊章”,即印行之文,如今板榜。)颇首肯,并大胆推断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东汉后期。若然,则《昌黎文录》为刻本,当更无问题。
  元代潮州刻书,首先可从府、县志的编修情况中找到些线索。
  《永乐大典》“潮”字号载,元时所修郡志有《三阳志》《三阳图志》。林仕猷《潮潮府志序》载:“潮郡乘曰《三阳图志》……其板藏于宣圣庙之万卷楼。”元承宋风,州治刻书机关仍设,对刊印郡志颇重视。
  其次,《元史》艺文志著录,潮阳陈禧《周易略例补释》,《元史》艺文志补也著录海阳李关《北源先生文集》;《海阳县志》著录海阳陈肃《莲峰集》。
  以上诸书,或为官刻,或为坊刻,或为家刻。凭此似可透露出刻书业的一些讯息。
  朱明一代,各地政府机关刻本及家刻本颇多。
  嘉靖年间,潮州知府郭春震修潮州府志,动员了教授黄仲阳,教谕宋楫,生员薛良翰、谢以质、黄建可、潘璘、蔡希道、林益盛、徐铿、黄愈芳、林万化、李循道等人参与编辑,少府王贵、陈豫章在调任前也曾致力其事。编辑队伍相当壮观。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志成,郭春震作序,序中还提到:“檄县丞叶文鼎督刻于仰韩堂,少府龙溪陈君令前都谏三山林君庭坣咸同议襄成。”仰韩堂设府学之内。终明一代,潮州撰修府志近十次,很可能皆镂版于府学。
  不同地区的刻书,大体都带着各自的风格。然则,潮刻特色何在呢?先看看嘉靖郭志吧。此系有注本;书法结构方整,兼有颜柳笔意;每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有空心鱼尾,下方只画一道横线,把版心分为三栏,上栏刻“潮州府志”四字,中栏上方刻卷数、下方刻页数,下栏无刻字;版心中缝对折处无纵线,在版式上即所谓“白口”。其次,再看看隆庆六年(1572年)刻于潮阳县的《潮阳县志》。此志也系有注本,字体正方,笔画横平竖直,结构紧密整齐,颇近欧体风格;每页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上方有实心鱼尾,下方画两道横线,横线内刻页数,鱼尾上面刻书名,鱼尾下面刻卷数;白口。以上两志均系官刻本,其版式十分接近特别受到人们重视的北宋版。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刻之《东涯集》,是翁鑨刊于潮之家刻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十八字;黑口;字体属典型欧笔,直弯钩很像隶书写法,住笔这一钩,向右顺笔斜出作收,不作趯钩。这种版式较接近于南宋时软字(字体秀劲圆润)黑口的特点。然《东涯集》之潮刻本系重刻本,仍保持着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邹一山首刻本原貌(笔者所见为民国潮阳郭氏双百鹿斋刊本。郭泰棣有《跋》云:“本集为嘉靖间旧刻,行款古雅,工非草,故文字一仍原本。”于此,知后刻诸本皆存嘉靖本原貌,遂引以为例)。
  明嘉靖年间,文化复古的风气业已展开,刻书人普遍转而模仿北宋的字体和白口形式,也有的师法南宋之软字黑口形式。这个时期之潮刻,同样出现了宋刻版式,可见受到复古风气影响不浅。
  发展至万历年间,刻工却喜欢用方笔写字,字形因此变方,结构板滞,渐渐失去用笔之意。此时期之潮刻,也受潮流所左右。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林大春之子林克鸣家刻其父著作《井丹诗文集》时,用的便是横轻直重、横细直肥、四角斩方的字体,当时之刻工称之为“宋体字”。其实,这种字体早已不是宋体字的原来面目了。
  终明一代,潮州刻本以集书所占比重较大。据《潮州志·艺文志》载,嘉靖刻本有潮阳林大春刊于郡斋之《策对二卷》(林大钦撰),潮阳肖端贲、肖端升刊《同野集六集》(肖端蒙撰)等;万历刻本有潮阳令徐学曾翻刻之《三试全录》(林大钦撰),九年(1581 年)海阳陈一松自刊《玉简山堂集十》卷,二十七年(1599 年)刊《宫詹遗稿三卷·外编三卷》(李龄撰),二十八年(1600年)揭阳曾迈刊林大钦诗集等;崇祯刻本有四年(1631 年)刊《郭循夫集六卷》(郭廷序撰)等。品种繁富,兹未一一录出。
  综上所述,潮州刻书可能始于唐,至宋而昌。到了元代,由于统治时间不长,加上首尾战乱,刻书业遂趋中落。明朝时期,刻书之业再度兴旺;嘉靖年间,又普遍出现了宋版风格,弥足珍贵。于此可见潮州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