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在近百年的岭南美术界得以传承发扬。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广东各界艺术家以主题创作加入抗疫行列。
“美术家以图像记录历史，用艺术良知感悟社会变化，这是美术不可被替代的功能。”广东省美协主席李劲堃表示，以艺术形式发映火热的现实生活，是岭南文艺的传统；近现代艺术史上很多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都是由广东艺术家创作的。在新兴木刻运动时期，以广东籍画家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创作者发挥重要担当作用；在抗战时期，关乎民族存亡的重要时刻，艺术家通过画笔来记录这段历史……
前贤实践，亦裨益当下、启发后生。作品发自艺术家的良心和赤诚，经年累月，依然有其永恒的魅力，让人深感艺术之树长青。广东美术的精神力量越过时间的藩篱，绵绵不断地延续在当代美术的内在生命里。
汤小铭《永不休战》
胡一川《到前线去》
画笔抗战
近代以来的广东美术界，各路英雄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一批国画家群体所形成的“岭南画派”及其代表人物。“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倡导的“笔墨当随时代”，既包含新的美学取向，亦有对剧变时代的深切关注。
作为高奇峰的门人弟子，黄少强就曾明确表达自己的绘画初衷，乃藉纸笔“点染生涯，谱家国之悲愁”，并一再强调“绘事须有个性也，有国民性也，有时代精神也，三者缺一不可”。
黄少强生于广东省南海书香世家，从高奇峰、刘博文、刘海粟习中西绘事。9岁时候，完成第一幅完整、成熟的作品《无告人》，画面展现了一个悲苦哀愁的普通百姓形象，成为他后来一生艺术的发轫。
黄少强《枫下劳作》
与许多画家不同，黄少强擅长人物画，却对宫廷侍女、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等人群毫无兴趣。29岁那年，黄少强赴上海参观美展。途中观风问俗，饱览名山巨川。其间，他用其西洋画的速写技能，将所见著之丹青。街头小贩、手工艺者、卖艺盲人和乞丐等社会底层人群都是画中主角，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同样尽入其画。“凡有所作，见者无不凄然动容。”
1929年的“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成为黄少强艺术创作的转折时期，他潜心创作了大批以“国恨家愁”为主题的画作。这些作品，有的乃“二十年冬国难中作”，有的则发出“危崖欲策千里马，鸭绿江头起国魂”的呐喊，满怀生猛、阳刚的豪迈之气。
1931年，黄少强的画展在广州国民花苑举行，日本鉴藏家须磨弥吉郎领事在参观画展的过程中大喜，并选藏其部分画作。当时黄少强的亲友视其为画家之契机，值得鼓舞。但对于黄少强来说，家国正值东北事变，国仇未报，外宾知遇只是“徒增余痛恨于无穷矣而已”。
随后，黄少强接连举行了“国难展览”“抗战画展”以及“战地归来展”等，有力地弘扬了岭南“新派”画家“艺术救国”的精神。
黄少强《啼饥》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少强先后在香港举行了6次画展。《饮马潇湘》《不堪回首》《罄竹难书国难惨》《难抛家国兴亡念》《匿迹天边万向秋》等作品描绘日寇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成为他1938年以后的绘画主题。
而在同一时期，岭南画派另一门人方人定在中山故乡创作了《劳动夫妻》《行行重行行》《大旱》，一洗以往的脂粉气，以富于象征意味的写实形象，表现了画家对沉重时代主题的把握。
防汛诗史
同样是武汉。1954年夏季，长江遭受特大洪水。武汉市军民紧急动员，投入到的防汛抗洪现场。岭南画派代表画家黎雄才以此为背景，创作了新中国山水画经典作品《武汉防汛图卷》。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
《武汉防汛图卷》在数以百计现场速写的基础上提炼而成。全卷自右而左分为十二段，段与段之间则以大堤、树木等承前启后巧妙过渡，衔接自然不着痕迹，给人以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艺术感受，被誉为“防汛诗史”。
1956年7月10日，“第二届全国国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馆开幕。现场展出的《武汉防汛图卷》旋即成为焦点。其时《美术》杂志不遗余力地对这次展览予以持续报道，尤其是对于传统绘画能否表现现实生活等问题作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1949年后，新的历史条件给予秉承“笔墨当随时代”理念的岭南画派艺术家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黎雄才将现实主义的思想观念注入新山水画的实践，为中国画表现时代生活做出了成功的探索。在《武汉防汛图卷》中，他完美地解决了当时所有国画家共同面临、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局部
