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篱邻舍”广州音

2019-03-04 来源:

徐南铁

  第一次见识粤语,是1986年冬天。
  那时我还在内地的一所大学任教,到深圳大学来参加一个关于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会。深圳那时需要有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入,那一份神秘感充满了诱惑。加之随着开放大潮的涌起,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在当时算是一门崭新学问,甚至有显学气势,所以那次的会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高校的年轻人。
  会议中轮到香港一位作家发言。只见高高大大的他走上讲台站定,接着就跟上来一个娇小的女郎立在一边。台下的人都很诧异。及至他俩开口才知道,原来这位香港老兄只能说粤语,面对来自全国南北东西的听众,他无法用普通话发言。那女的是来给他当现场翻译的。
  在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同胞交流,却需要有人站在一边口译。这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粤语的独特。粤语作为中国七大方言之一,据说全世界使用人数大约有7000万,但是它与中国广大北方地区的语言差异实在是太大了,难怪被一些人形容为“鸟语”。 
  会议结束,返程途经广州,因到中山大学查资料逗留了两天。和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不同,在广州日日遇到粤语,也不断遇到粤语的话题。
  中山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我,30年多前他从上海考入这所大学读书,有一门课的老师上第一节课就问:“同学们,你们大家的意见,我用白话讲还是用普通话讲?”所谓白话,是粤语的俗称,亦称为广州话。他要求同意用粤语的人举手。班上同学多广东人,顿时举起的手一大片。老师就说了,既然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那我就用白话讲。这位来自黄浦江畔的学生只能是服从大多数。事情的结果显而易见,他听这门课有好几个月处于似懂非懂状态。
  当年的学生如今已是知名教授,说起往事,不胜感慨。不过我倒是相信,那位用粤语讲课的老师并非有意漠视外地学生。在那个年代,讲普通话对于很多广东人是高难度的活儿。他一定是本身讲不准普通话,要说也只能是结结巴巴,因而担心自己无法流畅表述课堂内容。假使他真用自己的所谓普通话讲课,很可能这位上海学生一样是听得似懂非懂。我过去生活在邻接广东的岭北地区,当地就有这样的俗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意思是说,广东人讲的普通话太不标准,很难懂,让人听着发急。
  但语言真是个奇特的东西,它有自己的脚,紧随经济社会的走势发展,不在意任何语言学意义的理论评价或老百姓的褒贬。就在我们许多人还在为粤语的“难懂”“难听”而心生排斥的时候,它却在我们身边悄悄变化,渐渐地膨胀起来,在全国四处游荡,炫目地站上了为人瞩目的高位。
  人们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粤语歌在年轻人口中大肆流行,街边到处可以见到粤语歌星的唱碟。各地的街头巷尾竟然贴出来许多粤语学习班的招生广告,影响势头直追当年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因为学粤语的人一时多了起来,由著名方言学家詹伯慧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有很长一段时间占据广东版图书销售的首位。一时间,说上一句半句夹生的粤语,或者在说话中插入一个两个粤方言的词,竟平白生出些时髦的味道来。
  有一次我在北京吃饭,吃完叫服务员。服务员是一个小姑娘,过来问什么事,我说:“结账。”她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哦,买单啊!”
  “结账”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词语,在据汉语正宗地位的地方居然会让人一怔。就因为粤语的新说法已经登堂入室,取而代之,真让人感叹不已。
  不过关于“结账”“会账”的意思, 持正宗粤语的广州人都不是写作“买单”,而是写作“埋单”。这里面涉及到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几句话难以跟外地人说清楚。反正用“买”字很直观,倒是把终端的付款意思直接挑明了,所以也就没有人计较,也因为已经流行而无法计较了。
  粤语在中国大地的风行一时,主要在20世纪末叶。除了因为广东社会经济的率先发展令人瞩目,更因为来自南方的新生活方式使人眼睛一亮。那些年在北方地区,我们曾常常见到“粤厨主理”的饭店标牌,见到标榜“广州师傅技术”的理发店招贴。至于像粤语一样把小卖部叫做“士多”、把理发店叫做“发廊”,早就成为流行风气,至今仍然存在。
  语言是有生命力的,其生命力附丽于社会,附丽于人,附丽于格局与时代,附丽于眼光的聚散。粤语同它植根的土地一样,曾经属于边缘。记得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曾遇到一个在广州已经定居多年的江浙人,我问他会说粤语吗,他说不会,问他住这么久怎么没学一点,他用鄙夷的口气说,学那干什么,那么难听!后来我调入广州,浸润白话多年,基本能够使用粤语与人沟通了。我常常会想起那个不屑学广州话的人,如今这种人应该很少了吧?我那次与他偶遇聊天的黄花岗一带,早已由当年的城市边缘变成了闹市,通衢大道横贯而过,沿街商铺鳞次栉比。时代的巨大变迁中,他的人生依然困在一座语言的孤岛上吗?他对后来热起来的粤语,即使不愿学,应该也不至于继续鄙视吧。
