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那段激情岁月，也是岭南画坛大放异彩的时代。广东著名国画家林墉、油画家汤小铭可谓弄潮擎旗的佼佼者。光阴荏苒，那些笔力千钧的作品神采不减当年，随时能唤起人们对火红年代的集体回忆。
2006年，在广东美协主办的评选活动中，林墉中国画《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汤小铭油画《永不休战》，汤小铭、陈衍宁连环画《无产阶级的歌》，以及林墉、汤小铭、伍启中、陈衍宁合作的宣传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作品入选“广东美协50年50件经典美术作品”。
林墉、汤小铭是现实主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主张的忠实追随者。在上世纪70年代，他们一系列富有生动细节与地方气息的艺术实践，在全国反响巨大，形成了引领创作潮流的“广东现象”。
他们的代表作影响了一个时代，也为改革开放后广东更加自信多元的美术表达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从这些兼具思想高度和美学品质的经典作品里，人们所能读到的并不只有艺术技巧，还有一代岭南画人矢志不渝的初心。
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杨小彦认为，无论身处在哪一个时代，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林墉、汤小铭创作不变的核心，他们的作品也因贴近民众而显得隽永和意味悠长。
林墉与《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艺术跟良心本身就是在一起的”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曾是革命的摇篮。这里至今还珍藏着一批半个世纪前的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从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到慷慨激昂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刻画入微的笔触再现了中国革命曲折而辉煌的足迹，其中不少作品均出自国画家林墉之手。
1958年，16岁的潮州少年林墉来到省城就读于广州美院附中，拉开了漫长艺术生涯的序幕。当时，广州美院中国画系人物画科由杨之光主持。他在教学中实践和推广写生、速写、默写、摹写，融西画写实造型技巧于国画笔墨表达之中。
林墉深谙先生“四写”之道的重要性。从广州美院附中到广州美院中国画系，八年寒窗苦读磨砺了精湛老练的笔墨，也燃起了年少气盛的斗志。他心中默默许诺：“我设想我的国画人物创作要与油画放在一起而不逊色！”
1970年，林墉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画创作组，终于迎来了实现自己宏愿的机会。为了还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情景，他接到了第一幅巨幅画作创作任务：《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年，为了回答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争论，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开展了32天的调查，行程700多公里。林墉当时借来了原著，边读边画。有时，为了描好一个面部细节，他打下的草稿就不下十幅。
经过10个月的锤炼，画作《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让林墉在画坛声名鹊起。《调查归来》《百万雄师过大江》《战地新歌》《八路秧歌进村来》……此后五六年间，林墉几乎每年都有佳作登场，备受瞩目。
创作于1972年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手执锄头的毛主席、头扎包巾的陕北老农、热火朝天的八路军战士……林墉以扎实的结构功底与洒脱的笔墨技法，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变得真实可感。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入选“广东美协50年50经典美术作品”时，最让广东画院专职画家、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陈迹难忘的，还有那些几乎等大的巨幅素描“草图”，“林墉先生的精神张力和艺术才情充分展现在作品呈现过程之中”。
改革开放后，林墉又一次迎来了艺术上的蝶变。一大批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的都市女性，从林墉的笔下走进了观众的视野。而在巴基斯坦、印度域外人物画系列中，艺术技巧的运用更是充满“近乎奢侈的恣肆”，展现出明丽酣畅的“南方美感”。
从宏大叙事转向人物写生，林墉运用历时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完成了四度转型。每一次转变的背后，依然跳动着那颗不变的初心。在林墉看来，“艺术跟良心本身就是在一起的”，他的作品也因而获得了超越时代的隽永价值。
“我每一次看我画的历史画，都会激动，想哭。”尽管时隔多年，每当回忆当年创作的巨画，林墉依然思绪万千，难掩当年的激情。“这辈子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就是我还跟得上老百姓。”他曾如此向记者剖白自己的心声。
林墉从不相信从天上掉下来的创新，他更愿意自比为一名艺术道路上的“磨刀人”。“父亲以身体力行告诉我，‘艺术’是‘艺’也是‘术’，艺术家也要有不断精进的匠人精神。”林墉之女、广东画院院长林蓝感悟道。
汤小铭与《永不休战》
以肖像画记录社会行进轨迹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如果说，《自嘲》是鲁迅本人对其文学形象最深刻的自我写照，那么有关他视觉形象的“标准照”则非汤小铭的油画《永不休战》莫属。画中人笔挺的髭须、深邃的目光、遒劲的双手，至今仍闪烁着“匕首投枪”般冷峻的光芒。
