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港博贺
一
博贺地名来由说法不一，有说是博贺周边海域盛产白虾，不以网具捕之，也可直接用双手从海水里捧起大把的活白虾来，就像从谷堆里捧起一把谷子一样。当地语“捧虾”叫“北虾”（粤语谐音“博贺”）。
另一种说法，宋朝溃败，大批随从宋末小皇帝南逃的官员，散落粤西一带，也有逃亡者落荒博贺，隐姓埋名过上清苦日子。他们思乡而又遥遥无期，困于南部之地的孤岛上，只能望北长叹：“北啊！北啊！（谐音也是“博贺”）”。场面悲怆，但也无依据可考，只做恣意之想。
博贺地名无论出于何处，约定俗成至今，也足有千余年历史了。
隋唐时，博贺为连江县（保宁县）地。宋开宝五年（972）随县并入电白县，时隶下保宁乡。元、明时为下保宁乡二区的博贺小乡。清朝为典史所辖的博贺堡。民国时为第三区瑚博乡的博贺镇。1949年为二区（麻岗）博贺乡。1953年为四区（博贺）的博贺镇，后称人民公社，1987年恢复博贺镇。
区域无论如何划分游移，博贺依然是博贺。
据县志记载，博贺东、南、北三面环海，西边与龙头山海岸接壤。博贺上了年纪的人都有印象，以前博贺人是以船代步、以船为路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博贺镇妇女们自发修通一条长达15公里的泥土路，叫 “三八公路”，与今天的325国道衔接，从此，博贺才结束无陆地公路的历史。
博贺老人口述，过去去电城靠撑舢板和摆渡，去红花、麻岗也得坐船到港口村边小码头，后来修通“三八公路”，博贺才有了第一条通往内陆的沙土路。
现时开车去博贺经过红花时，还能见到立于路边的一块盈米高的大石上，刻着“港口村”三个大红字。
当地人说，港口村边过去是海，村边的小码头，外来陆客、博贺岛上居民，都是从这里上船下船的。
博贺过去是座孤岛，鲜为人知。
二
林土兴是土生土长博贺人，20世纪70年代，他是海雁渔业大队最有文化的青年人，笔杆子。
他见证了博贺渔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几十年间，他记录收集了大量博贺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后期在省城、深圳两地工作和生活，又接触过不少学者专家，他手头积累的资料足有二十余万字。
从他的口述和文字材料显示，早在汉朝，博贺岛已经有人类居住和活动。林土兴认为，冼夫人当年率部渡海收复海南岛，出发地肯定是在博贺港。虽无史籍明确记载，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可能性，因为，隋时高凉，也只有博贺港与海外通航。冼夫人出生地在今天电城镇城北十里丁村，电城与博贺海峡相隔，从地理位置推论，也是讲得过去的。
海上丝绸之路，博贺是南海首个海上驿站和补给点，当时广州十三行运往海外的货源，博贺港是必经水道。林土兴说。
百度显示，博贺港早在南朝就开辟了海上航路，与广州和海外来往通商。公元661年，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使（即海关）管辖对外贸易，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广州市舶司迁至电白县博贺港。当时，博贺港一度成为我国南方的主要对外贸易口岸。
民国初期，孙中山把发展博贺港的规划写进了《建国方略》，列为全国九大商港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贺口岸有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博贺港为对港澳货物起运点，1993年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博贺口岸升格，由起运点改为装卸点。从此，博贺港口岸成为集商贸、渔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港口和省指定的对台贸易点。
《电白县志》记载：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商人被从广州逐至电白港，遂在此互市。
嘉靖十四年（1535），明政府将市舶提举司（管理检查出入海港船舶的官署）迁移于濠境（今澳门）。明正德十二年（1517），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印度尼西亚）、勃尼（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佛朗机（葡萄牙）诸国商人曾一度在电白港进行“市舶贸易”。广州市舶提举司于正德年间迁于电白（《明史》《明实录》）。
舶提举司相当于今时的海关，在博贺设点为期不长，但也足以说明博贺港在明朝，曾一度是我国南方最活跃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想见这片“海市”当时商船往来、交易繁华的热闹程度。
在博贺、电城一带，至今依然流行着“海市”时代对外来品的特殊称谓，如洋钉、洋伞、洋灯仔（煤油灯）、红毛泥（水泥）等等。
明清至民国期间，博贺港曾一度是向内地输送食盐的主要港口码头，在林土兴记忆里，老一辈博贺人，常常讲起小镇内的盐仓阁和盐仓。盐仓阁旧址几十年前还在，盐仓多个，分别在博贺港和放鸡岛，电白沿海一带生产的食盐，都是由各地运来博贺港，统一从这里调配运输到江西、湖南，以及粤北山区。
