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古船藏海底，一朝出水天下名。
近日，长江口二号古船时隔150多年重见天日，随即受到广泛关注。
事实上，这艘古船之所以能重现于世人面前，与35年前在广东南海海域发现的另一艘古船——“南海I号”不无关系。
“南海I号”与长江口二号对比示意图。制图：喻焰
2007年，“南海I号”整体打捞出水，创造了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迹——将沉船船体和船载文物与其周围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特制的钢制沉箱内，一次性吊浮起运。
这种特殊的整体打捞方式，当时在世界上尚属首例，被公认为世界水下考古史的重大创新。
2022年，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长江口二号”被整体打捞出水，再次震惊了全世界考古界。
这艘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延续了15年前“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理念，并对当年世界首创的打捞方式进行了诸多创新。
“南海I号”考古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右）在“南海I号”考古现场指导发掘工作。
作为中国水下考古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项目，“长江口二号”项目对比“南海I号”有怎样的延续和创新？从打捞技术、考古发掘到历史研究等方面，是否开启中国水下考古的“双雄时代”？
谈打捞技术
整体打捞只为文物万无一失
水下能见度低，是长江口二号和“南海I号”，共同面对的发掘难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海I号”所在海域水下能见度几乎为零、海况复杂，又常有台风侵袭，还有海洋生产、非法盗捞的威胁。
如果进行精细化水下考古，由考古队员不断潜入海底进行原地发掘，一件件地打捞，对于满载数十万件文物的“南海I号”而言并不实际。
“整体打捞是最有挑战性又最为合理的方案。”“南海I号”考古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说。
“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实践，为长江口二号等后续古船打捞提供了样本参照。
“南海I号”俯瞰图。
2018年以来，长江口二号项目负责人、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多次往返上海和广东阳江，观摩“南海I号”考古发掘现场，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也曾带队来讨论整体打捞后续的工作。
崔勇还前后参加过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方案的四次专家论证会，他将“南海I号”30多年来发掘、研究的经验教训倾囊相授。
“‘整体打捞、异地保护’延续的是‘南海I号’的做法，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二者的打捞方案不能通用。”崔勇说。
11月24日，在横沙码头从空中俯瞰“怀抱”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奋力”轮（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这里有一个有悖常识的认知——考古打捞讲究“忌浅不忌深”，水浅比水深更难开展打捞工作。
举例来说，“南海I号”水深24米，长江口二号水深8至10米，因此吃水深度达到近10米的“华天龙”号海上起重船，可以将“南海I号”古船连同凝结物、沉箱整体打捞出水，却很可能在长江口二号海域搁浅。
为此，上海专门打造了一艘“奋力轮”打捞工程船，吃水深度仅6米，并在船中部开口，设置了一个长56米、宽20米的月池，可以直接将被打捞古船从海底提升至“奋力轮”中部，便于随后的运输和装卸。
与“南海I号”在海底穿梁固定沉箱不同，长江口二号采用了“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进行打捞——
在水底，22根弧形梁，形成一个巨型半圆柱沉箱，把总重量1万余吨的古船和泥沙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提升出水。
11月21日清晨拍摄的“奋力”轮“怀抱”古船的画面（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整体打捞，曾有先例。
瑞典曾用双舶抬撬法从梅拉伦湖中打捞起瓦萨号沉船；英国考古学家在水下清理完“玛丽·罗斯”号沉船文物后，为船体焊了一个钢架固定，再整体吊起。
“相比于这些军舰、战船，中国发现的多艘古代商船承载着众多珍贵文物，用同样的方案容易导致船体散架，或是在水下清理时造成文物信息缺失。”崔勇说。
因此，从“南海I号”的到长江口二号，中国水下考古才不断探索新的打捞方案和技术手段，为求文物“万无一失”。
谈考古理念
将“实验室考古”发挥到极致
棕褐色木质船身从淤泥中裸露出来，船体真身一点点重现世间……“南海I号”在考古队员们的细致发掘中，正在缓缓苏醒。
这艘南宋古船沉睡了800多年，在2007年采用独创的整体打捞方案出水后，一直置身于阳江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内。
这一切的进展都在这个玻璃围起来的“水晶宫”中进行，往来公众一览无余——这就是“实验室考古”。
“实验室考古”最早源于上世纪30年代发掘殷墟时，因为面临雨季，考古学家只能把甲骨文堆积整个打包，从安阳送到南京博物院，在实验室中慢慢发掘。
崔勇说：“‘实验室考古’能结合田野考古、科技考古，综合多个学科，最大限度获取沉船的历史信息。”
15年来，“南海I号”共发掘出18万件文物。作为此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实验室考古”遗址，它为后来许多考古发掘项目提供了技术参考。
两年前，在三星堆遗址开展实验室考古之前，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就特意到“南海I号”发掘现场来看测绘的器材、技术。“很多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教训，会变成后人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崔勇说。
得益于“实验室考古”，考古队员在“南海I号”发掘中获得了大量预料之外的历史信息。
“南海I号”上发现的“淳熙元宝”款铜钱。
在发掘其中一个船舱时，崔勇发现舱内文物稀少，但是有很多黝黑的淤泥，于是用科技考古手段对淤泥进行检测，意外发现了丝绸蛋白，说明舱内曾经装满丝绸。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宋代人的头发，通过对DNA的提取研究，可以还原古人的饮食习惯。
这些细小且琐碎的文物遗存，如同线索一般勾连着古人的生活画卷。崔勇感叹，如果只是在水下发掘或者常规的田野考古，很多历史线索都会被忽略，导致重要历史信息的流失。
