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协，新中国”（上篇）
今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前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由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布。
这份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文献，嵌入了六个“专栏”以注其要。其中“专栏2”就以《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题，追述了70余年前民主人士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历史。
今又9月，整整72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
本栏目今起分上、下两篇，回顾这段串联起香港与内地，发生在繁华都市与茫茫大海之间，冲破波诡云谲、奔向光明的历程，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聚焦港岛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投降之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争取民主。在重庆，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召开有若干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重要决议。
然而，这些决议墨迹未干，便被蒋介石一手撕毁，他之所以同意国共两党和谈，同意各党政治协商，不过是为了赢得时间进行军事部署，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
在全面内战和独裁统治的阴云下，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管制。为了保存民主革命的力量，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众多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避开特务的盯梢，秘密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和平民主运动与进步文化活动。
这其中包括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茅盾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政治活动家、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形成了浩浩荡荡的爱国民主力量。
各个民主党派不但在香港积极展开活动，而且根据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从组织上作了新的调整。
例如：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解散之后，其中央常委沈钧儒一到香港，便重建了民盟的领导机构。
国民党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有革新国民党的愿望，李济深从上海到了香港之后，也经常与蔡廷锴、谭平山等志同道合者商讨开展反蒋民主运动的工作。在中共香港分局推动下，他们在1948年1月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以李济深为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又如：黄炎培委派孙起孟在香港重建了民主建国会；马叙伦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这时也转移到香港；陈其尤在香港正式恢复了中国致公党活动，等等。
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这一系列行动，不仅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而且朝与中共长期合作的统一战线政党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一呼百应
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形势下，广大在港民主人士读到《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史称“五一口号”）时那种振聋发聩的兴奋之情！
在1948年4月30日晚由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的这篇文字当中，所列第5条，为毛泽东主席修改初稿时亲笔重新起草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点睛之笔，“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马叙伦），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进步民主力量协商建国的精彩华章。
5月1日，毛泽东即交代中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他致李济深和沈钧儒两先生的函件，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具体意见，并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并开列拟邀请的解放区以外民主人士29人，其中留港的就有16人！
在那个交通、通讯皆阻隔的年代，竟然仅仅四天之后的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
即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彭泽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
——就迅速集结起来，联合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各界暨海外同胞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群情激昂
作为亲历者，当时在中共领导的香港《华商报》任职的杨奇先生回忆：“从这时起，香港便掀起了一个‘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座谈会、报告会一个接着一个，《华商报》上刊登的专论、‘笔谈’也一篇接着一篇。”
确实，从“五·一”口号发表之后直到当年7月，上述民主党派均以集体名义发表了声明、告同胞书或宣言等，群起响应，为筹备新政协出谋献策。在当年的《华商报》上，可以一一看到所刊载的那些群情激昂的语句。例如：
6月9日，致公党发表的宣言中说：“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6月14日，民盟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6月25日，民革发表的宣言中说：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
当时，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也以学术工作者、爱国人士、留港妇女界等不同名义，表明支持和参与的立场。在其中一份集结人数最多的《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五一号召》中，包括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邓初民、陈其瑗等在内的125人联署道：
“倘使过去的政协是人民代表向反动当局要索一些民主权利，那么将来的政协，是人民的政党用民主的方式，和全国所有民主势力的代表们平等商谈国家大事。”
从而将是时鼓舞民志、协商建立新中国的“新政协”，与1946年国民党主导下召开、名存实亡的“旧政协”区分开来。
民主协商
“新政协运动”这个名词，虽然首次出现在1948年6月14日民盟发表的响应声明，但实际上，活动本身是以中共香港分局为轴心和纽带展开的，一次不折不扣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运动。
当时，中共香港分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和中共在华南的领导机关，要具体执行、宣传、解释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要将自己所了解的各民主党派的动向、疑虑、主张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再接受中央据此发出的继续指示。
如此反复、循环，使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得以彼此尊重，协商求同，对诸多方面的问题看法趋于一致。
香港分局与各民主党派关于新政协问题的意见交换和民主协商，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既有个别联系又有集中座谈。对于重大或机密的问题，一般由分局负责人登门征求民主党派意见。
例如，“五一口号”发表后，香港分局就对重要的民主人士逐一登门拜访，才使各民主党派首脑和著名民主人士在5月5日就迅速联袂发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响应函电。
此外，还有两个层次的“双周座谈会”：
像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吴茂荪(代表冯玉祥)等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在位于天后庙的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机关举行，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和潘汉年、香港工委副书记兼统委书记连贯都出席；
另外，就是在湾仔某单位会议室举行的、中层民主人土参加的座谈会。
每次集会，都洋溢着民主人士对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民主联合政府即将诞生的兴奋情绪，同时也带着对召开新政协的高度责任感。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会议记录，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最为详实：
会上讨论了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范围等诸多具体细节。与会者非常踊跃，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郭沫若、茅盾等先生都作了多次发言，李济深则因当日有事请假，委托连贯转达他的意见。
对有些问题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李济深主张等到解放军拿下平、津之后，才在北平召开新政协；李章达、谭平山则不同意。
这次会议的记录者是当时香港工委的统战委员罗培元。他后来还回忆，讨论的时候大家畅所欲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都可以提，以最大限度集思广益。
而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等人，除了讲解一些北上的交通问题，并未发表自己的见解，“更没有强加于人的做法”。
南来北往
中共中央委托香港分局和当时留港民主人士商讨召开政协的准备工作，是十分严肃真诚的。每一事项、每个进程，都通过电话或信函，委托在各地的党组织提交给当地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进行充分讨论。
