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父亲和他的时代

2022-05-06 来源:本网

  1956年7月,网山村与新山村(杨村)、凤山村联合成立了“新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新网社”,所有土地归集体所有,生产工具也全部公有化。

  合作社,不再是单门独户生产,而是村民们集为一体,共同面对新事物和新问题,因而需要有能力的人站到前面来。这给了父亲一个难得的机会。这年父亲三十岁,新时代的舞台,向他拉开了大幕。

  旧社会,农家孩子很少读书,父亲念过高小,能识字记账,尤其是算盘用得十分之好,正当而立之年,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早承家业,身有担当,所以先被安排做记工员,后来又做小队会计。他成了社里年轻人中最活跃的一员,几乎所有新出现的重要物事,他都是最初的参与者。

  建社伊始,凭藉集体的雄厚资金,新网社买了一台大马力的水泵,这是社里第一件水利机械。父亲与新江村的王占品,共同负责安装和使用。占品是1951年浙江省“劳动模范奖章”获得者。

  两个年轻的农民,按照简单的说明,摸索着把水泵安装在永宁溪上,准备抽扬溪水来灌溉稻田。但柴油机发动后,轮子飞转,却怎么也抽不上水来。

  水泵的原理,是先把进水管灌满水,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吸上,同时吸开阀门让水流涌入,再被抽扬到高处。但那个进水阀是半圆形的双开门,质量不好,关不严实,总是漏水。好不容易灌满了,待到开启机器,水就全漏光了,水泵只是在那里空转。几乎折腾了一天,就是没法子。

  幸好桥亭村更早就使用了水泵,父亲前去请师傅,用一包烟作酬劳。那人来了之后,先挖了一桶田里的稀烂泥,灌入进水管,让烂泥封住阀门,然后再注水,一开机器,果然在第一股泥浆水之后,就喷出了清亮的溪水。

  水泵的威力,远非木头制作的水车所能比拟,很快就把这一段溪滩水都抽干了。溪里的鱼儿活蹦乱跳,成了村民的福利。我姐姐还记得放学后去看父亲抽水,水落石出时,细长的溪鱼,如划线条般乱窜,泼剌剌的十分可喜。一时吃不完的鲜鱼,就晒成鱼干。

  之后,村里又买了碾米机。以前村人稻谷脱壳,是在石臼里舂杵,最是辛苦。不仅颇费时间,而且米粒易损,出米率很低,还夹杂许多未脱壳的谷粒,所以,村民对辗米机企盼已久。

  父亲和占品从县城拉来机器,熟练地安装到一间仓房里,然后开机碾米,只见谷米如流水似的泻下,却是一半米一半谷,黄白相杂,十分难看。折腾到黄昏,两人灰头土面,仍然不得其法。

  桥亭村的师傅碰巧来村里串门,听得机声隆隆,不免心痒,也踅来一观。只见他眯眼看了一会儿,伸手调整了漏斗下方铁片插入的缝隙,再把上面的固定螺丝拧紧了一道,机器就稳稳地喷出了白米。原来,父亲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控制进谷量的这个小小机关。

  这些都是农村里从来不曾有过的新鲜事,所以就连这些小小的失误,也让人心生欢喜。那时的农村,真正带着朝气,蓬勃向上,这是大合作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父亲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自信,贡献着才智,并油然产生一种自豪的感觉。因为,这是属于他的新时代!

作者的父亲21岁时的留影

  合作社里,每日为社员的劳动登记工分,也是一桩新鲜事。父亲被派作记工员,每天黄昏根据社员的劳动情况,用“记工簿”登录工分。社员们都很兴奋,都想知道自己每天的劳作是否被记了下来。但每人都要翻开簿册来说一遍,实在太是烦人。

  于是父亲想出了一个点子,找来一张大纸,竖为人名,横分三十一格,贴在墙上。一个月的出勤情况,便一目了然,如有出入,可以再查记工簿。那时,很多社员其实主要不是看自己,而是悄悄查看别人的出勤记得对不对。