画家徐燕荪当时评价道：“这幅画既反映了新社会人民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的伟大气魄，同时还成功地运用了国画传统的技法，不只说明了主题，并且是增助了画面的美丽，这是为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所爱好的民族风格的美丽，找不出舶来的气息。”
作为中国画后学，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张弘从中得到启发。他认为，《武汉防汛图卷》避开了当时仅为配合宣传，而停留在表面的图解与概念化的表现手法上，其借助和发展了传统手卷画的绘画样式，以史诗般的浩瀚场景，成为反映新中国新建设风貌的代表性作品。“通过传统笔墨的拓展来表现新时代新生活，并成为传统绘画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可能性的最佳范例。”
树碑立传
1954年的长江洪水给在场的另一位画家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已故著名画家杨之光当时是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前身）的学生。多年以后，当他谈及自己创作《九八英雄颂》的初衷时，年轻时候身处洪灾现场，“抢险、画宣传画，跟武汉共存亡”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1998年，长江发生又一场特大洪水。年过七十的杨之光每天看电视，心里“老是不能平静下来”。他说：“英雄牺牲了，我们的责任，就是应该给英雄树碑立传。不是给高建成一个人树碑立传，而是给众多的英雄树碑立传。”
可是一开始，杨之光想画却不敢画：“年龄大了，画这样的大场面，心有余而力不足。憋一口气，就怕画不上来。”最终打消顾忌的，是妻子欧洋的一句话：“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上马。因为跨世纪，1999年，做出最后一个贡献。”
杨之光《九八英雄颂》
《九八英雄颂》从草稿到完成，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画面惊心动魄，展现军民齐心在洪水中奋战的场面。据杨之光生前接受的采访，《九八英雄颂》应用了他二十年研究的“没骨法”，一气呵成，很少复笔，没有重面。“这是多年的经验的积累。想来有道理。就说从小画、从舞蹈画来练习我的没骨技法。书法、水彩功底也派上了用场。”
画作完成了，比任何作品都累，杨之光甚至“大病一场”。但他认为那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作为我，只是感觉到了却了一桩心事。可以说，告别1999年，我说得过去。我没有把精力花在追求名利上。”
战疫图志
“过去广东有黄少强、廖冰兄、黄新波等一批画家一直以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为创作主题，他们是自动自觉的，没有什么动员，因此作品也发自内心，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是相当感人。”广州美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陈侗介绍，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难时刻，他也将视野投向现实，开始创作水墨速写《战疫图志》。
陈侗《火神山之夜》
通过创作，画家开始更多地了解了疫情以及抗疫，在每天近乎日课的创作中，对自己的艺术理念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平时很少做这样的主题创作，之前甚至觉得有了新闻图片再把它画成画是多余的，但自己创作了以后，就不会这样想了”。
“我生于武汉，在那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如孟子所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两个多月以来，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张弘的画笔始终没有停下来。张弘所创作的《武汉战疫•城里城外》手稿组画，以线描速写的方式呈现，概括性且单色的表现手法带来视觉上的现场感。把这段时间武汉抗疫的一个个瞬间落在了画纸上。“这是作为自己与家乡人民在共克时艰时的一种行动，也是以最擅长的专业方式支援家乡。”
张弘《武汉战疫•城里城外》重症室手语