例如1948年10月，中共东北局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代表商谈，30日，中央将该次商谈成果《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诸问题》发给华南分局，请他们抄送仍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等11人，并表示：其中所提名单等，也只是中共的希望，完全可以增减和改动。
11月20日，香港分局又回电向中央报告与在港诸位座谈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
南来北往，千里迢迢，共商国是。
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确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重视。例如，在“五一口号”发出后，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函中，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问题，提议过1948年秋在哈尔滨举行。
对此，李济深在6月30日香港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书面意见认为：“为使新政协的号召力量加大，要拿下平津，在平津开会，最好不要在东北开会”，“未正式召开前要有准备的机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先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正式会议也于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
此外，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新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国家职权的方案，也是在经过各方民主协商之后做出的。
风雨同舟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复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对其言行表示“极为钦佩”，并进一步邀请他们就民主建国诸事宜，以“卓见见示”。
同一天，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等人，命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与香港分局负责人一起完成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还亲自筹划交通工具和护送人员，打通北上的航线。
几经筹谋，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决定租用苏联等国的悬挂外国旗的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运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从1948年9月开始，共有20多批、总人数超过1000名的民主人士和各界精英，在当时陆空交通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乘坐货船陆续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再转赴北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终于在古都北平顺利举行。参加这一盛会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有662人，其中从香港北上出席的民主党派人物就占了110多人；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当中，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余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这四位都是自香港归来。
如果没有这11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成功到达北平，人民政协会议就不可能在1949年9月顺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不可能在10月1日诞生。
各民主党派从响应“五一口号”的倡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热烈开展“新政协运动”，到秘密离开香港，辗转抵达北平，直至一同筹备和召开政协会议的整个过程，堪称为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一道，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典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阐明，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他们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
回望这一段从香港到北平的壮阔历史，诚哉斯言。
—— 访 谈——
载入史册的“新政协运动”
莫岳云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羊城晚报：1948-1949年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响应“五一口号”的这一段历程，有何重要意义？
莫岳云：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今年6月25日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详细梳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发生、发展的过程，其中也特别提到了它。
1948-1949年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响应“五一口号”、北上参与协商建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重要一环，它显现出中共的领导地位日益明朗，各民主党派逐渐明确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协商建立新中国。
其实，这种认同和接受领导，也有一个过程，各党的合作关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直到全民抗战期间，尤其经过1946年“旧政协”召开时与国民党的斗争，其后共同致力于反独裁、反内战，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才更加密切，对民主、革命进程的认识也更加趋于统一。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皮书提到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协商有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形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三种形式在建国前夕的这场“新政协运动”中都已在成功实践了。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发生于香港的“新政协运动”？
莫岳云：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提出，新政协运动是不是民主党派发起和领导的？对此现在学界普遍认为，1948年6月14日，民盟在响应“五一口号”的宣言里提出“开展新政协运动”，这虽然从概念上首提，但实际还是由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做了大量细致深入、不可替代的工作（例如帮助民主党派重建和开展活动，组织座谈、联络各界、发表文章等），才形成了这场先以香港为阵地，后来推进到北方解放区的“新政协运动”。
我对“新政协运动”有如下界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主体是民主党派，运动中心先在香港、后北上到哈尔滨等地，随着民主人士北上而扩大影响；时间是从“五一口号”发布，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
羊城晚报：民主党派何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莫岳云：刚才说过，整个“新政协运动”实际就在中共领导下推进的，而民主党派在其中的表现，不论是迅速联合表态响应“五一口号”，还是在各种座谈会、发表文章批驳“中间路线”，并且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首要地位，这些都表达了迫切的团结、合作之意。
特别是到了1949年1月22号，已抵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其中更是明确提到：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指出，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北上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的这个过程，“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概括。
—— 延 伸 ——
李济深：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他成为时局的焦点人物，在香港民主党派领袖中最具政治影响力，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
蒋介石不愿意他离开香港奔赴解放区，派人严密监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配合，取蒋而代之；美国甚至游说他组建新政府，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港英当局则希望他留在香港，成为自己手中一张“有用之牌”。李济深均不为所动。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热烈响应。5月5日，他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积极投身“新政协运动”。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致信邀约，而且在中共中央列出的29人邀请北上名单中，李济深名列首位。周恩来为李济深等人北上制定了极其细致的接待方案，包括租用的轮船、登陆的口岸、居住的旅馆，甚至御寒的衣物等等。
为了动员他早日北上解放区，中共方面和民革的进步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何香凝老人就劝李济深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是为了他自身的安全。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其他人也动员他早点离开。
当时有许多家事令李济深牵挂，几个孩子或被国民党扣押监视，或远在海外，李夫人当时也已病重，他一北上就有可能面临生离死别。
得知这些情况，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专程上门拜访，恳谈之中不仅当即答应资助2万元安家费用，而且表明李济深离港后的家庭生活费用可由中共承担，而且将最大限度帮助他们家人团圆。
这才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李济深最终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等民革同仁一同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