博贺港不仅是对外贸易口岸，更是南方古盐道始发地。笔者曾做过实地考察，运盐商船从博贺港起航，过江门，入珠江，逆流北上，至曲江、浈江，再从水陆分布到内陆江西、湖南等地，航程数日。
早在宋代，博贺周边就有官方产盐地。盐灶，顾名思义，就是煮盐的工具和产盐点，一般是由官兵看守监制的，故博贺附近至今还有一个村子叫“盐灶村”。在盐灶村边还有处地名叫“西墩”，墩即当时存放盐的临时盐仓。
博贺港，在电白盐业发展史中，应该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0年间，博贺港更加体现出它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
博贺老一辈渔民记忆犹新，解放海南岛前夕，大军和物资源源不断从电城南门港用木船转移到博贺，那时博贺港气氛紧张又热闹，小镇内的街巷都有临时扎营的官兵，秩序井然。
据林土兴说，这支部队是当时林彪统帅的第四野战军，博贺成了四野军团的临时扎营地和指挥部。为支援前线，博贺渔民自觉组成海上运输队，将解放军和军用物资，运往琼州海峡。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博贺80多位渔民参加渡海运输物资支援前方，其中10人被授予“渡海英雄”称号。
1963年台湾“反攻大陆”，莲头港、博贺一带沿海成为特务潜入登陆地，博贺民兵多次参与捕捉特务。最有名的一场围捕是在绿豆岭，事件还撰写成文章编入小学语文课本。
博贺历史最值得回顾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个时期，是博贺人民热情高涨、创造奇迹的黄金时代。
渔业广东省第一。渔民杨永维（原海雁渔业大队书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博贺造林闻名全国，“三八林带”红旗手陈娇，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另五人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
说起这段历史，作为见证者的林土兴如数家珍。
林土兴说，当时整个博贺镇渔业由三个大队组成，即海鹰、海雁、海燕，三个大队分工不同。以七篷船为主体组成海鹰渔业大队，为深海作业。以小帆船、小双帆船为主体，组成海雁渔业大队，是近海作业。以小艇家庭为主体，组成海燕渔业大队，属浅海作业。
博贺“三体合一”的渔业结构思路，是20世纪50年代初，湛江地委工作队进驻博贺渔改时，由时任渔改组长、湛江地委书记刘田夫决定的。刘田夫在博贺蹲点时间较长，就住在渔民杨永维家中。
林土兴说，后来刘田夫书记升任广东省省长，他与博贺群众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关心博贺渔业的发展。
杨永维有时带着问题去广东省里找老书记刘田夫，只需要到门卫报个名，拨通刘省长电话，就直接放行。林土兴说，那个时代的干群关系真的很好，很让人留恋。
20世纪70年代，海雁渔业大队在广东率先实现渔业机械化，一跃成为广东渔业产量第一，成为全国捕鱼明星。一时间电台有声，报纸有名，神奇而令人向往。
那个时期的海雁大队，渔民按劳分配，收入总体比农民好。特别是渔船实现机械化后，鱼货产量大幅度增长，渔民收入更多。70年代，大部分渔民已住上新房，享受集体医疗、子女读书免费等福利。海鹰大队不仅解决渔民集体医疗、子女读书免费问题，还实行“八包”，集体食堂吃饭，家庭生活用品等也由大队提供。林土兴说，海雁大队曾经讨论过集体分房问题，由于某种原因，最终没有落实。
海雁渔业大队老渔民回忆，70年代他们的收入在当时来讲，真是非常高。那时县级干部也是几十元的月工资，他们渔民收入却高得多。有段时间按每流海（10天为1流海）分配，每流海也能拿到好几百元工资，月收入过千元。
渔民高工资引起广东省渔业厅关注，派人来博贺调查，书记杨永维拿出广东省厅文件，政策规定他们在总产值中提成1‰作为渔民分配，由于产量大，产值高，渔民拿的工资是政策内允许的，省厅调查组才不再追究下去。
博贺渔民在广东素有“纸船铁人”之称，敢闯深海远海，南海东部至台湾海峡，西部至北部湾、西沙、南沙。
最早开发西沙渔场的，也是博贺渔民，他们凭着“纸船铁人”精神，乘风破浪，过洋渡海，在西沙这片神秘而美丽的海域，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开拓国人首次涉足的西沙渔场。
在中国渔业史上，博贺渔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填补了有史以来的空白。
四
疍家，并非一个家庭，而是最早聚居博贺的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以舟为室，视水为陆，他们过去没有陆地上的故乡，也没有纸上记载的族谱，他们是带着故乡和族谱在水上漂泊的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常年漂泊在海上的“吉卜赛人”部落。
古汉语里“疍”字通“蛋”。196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中把相关义项的“蛋”规范为“疍”（按，“疍”本是“蛋”的坊间俗写）。由是，“疍家”的本意为“居住在小船上的那类人”。