不仅陈侗和张弘，自疫情发生以来，广东各界艺术家以主题创作加入抗疫行列。据有关机构统计，广东美术界累计创作2000多件美术作品，为人们带去热血和希望。陈侗表示，世界美术史对于以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为主题的艺术家和作品不是十分关注，“例如珂勒惠支就没什么位置，我觉得中国的美术史应该重视这方面的成绩。”
【延伸】
打破僵化创作模式 广东美术成区域现象
1971年后，得益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的持续进行，部分被下放的老艺术家得以“回城”，年轻画家也获得在创作主题宣传画的机会。在全国美术一片“红光亮、高大全”的样板模式中，广东画家思维活跃、技巧细腻，尤其是年轻画家迸发出惊人的创作力，留下了一批“红色经典”的佳作。
梁照堂、李醒韬《我爱万泉河》
今天的研究成果表明，广东地区的美术创作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打破了过去创作模式的僵化印象，带来了新鲜的面目，画面中表现出更多的生活气息，更为丰富的色彩。尤其是逆光的使用，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比如梁照堂、李醒韬的《我爱万泉河》，展现出阳光灿烂、波光粼粼、五彩斑斓的欢愉景象；杨之光的《矿山新兵》以速写式的用笔，既保持了一定的水墨情趣，又融汇了西洋画表现明暗和体面关系的手法，采用逆光来表现人物，展现阳光灿烂的场面，凸显新女性朝阳般的精神面貌。
研究者认为，这与南方地区的自然风貌有关，也与当时广东艺术家相对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信息，并进行转化有关。一种视觉模式要获得成功，还需要结合有一定生动性的语言和细节。这些作品在全国美展、广交会宣传以及其他形式的创作和展示中出现，获得极大关注和高度肯定，遂成为一种区域现象。
【访谈】汪晓曙（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抗疫题材创作展现广东艺术担当
羊城晚报：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东艺术家以主题创作加入抗疫行列，引人注目。这种创作国家和民族重大主题的传统从何而来？
汪晓曙：这次广东艺术家在表现抗疫题材的创作中，充分显示出了广东艺术家的艺术情怀和社会担当。在很短的时间里，创作了很多油画、中国画、组画、素描和漫画等，显示出广东艺术家积极参与社会、敢于直面人生，更关注人民和国家命运，为生命而讴歌。
岭南艺术家在“艺术服务社会、关注民生、跟随时代”这几个方面有着优秀传统。早在解放初期，广东的一大批艺术家就投身于对新中国的热情歌颂之中，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
就在广州解放的当天，很多画家在当时广州最高的大楼前绘制了几十米高的大型宣传画，庆祝广州的解放；杨之光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进行民主选举时，创作了中国画作品《一生头一回》，真实地表现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翻身作主人、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大事的场景和喜悦。
杨之光《矿山新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项而躬的油画《双丰收》，陈衍宁的水粉画《丰收在望》，杨之光的中国画《雪夜送饭》《矿山新兵》，关山月的中国画《绿色长城》，汤小铭的油画《女委员》《永不休战》《虎门民兵》，陈衍宁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渔港新医》和詹忠效的连环画《弧光闪闪》等，都是热情讴歌伟大时代的经典之作。
一大批画家特别积极参与了广交会宣传画的创作，广东艺术家创作出了名震全国的优秀宣传画作品，如大型宣传画《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等等。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家们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热情歌颂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品。
以上这些作品，都呈现重大题材创作主题，成就了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羊城晚报：后人可以从广东画坛前贤身上获得哪些启示？
汪晓曙：艺术家是时代的代言人，艺术作品是社会的风向标，而且真正有为的艺术家都是时代的弄潮儿。艺术作品的成败，绝大多数取决于艺术家对于时代的深刻认识了。
来源：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羊城晚报联合主办《岭南文史》专栏刊发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