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原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广东省委会原专职副主委；现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省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2003年3月，我被民盟省委会提名担任省政协委员，并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政协常委，同时，我还被安排担任了省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由此，我与省政协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往事历历。
一、关于提案工作
九届省政协对每个委员的提案都是很重视的，因此，我坚持在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提案。由于洛溪桥的收费依然没有取消，我继续在省政协提出关于要求洛溪桥“还贷结束，还路于民”的建议。由于每年都提，渐渐地人麻木了。直到2006年在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我继续提出的时候，提案审查小组告知我，不再立案了。可就在当年的7月1日零点，洛溪桥停止了收费。在九届省政协的提案工作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件是到博罗县监督关闭红砖烧制厂的提案，一件是督促花都关闭普通公路收费站的提案。
关于要求博罗县关停红砖厂的提案，是我到省民盟工作后，博罗县的农民向我们反映了关于他们农田被红砖厂挖来烧砖，现在已经挖出一个又深又大的池塘，已经有小孩掉进池塘被淹死的情况。正好，省民盟的法律专家王晓华到机关来，我就让他下去看看。在这之后，我提出了要纠正博罗县继续烧制红砖的提案。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直接询问了提案委员会，问办理的结果，还表示要亲自下去了解办理情况。在提案委的帮助下，我和民盟机关参政处的梅霭、省政协提案委办公室的同志到博罗县召开了提案办理现场会。他们汇报了中共博罗县常委会议的决定：两年内关闭全县54家红砖厂，并且立即对村民反映的那家红砖厂作出关停处理。我最后作了发言，据梅霭说，全场都很紧张，鸦雀无声。我首先说的是，不管这些烧制红砖的泥是来自哪里，泥烧制成砖，几百年都难以重新化成泥。因此，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都要求全面禁止红砖的生产和使用。而且，博罗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工业用地，让这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低端产业占用我们宝贵的工业用地资源也是不可以的，希望能够尽快落实县委常委会的决定，关停这些红砖厂。
此后，还是有不少人为这些红砖厂讲话的，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于是，第二年我继续追问办理情况，并且再次与省政协提案委办公室的同志到博罗检查督促红砖厂的关闭情况。经过这次检查，应该讲，关停博罗县的红砖厂是有进展的。
关于关停花都区普通公路收费站的提案，是基于我自己多次开车到花都的时候，都要经过杨荷收费站。当时，全国都在整顿普通公路收费站，要求做到六公开：经营者、收费期、收费标准、批复号等六项内容的公开。我开始注意这个收费站的公开牌的内容。结果发现这个收费站的收费期是1994—2044年，实在是太离谱。于是，我写了个要求他们整改的提案。提案经省交通厅答复，明确指出这是违规的，并且要求广州市对此进行整改。对这个答复，我是表示满意的。于是，答复后的第二年我和《新快报》的记者再次到杨荷收费站现场查看，那个公开表示收费要到2044年的牌子依然还在，我拍了照片，他们以投资合同里有外资企业，必须遵守已经签订的合同为理由拒绝整改，令我感到十分气愤，却也毫无办法。
也许是《新快报》的报道引起了央视的注意，在2010年4月，央视2套的记者来采访我，我就没好气地拿出照片，请他们到现场去拍就是了，并表示我过两天要出国探亲，就不必采访我了。不久，我在旧金山湾区儿子的电脑上，看到了关于5月1日全面关停花都5个收费站的消息。
二、在学习和文史委的工作
在九届省政协期间，我担任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邱金用，副主任有曾庆榴、何善心、王继群、邱捷、陈忠烈和我。在文史委的工作中，我主要做了两件事：召开了战时省会研讨会和开展了旅游扶贫。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省政协文史委接受了我的提议，搞一个战时省会研讨会。谁都清楚，这个战时省会，就是指当时的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的所在地；研讨战时省会，就是研讨当时广东省政府的一些事情，保留和修复当时的一些文物和古迹，挖掘这样一段历史。这在过去是难以立项的，但随着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广泛的电视剧的播出，这个题目也就顺利立项了。