两艘古船的考古团队，还不约而同提到了“时间胶囊”的理念——一艘沉船就是一个容器，古人以这种悲壮的方式将最具时代性的东西埋藏在其中，等待我们去一一打开。
“不同于陆地考古遗址偏向单一性，往往只能从古人的丧葬习俗中去考究历史，信息量有限，沉船遗址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生存单位，集聚了古人吃、喝、住、行等生存元素，可以反映出完整的生存形态、社会形态。”崔勇认为，实验室考古就是在破解“时间胶囊”，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
长江口二号出水文物。国家文物局供图
为此，考古团队在“南海I号”考古现场，首创了一个智能考古测绘平台——一架褐红色的巨型天车犹如横梁一般悬在古船上方，中央搭载了一台三维激光扫描仪，对着船舱内进行“无死角”拍摄。
考古队员每发掘一层，天车就来回“扫描”一次，将详尽的数据信息最终汇总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以求能最大程度实现沉船和文物自动化测绘，让“南海I号”所有考古工作可“逆向复原”，尽可能弥补考古发掘带来的“缺憾”。
对于长江口二号，翟杨介绍，该项目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实验室考古工程。“目前出水的越南产水烟罐、东南亚的船体木材、景德镇窑瓷器等文物都还只是冰山一角，整个过程会涉及到温湿度、空气、水环境、生物、微生物控制、船体支撑加固等一系列问题，历时长，复杂程度高，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技术深入研究。”
谈后续研究
将重点挖掘古船历史文化价值
对于古船满载的文物来说，古船本身才是海上丝路最重要的单体文物。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
“‘南海I号’船体本身，是海上丝路最重要的一件单体文物。”在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孙键看来，宋代开始，中国的海航事业趋于极盛，对比满船所载的金器、瓷器等珍贵文物，“南海I号”船体本身，作为目前发现的宋代最大单体木构帆船，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南海I号”可以为今天人们研究中国古代造船提供绝佳的标本和研究对象。
“南海I号”考古发掘现场。
发现至今35年来，经历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异地搬迁、保护发掘、博物馆展示等漫长环节，“南海I号”水下考古项目经历了旷日持久的“长跑”，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古船真身在“水晶宫”内重见天日，向当今世人重现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辉煌时代”。
在崔勇看来，以“南海I号”为代表的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有良好的运动性，开启了中国古代的海洋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帆船。“古船本身对于破解古代海上丝路诸多谜团，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
事实上，围绕古船本身的诸多“谜团”，在整体打捞出水数十年后才逐渐揭开冰山一角。
长江口二号出水文物。国家文物局供图
今年，在广东本地考古及历史学者合力下，破解出“南海I号”曾途径广州的重大信息——
“南海I号”出水的酱釉大罐确认来自南海窑，间接说明广东南宋时期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不小的规模，反映出广州在南宋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海洋贸易地位。
“南海Ⅰ号”出土“酒墱”款标本。
让古船“开口说话”，开掘古船本身隐藏的重要历史信息，同样是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项目的“重中之重”。
与“南海I号”一样，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出水后，将在上海船厂旧址筹建的古船博物馆“安家”。未来，老船坞也将“变身”为沉船考古基地和古船博物馆。考古人员将在这里逐步揭开这艘清代古沉船的诸多未解之谜。
按上海市文物局局长方世忠的观点，古船整体迁移后，将重点挖掘古船历史文化价值，让文物“开口”说话，“最大程度地发掘古船的科学、历史、艺术、社会和文化价值”。
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现场。国家文物局供图
“如果说，“南海I号”的发现，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那么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发现，则是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珍贵历史见证，对于上海的开埠历史也同样重要。”崔勇说。
对比“南海I号”承载的宋代海洋贸易史的荣光，长江口二号距今年代更近，它是一艘清代同治年间的沙船，有专家认为，这一船型抗风浪性较弱，不适合远洋航行，一般在近海和内河使用较多，目的地或为北方的天津、辽宁等地或是东北亚地区。但这艘船处在中国历史的大变局时代，反映清末航运的最后挣扎，是研究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开埠史弥足珍贵的物证。
在多位水下考古学者看来，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中国水下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它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其完整度，船体和船用属具保存较好，船货丰富，大量船上生活物品展现了清代晚期商船航行与船上生活的生动画面，可以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贸易史、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史和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长江口二号整体打捞现场。国家文物局供图
正如褚晓波所说，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出水只是序曲，更大的考验还在后续的全面考古调查与科技保护，“古船保留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如同一幅缩微历史画卷，古船的故事刚刚开了个头。”
来源：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