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志瑾:他是搀扶过我的人——怀念杨奇同志

2022-04-08 来源:本网

  好久没有听到杨奇同志的信息了。2021年10月1日清晨打开手机,一行黑色的字跳进眼帘:粤港著名报人杨奇去世!

  噩耗来得那么突然,叫人不敢相信。



杨奇先生2020年春节留影   陈忠毅 摄

  啊,种下羊城晚报这棵大树的人,终究走了。很伤感,很悲痛。

  · 爱 护 · 

  1961年2月,羊城晚报与广州日报合并,晚报向上海复旦大学要了四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我刚从上海学校回到苏州家里,就接到了要马上去广州报到的通知。

  1961年夏天广东遭受特大洪水侵袭,京广铁路几度中断,我在家待了足有两个星期,一直到9月中旬才出发。我父亲是老派人,他从心底是不愿我去广州的。

1962年羊城晚报与广州日报一度合并,部分同事在报社门口合影(第二排中者为杨奇)

  但到报社,却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气息。

  四个同学中,除去一人是广东籍外,另外三人都是外省人。报社派人带着我们逛了几天广州城,先后去了越秀山、镇海楼、文化公园、体育馆等处。我们在彼此的交谈中,言语都热乎乎的:不用急,话是会听懂的,不要急着写稿。

  后来才知道,对于四位大学生的到来,编委会开过会,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杨奇同志定了几条要求:要派人带我们逛广州,熟悉街区、熟悉道路;在去专业部工作前,由分管的编委同我们交谈一次;开一个座谈会欢迎我们。

  我被分去经济部,分管的副总编辑麦扬同我谈了一下午,就像聊家常,聊我的家庭、我的学校,直到问我为什么要来羊城晚报,很亲切,很热情。报社党委书记、人事处处长申小丛,主持开了一个气氛热烈的座谈会,还摆了精美的茶点,欢迎我们四位同学的到来。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怀。我们到报社不久,“花地”副刊邀请了广州的一批工人作家到花县座谈、休息。本来对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可是杨奇同志要我们四个也去,希望我们从与作家的接触、座谈中再学习,而另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藉此改善一下生活,因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他用心良苦,叫人深为感动。

  对分配来的大学生表现出如此大的热忱,不是偶然的。

  省委要求杨奇同志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而要创办这样一张报纸,没有知识分子不行,少了也不行。

  杨奇同志高瞻远瞩,到晚报后,他首先重用了一批笔杆子,但在编辑部内,多数编辑、记者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所以他又向高校要人。这是羊城晚报创刊后,第一次接收四名新闻系5年制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对我们非常重视,很爱护。

  · 搀 扶 · 

  我到经济部后,分线跑银行、财贸。那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先后采写了几篇弘扬勤俭持家的稿件。经过深入采访,我又发现在广州的芳村区松基直街,有一个十年不散、互帮互助的居民储金会。

  1962年4月12日,羊城晚报以《坚持十年的邻里储金会》为题,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我写的这篇通讯。

  杨奇同志看到这篇报道后很高兴。这正符合当时通过对节约、储蓄等群众日常生活的报道,宣传勤俭建国的精神。他在会上说,小龚到报社才几个月,就写了一批勤俭节约的稿件,特别是发现了一个居民储金会的典型,很努力,要表扬!

  我真是喜出望外。

  但路并不总是笔直的。1962年5月8日,我到法院采访,看见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盏台灯,台灯罩是用马口铁敲出来、灯座是用旧材料手工弯出来的,一了解,原来这些灯没有花钱买,是自己动手做的。

  这不是勤俭办事业的又一例吗?我就写了一篇小通讯,绘声绘色地报道这事。谁知见报第二天,法院领导就打电话来说,这些台灯是劳改人员做的,《羊城晚报》歌颂了劳改犯……

  杨奇同志在全社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我,但对外他则把责任揽给了自己,给法院写了检讨。

  我深深地感到痛悔,感悟到要当好一个记者、写出好稿来,光有热情还不行,光凭勤奋也不行,还要懂政治。

  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总得有几个人搀扶。

  表扬是搀扶,批评也是搀扶。

  杨奇同志是搀扶过我的人。

  · 办 报 · 

  《羊城晚报》创刊时,省委要求:“要办得不同于《南方日报》。”省委领导甚至说过“狠话”:“如果办成《南方日报》第二,那就不如不办。”

  那么,怎样把《羊城晚报》办得既不同于机关报、群众又喜闻乐见呢?从1961年年底起,杨奇同志先后两次在报社组织采编人员,开展攻“新”字的讨论。我参加过几次讨论和座谈。

  杨奇同志说,所谓新闻,主要是指消息。如果报纸不以消息为主,也就不成其为“新闻纸”了。新闻要新,首先要有新鲜的事实。

  在讨论中有的人说,记者不可能及时了解各种新发生的事,只要记者刚发现,虽早已发生,但主题还是新的,不也是新闻么?

  杨奇同志说,不。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必须具备五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首先是内容新、时间新,报道角度也要新。

  这样的讨论,使采编人员渐渐明白:没有新闻特征的工作经验介绍,没有新鲜事实的典型报道,一般性的生产动态等等,都不是羊晚要选择的新闻。

  杨奇同志说,记者应当以主要精力写好消息(新闻)。一篇好的消息,不光要短小,而且要精悍;一个好的记者,不光能采访到新鲜的事实,而且要写得文采斑斓、引人入胜。这些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慢慢地,羊晚一版的新闻,篇幅短了,条数多了。群众关心的事、议论的问题,端到报纸上来了:《糟蹋蔬菜何时了?》《三轮车乘客的呼声》……

  这样的新闻,要到生活的海洋中去找寻。杨奇同志还叮嘱大家:记者要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广交朋友,从这里去发现新闻。

  1963年左右,我到海珠区沿江路广东纺织厂细纱车间劳动,一周去两个半天,持续了有近一年时间。那时,我一边推着小车,拔细纱机上的筒管,一边观察工人的劳动,空闲时和她们交谈,就这样采写了一批反映纺织工人生产、生活的消息和图片,并和厂里的干部、工人结成了朋友。

  在记者生涯中,杨奇同志的指引让我增添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杨奇同志从抓“新”字着手改进新闻报道,是一个重大突破。它进而奠定了《羊城晚报》“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的独特办报风格。报纸的日发行量从创刊时的8万份,逐步提高到30万份,最后到“文革”前的50万份。每天午后出报,总有一批读者在报摊等候买报纸。

  杨奇办了一张“不同于机关报,又让群众喜闻乐见”的党报,他为羊城晚报创刊时省委领导出的这道题目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 不 老 · 

  “文革”后,杨奇同志去了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又去了香港,就很少见他了,听说他依然在办报。但1992年他离休回广州后,每年省老记在东方宾馆开迎春茶话会,又总会见到他。

  他坐在主席台下面的大圆桌前,见我走过去叫“杨奇同志”,他亲切地站起来,依然叫我“小龚”,还问“你夫人来了吗”?他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不摆架子,几十年来,报社上下都不称呼他的职务。

  杨奇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一个退伍老兵,如今“早已不会办新时代的报纸了”。这是他的自谦。尽管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自媒体异彩纷呈,但他提出并实践了的办报主张——

  “新闻报道的中心应当是人民群众,即使是短短的一则消息,也应尽可能写人的活动,要有人的生气、人的声音。”

  “报纸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耳目和喉舌。”

  ——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媒体,都不能忽视的,我想。

  杨奇同志的办报思想不会老。杨奇同志千古!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