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我们两次去韶关和连州。我们看到韶关那里许多当年张发奎部所在的地方都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我认为，当年左洪涛、杨应彬能够在张发奎部的政治部任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说明国共两党的合作还是比较健康的，应该找找当时中共省委的遗址，加以修复。我们几经探访才看到了粤北省委的一些破烂的泥房，必须加以抢救。在连州的连州中学校园内，我们看到当时吴铁城、李汉魂居住和办公的小楼已经成为危房，提议省里立即拨款给予修缮。一切都是为了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抗战形势。
2005年如期召开了战时省会研讨会，会议收到不少论文，我也认识了许多朋友。重要的成果包括：抗战时期广东省国民政府是坚持抗日的；当时的韶关是第四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许多共产党员在四战区政治部做抗日救亡工作；抗战时期第四战区是全国国共合作的模范区；莫雄任抗日游击司令的队伍，是国共合作的队伍……在连州及连南，我们找到了财政厅逃到连州的金库所在地；看到了连州中学拜岳亭里李汉魂、吴铁城、薛岳署名的“还我河山”，以示与日寇战斗到底；看到被飞机轰炸后，吴铁城的题字……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今后北部山区开展红色旅游、扶贫旅游都有极大的作用。
开展红色旅游和实行旅游扶贫，是我在文史委提出的，那时我只能负责学习和文史委的学习工作，而主要学习工作已经由政协学习中心组直接负责了，学习和文史委的学习工作能够干什么呢？主持工作的石安海副主席说，什么事情都是学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这让我这个要把整天钻古书堆的拉到外面去的副主任脑子开了窍，结合筹备战时省会研讨会的工作，我们开展了红色旅游和旅游扶贫的调研工作，到韶关察看了张九龄的墓，还有只留下残壁的广东省委的红楼，察看了客家围屋，也看了薛岳的故居。在张九龄的墓两边有小门，我们还转进去看，其实是空的。我们在清远的连州查看了刘禹锡的活动范围，提出了修建刘禹锡展览馆，在阳山查看了韩愈的活动区域，特别是在北山寺看到了书法家米芾刻在石头上的字。在肇庆，我们查看了还保留着1958年的小水轮机的发电站，看了盘龙峡的瀑布群，从怀集绕到连南，查看了千年瑶寨，更增强了我们呼吁开展旅游扶贫、发展红色旅游的信心。经过几年努力，在九届政协结束之前，我们和省旅游局的同志一起前往肇庆检查了旅游扶贫的工作，对他们打造的千里自驾走廊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在省政协大会作即席发言
九届省政协的时候，大家对大会安排的两次发言，由于都是一些印成文字的发言，照本宣科，没有特别的新意，往往兴趣不高，会议死气沉沉。尤其是下午大会，大家年纪都不轻，午休不够，往往犯困。为什么就不能设置由政协委员自由发言呢？为此，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场即席发言，主持大会的是我初中曾经同班一段时间的柯小刚副主席。
我一直以来对公共政策必须经过充分协商特别关注，因此在准备发言的时候，我一定要争取第一个发言，因为我认为这是政协应该真正要做起来的最重要的事情。果然，我幸运地被柯小刚指定为第一个发言者。我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话筒，就从读稿子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在直接说出“老百姓日子不太好过，必须建立一个公共政策群众参与的机制，公共政策的协商，政协责无旁贷”之后，我把老百姓跟我说的口语化的语言也直接说出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人均GDP已达到3500美元，但老百姓感觉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快，他们有些话讲得比较难听，尤其对公共政策。有些老百姓觉得，我们的住房改革简直是把“二老”的钱包掏空，医疗改革简直是把“二老”提前送终，教育改革简直是把“二老”逼疯……这样的发言，不见得有什么准确的依据，但是把老百姓的感觉直接表达了出来，这在以往的大会发言里是不可能有的。
在2011年的省政协大会上，我那时已经不是政协委员而是特聘委员了，按理没有举手要求发言的机会，但文化和文史委的同志告诉我，你可以举手要求发言。当年政协大会的热门话题是：建设幸福广东。因此，我用什么感到不幸福的排比句说出了我的意见：要幸福，首先要让口袋幸福起来。“居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指数不是幸福，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不是幸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赶不上上缴税率的增长不是幸福，广东可支配财政产值不如国家扶持的西部贫困地区，那也不是幸福。”在发言的时候，我还加上了“公务员八年都没有长工资，也不是幸福”。发言被媒体报道之后，他们转给我一条网友的留言：“谢谢你，王委员！我就是山区的公务员，一直低收入，面对飞涨的物价，早没有幸福的感觉了。谢谢你向省领导提出了：‘幸福广东’要从让广东人民口袋幸福做起，建立居民收入增长和GDP等多项指标同步增长的机制。有你这一说，我想我离幸福也不远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