  浮沉于时代的流动浪潮,从四面八方聚到岭南这块土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乡镇的外来人口已经是本地人的两倍或三倍。众多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外来者带着各自的文化印记,像细雨慢慢化入当地。对于外来者而言,新文化样式的最迅速最直接感受,是饭菜的口味,而最快捷最有效的融入渠道则是语言。陌生的语言环境不免给人带来孤独和恐惧,但是语言的靠近、沟通为相互的认同开启了通道,因而了解和掌握本地语言总是移民的文化追求。
  初到广州时做记者。有一次偶遇一个上了年纪的港商回乡,就想借机采访。我不会粤语,他不会普通话,真应了广州人说的“鸡同鸭讲”。如果在国外,兴许还能用几句洋泾浜的英语试试,但是老人家是那种少小出去打拼,靠艰苦创业的人,没有学过英语。“采访”只能在尴尬中不了了之。
  越过对粤语“识听唔识讲”的阶段,就进入可以半生不熟讲粤语的状态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只要我开口抛出一句粤语,立马可以从对方的反应中判断他是不是广东人。那种自以为是、不咸不淡的粤语,在地道的老广耳中很容易露出马脚。不过广东人比较和善,能够体贴别人,一当发现你其实并不真是粤方言区的人,只要他能说普通话,下一句立刻就会改口跟你说普通话了。这些不跟你说粤语的,偏偏就是真正的广东人。我总是想,语言的亲和力真是强大,内里藏着的神秘识别系统能够在一瞬间获得感应,迅速区分出另类。
  但是如果我一句“粤语”递过去,对方继续以“粤语”跟你交谈,那可以肯定他是“新客家”,来粤地的资历甚至比我更浅,完全听不出我的粤语是蹩足还是纯正。他一定把我当作本地人,或许正为逮着一个练粤语的对象而高兴呢。可就是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一粒种子落入土地怀抱时的发芽渴望。
  人们在语言中寻找认同,同时也有人在努力摆脱语言的身份定位。我住的巷口有一家卖杂货的小店,店主夫妇来自广东乡下,女儿在广州读小学三年级。我每次见到女孩跟父母交流用的都是普通话,父母有时用家乡话回答,有时为了呼应她,也用跟买家才说的磕磕碰碰的普通话。我有点奇怪,那女孩不会说家乡话吗?她的母亲说,怎么不会!不过她不肯讲。看来即使在孩子的心目中,普通话也已确立了正统身份,有高大上的气势。
  普通话在中国的王者地位当然是不可撼动的,尽管西人在一两百年前曾以为,所谓中国话就是粤语;尽管近年有人言之凿凿,说孙中山当年确定国语时粤语是第一备选,要是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粤语定然一统天下。但是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早已经被春花秋月锁定,今天广东人关于语言的要求其实也不过是不要禁止、取消粤语而已。
  但是离文化中心的遥远毕竟会带来一些不适,距离越大,不适感越是强烈。有一位以粤语为母语的诗人朋友曾向我倾诉他写诗的痛苦,他总是先用粤语打好腹稿,然后翻译成普通话,这样他才能写出韵脚符合现代汉语语音规范的诗歌。如今他的这种痛苦一定已经消散了吧?大多数诗人写白话诗已经彻底自由,没有了押韵一说,而旧体诗的音韵其实更利于粤语诗人的创作。那些派入四声的入声字,用粤语可以轻松区分,而北方语系的诗人或许还要查一查《入声字表》。
  语言是一种文化标签,因而会成为某种社会形象的象征。有一阵子,小品里被揶揄的“土豪”,或者是有点自私、怕事的小人物,常常是讲广州话的。就好像舞台上精于计算的形象一般都带上海腔。好在广东人不在意这些,对此很是坦然。他们不擅雄辩,一般不去聚光灯下争胜。不知这是不是涉及到文化自信的问题?我理解的所谓自信,应当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广州的报纸有时会十分市民化地在大标题中夹带粤语词汇。尽管受到正统语言学家和一些教育界人士批评,但是报纸对此听而不闻,感觉用方言词痛快时依然故我,并不因为批评而却步。
  在大规模的移民潮中,语言的渗透、流动呈双向趋势。在许多人积极学习粤语的同时,普通话也在南方这块土地上自然而然地流布,其影响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广泛。广州电视台拍了数千集的肥皂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剧中的那个粤语家庭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来媳妇。这已是广东社会常见现象了,我认为编剧的初衷是想通过语言的不同来设计情节,包括沟通不畅带来的误会,以折射文化视界和观念的冲突、共存及和解。可惜这个剧在观众的鼓舞下拍得太长,不可能长久保持对这样一个创作理念的延续性展示,难以继续据此不断地深挖。但是银屏之外的现实生活无比精彩,不同语言的交错、交锋、交融每天都在这南国的大都市上演。语言形态的生动活泼,催生着万千故事,使城市生活变得更加五彩缤纷。
  20年前文化热,涌现了许多评说不同地域文化的书。一些作者仅凭自己生活中的点滴印象或道听途说信口臧否。比如有一个作者曾在一对广东夫妇隔壁住过,他关于广东人的所有评说就取自于这两个广东人。这对夫妇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他心目中所有广东人的特点。他不喜欢这夫妇俩,连带就厌恶他们的白话口音。其实语言有自己的山水气场,有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轨迹,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不以人多势众压人。如果把国土比作一个大院子,不同的方言正是同住在这个大院子里的兄弟,围绕着正中大屋的普通话,它们依各自的方式存在,彼此间就是广州话说的“隔篱邻舍”。尽管方言之间会有不便,但如果脱离方言,又何谈地方文化!从隔篱邻舍那边听到抑扬顿挫的别样语音,不也是世界多彩的福音?
  四海一家是我们的至高理想,世界缤纷是我们的精神需求。为了沟通的方便,语言一直在寻找统一的途径,营造臻至同一的氛围。与此同时,我们也为了天地间的无限丰富,为了文化的多样性和这种多样性形成的社会历史,尽力保护不同的语言,保护着这种带着不同泥土芳香的财富。
  听到隔篱邻舍飘过来几句广州音不也是快事么,或许可以过去品尝一杯广东人泡的茶,甚至喝一碗正宗的老火靓汤……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来源:《广州文艺》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