  父亲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他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这样每月都要新画一张,总归不方便,所以父亲特地去了一趟枫桥镇,那里有专门做印务的店家,父亲比划着,请店家印出一些表格来,并在抬头印上“新网社工分上墙表”。

  店家听完,眼睛就亮了,他说:“就不算你排版费了,只算印刷工本,但这上面写‘新网社’的地方,就让它空着,你回头自己去填。”原来,精明的店家发现,这“上墙表”是全镇各合作社都用得着的,空着社名,他印成一批,便可以卖给很多家。既帮了别人,又省了工钱,父亲当然说好,并且很是有些得意。

  不久之后,这“上墙表”就在全镇甚至全县都推广开来了,成为各合作社的标配。

  十几年后,我哥哥做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也曾帮忙记过两天。夏日,晚饭后,三三两两的社员,趿着拖鞋,在昏黄的灯光下观看上墙表,指指点点,我深深觉得,这表做得实在是大有道理。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这竟是出于父亲的一个小小创意。

  其实父亲的这一想法,也是出于自然。他一生奉行的是公平公正,而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公开透明。有时,他甚至认真得有些近乎偏执。

  父亲代表社里给杨村人记账。那天上午,社里安排妇女打扫大厅门口的晒谷场,贫协副主任的媳妇说她也去了,但父亲记下后,却有人说她并没有参加。父亲特地向另外几位妇女核实,都说是只来了一下,还没有开工,有人来喊,就走了。父亲认为,来了一下就走,那就是没有参加了,于是涂去不记。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得罪人的开始。

  因为识字明理,父亲也代表我们村参加社里的会议,一起商量事情。那次是估算各村具体田亩的产量,叫“估产”。社里的田块,有山凹的梯田,有平坦的水田,肥瘠不同,日照有差,水源冷暖各异,产量差别很大。好在参会的都是老农,对各村的田块十分熟悉,所以一一估算,并无太大争议。

  之后,杨村人先提出,他们新祠堂背后、白果树下的田块,遮荫过大,又在村边,难免鸡鸟畜生搅扰,产量受损,故请求酌减。大家都认为确是此理,同意减免。

  父亲见状,赶紧提出,我们村在小溪坞村北边、大樟树下的几丘田,情况相同,也请求减免。大家也无异议。估产之后,是分派国家的“统购粮”任务,于是争议骤多,吵闹不已。散会后,父亲不放心,留下来向会计要过账本,再作核查,发现我村的田亩果然没有标注减免,于是急忙向会计说明。

  那会计是杨村人,其实不想让我们村减免,见被说破,就只好说是漏了,并且很不情愿地说:“那你自己添上吧。”父亲就涂去原数字,按减免后的数目,端端正正地做了注记。

  又过得一些日子,忽然有民兵来我们家,把父亲送去视北“劳动改造”。罪名有一堆,其中最重的一条,便是“私改产量、破坏统购统销”。几百个农民,严寒的冬天在视北垦山筑埂。但那里的负责人,似乎是我太婆娘家的侄子,父亲要叫他声舅舅,他在解放前读师范时就参加了革命,曾担任过区长。他翻阅了案卷,又听了父亲的解释,骂了声:“乱弄!”便让父亲留在厨房,专心负责做菜烧饭。所以,父亲并没有吃什么苦头。过了两个月,父亲被放回家,倒是养得白白胖胖。

  这次经历,给父亲留下了一份手艺,那就是能做一手好菜。后来生产队时,他做过厨师,帮助本队社员办置婚宴酒席。那时娶亲已是不易,酒席能省则省,一般也就置得五桌八桌。父亲精打细算,十元钱就能办得一席,且能吃饱吃好,所以深得村人信赖。

  又过了个把月,上面派人来到我家,专门来给父亲平了反。

  那一年,父亲三十三岁,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的痛。当时一起在社里做事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各队的骨干,有的做了公社干部,而父亲则从此失去了上升的通道。之后二十多年,在别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做事让人放心、也很好使唤的社员。待到改革开放,可以有所作为之时,父亲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喟然叹息。

  就这样,父亲的新时代,早早地落下了帷幕。


  作者:黄仕忠,浙江诸暨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