早在广州美院油画系就读时期，汤小铭便展示出过人的才气。在创作于1963年的《稻香时节》里，小船推着满载金黄稻谷的大船，徜徉在中山水乡之间，画里画外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幅他在大三时完成的习作，至今仍是广东美术馆馆藏展览里常见的“座上宾”。
从广州美院毕业后，汤小铭进入广东画院任专职画家。从《稻香时节》开始显现出的现实主义路向，也渐渐在他的笔下成熟起来。
《永不休战》诞生的1972年，汤小铭与广东画坛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丰收”。
当时，广州鲁迅纪念馆准备恢复展览陈列。根据展览编排，纪念馆需要一张鲁迅晚年的照片。鲁迅晚年百病缠身，形容枯槁，形象不太符合展览要求，唯有艺术创作方能重现文坛斗士的神采。创作使命也随之落到了汤小铭的肩上。
接到任务，汤小铭将自己关在斗室之内，如饥似渴地钻研各种关于鲁迅的文字材料。他读到了鲁迅答徐懋庸的信，他深深记得：“写这封信的时候，鲁迅患上了一场大病，他用一只手枕在茶几上，写了四天四夜。”
抓住鲁迅病中奋笔疾书的细节，一个鲜活的生活场景在汤小铭脑海渐渐成型：鲁迅膝上盖着毛毯，背后靠着枕头，案头散落的闹钟、药瓶、书籍、文稿，烘托出一代文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本色。
从素描到油画，《永不休战》创作过程酣畅淋漓，前后才不过几个星期。汤小铭驾轻就熟的“薄画法”技巧，更在画坛传为佳话：他用松节油稀释颜料，一气呵成扫出大片灰暗的毛毯，与对鲁迅神情面目的精准刻画形成强烈反差，经过环境的烘托，使得画中的人物形象更为深入人心。
与当时普遍流行的“红光亮”画风不同，《永不休战》在1972年全国美展亮相，便以弱化光线的“灰调子”独树一帜。他的油画《女委员》《虎门民兵》也在同一展览入选，广东汤小铭一人三件作品参展，成为新中国全国美展史无前例的“单打冠军”。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胡斌注意到，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或是虚构的艺术形象，汤小铭笔下总有一种独特的“南方气息”：《女委员》原型来自下乡所见的广东农村女性，《虎门民兵》则有追昔抚今的呼应意味。
《永不休战》为汤小铭创作提供了新的“起点”。他意识到，肖像画可以通过瞬间的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更应成为主题创作的载体。这一思考渐渐转变为日后创作上有意识的追求。
《永不休战》被收入中学教科书，成为鲁迅“民族魂”的最好诠释。在汤小铭随后推出的作品里，《满腔热忱》中的白求恩、《让智慧发光》中的李四光、《孙中山先生》中的革命先行者形象，无不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烙下时代精神的印记。
“这些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行进轨迹，其含义已经超出了美术作品本身。”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点评道。
纵横艺海多年的汤小铭从来没有与自己“休战”，在油画之外，研习国画书法都有自己的心得。他的目标是“永远保持做一个善于思考的神枪手”，只有掌握艺术之道，才知道“劲往哪使、枪往哪打”。
专家解读
凭借良知与学养为时代立传 已成岭南画坛“家学”
学界每每论及林墉、汤小铭的艺术风格，总会为二人相似的求学经历所吸引：先在美术附中接受完整的启蒙教育，继而步入广州美术学院，从中得到扎实的写实主义训练，在他们身上都形成了现实主义的语言风格。
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艺术争鸣，适应国情的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渐渐成型。“汤小铭、林墉二人的艺术经历，充分说明体现从附中到本科长期专业训练的优势，这一点也是他们前辈所无法企及的。”广州美术学院研究员李伟铭说。
汤小铭常常感念业师王肇民的教导，王氏“形是一切”的美学观点深得其共鸣。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杨小彦认为，汤小铭还继承了著名油画家尹国良的创作特色：“他们解决了油画的‘在地性’问题，作品流露着珠三角的清新气息和地域色彩，而这种气息根植于我们民族审美之中。”
“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人物画语言变革，到了林墉这一代人，才真正进入脱胎换骨的境界。”广东画院专职画家、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陈迹评价道。从流畅的笔墨与准确的造型里，可以清晰看见林墉对杨之光审美理想的弘扬与创新。
时代背景催生了林墉、汤小铭笔下的红色经典，而岭南画坛别开生面的表达也使“广东现象”在全国更加鲜明突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胡斌认为，广东色彩斑斓、光线充足的地域特色，促使广东美术家的创作呈现出鲜活、灿烂、丰富的面貌。
汤小铭的《女委员》是广东画家运用“逆光”的典型，而林墉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简洁单纯的色彩处理同样细腻动人。“他们在捕捉时代主潮的同时，体现出鲜活生动的人物细节、以及独特的区域面貌，成为这一时期广东画坛主题性创作屡屡成功的要因。”胡斌补充道。
李伟铭认为，在“叙事”与“抒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方面，汤小铭、林墉都堪为标杆式的人物。他们艺术创作背后的“良知”和“学养”，同样为后人带来深远的启示。“与汤小铭老师交往过程中，我感受到他身上的‘真’。从不说一句假话和违心的话，生活如此，艺术上也如此。”汤小铭女婿、雕塑家谢远清分享道。
“天赋、勤奋、克己奉公，是黄新波、关山月、林杭生、汤小铭、林墉等美术界前辈的优良传统。”在李伟铭看来，这一传统已成为影响岭南画坛的“家学”，与前辈们努力、本分、优秀的艺术基因一样，正在后学身上不断得到承续和光大。
来源：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