有研究学者认为，“疍民”是古越族的后代，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因为常年漂泊海上，被称为海上的“吉卜赛人”。还有说法疍家人源于成吉思汗的蒙古族，元朝末年，战乱不断，许多蒙古族士兵被迫南下。当他们流浪到南方沿海时，为当地人所不容，有一批人做了海盗，在附近抢掠为生；而有一批人只得在船上漂泊，以捕鱼为生。
种种说法，也仅是猜测和推论，疍民在广东沿海一带，包括内陆河，都早有存在。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是水上游民，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为水上居民。政府妥善把他们从水上迎上来安排在陆地安居后，他们才有了根，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但一些1000多年形成的特殊风俗习惯，疍家人至今仍保留下来。
博贺的疍家人，不仅是这座岛上原始海上游民，他们更是博贺历史的亲历者和缔造者。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力抵抗着恶劣环境和自然灾害，这种精神不管它源于成吉思汗的强悍血缘，抑或源于岭南古越族后裔敢于冒险的心性，都是可圈可点，令人敬佩的。
博贺人踏浪闯海、抗风沙、改造自然的胆识和勇气，不仅在男人身上彰显，更在女性中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豪迈与刚毅。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博贺妇女奇迹般地修建15公里、标准达到县级的泥土公路，在不毛之地的海边沙滩造出15公里防风林，这两项工程在当时，影响广东省乃至全国，这就是她们用土办法和非凡毅力创造的奇迹— “三八公路”和“三八林带”。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20年间，博贺无论渔业，或其他方面，都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一面旗帜和典型，引起国内几家权威媒体的关注。
林土兴说，20世纪60年代，海雁大队建起一座三层小楼，当时在博贺小镇内是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这座小楼就是海雁大队的办公楼，其中一层是专供外来采访记者和艺术家们住宿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中国图片社、广东图片社等媒体记者，都经常到博贺深入生活和采写新闻，他们就是住在这座小楼里。
博贺的新闻报道频频在报纸见报、电台播送、画报刊登。林土兴说，印象最深影响最广的，是刊登在《人民日报》的长篇通讯《海雁高飞》，和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通讯《我们船里年轻人》。另有两位博贺渔家姐妹的照片，上了《人民画报》封面。
那时媒体对博贺的关注度，不亚于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江阴的华西村。
据林土兴说，当时中央美院、广州美院的师生，几乎每个假期都到博贺渔港采风写生。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邵宇，著名演员冯曾到过博贺，引起轰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黄胄、关山月、杨之光、陈金章等一批著名画家，都到过博贺写生创作。关山月的《绿色长城》，杨之光的《海燕高飞》以及陈金章的多幅写生作品，都是取材于博贺渔港和防风林带。那时的画家每来博贺，都给海雁留下一些作品，可惜一幅也没保存下来。
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多次到博贺取景制作。电影《岸边激浪》《南海潮》《小螺号》《山乡风云录》等在博贺取景拍摄，当时万人空巷，像过大年般的热闹。
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三次博贺行。原广东省省长刘田夫，50年代曾在博贺蹲点搞“渔改”，广为博贺人熟悉。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到过博贺视察。
并非是时代选择了博贺，而是博贺人创造出日新月异的历史，在非常的历史时期创造了人间奇迹，引世人瞩目。
历史留下的痕迹和印记，在千年古渔港博贺人的生活中，在那些别有风情的老街小巷里，在疍家人的习俗和服饰上，依然有迹可循，有源可溯。
五
博贺的发展没有止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与时代并进，它依然是广东渔业领头雁，时代赋予博贺的使命，更加重大，更加艰巨，也更加让博贺人引以为豪。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博贺千年古港风韵犹存，魅力更加彰显，与茂名整体发展形成和谐组合。特别是博贺被规划进茂名滨海新区发展前沿，借助港口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定位，博贺不再是一个港口的概念，而是提升到博贺新港区的大框架和大格局。在六年的创业中，博贺新港区深水港口、现代高新区的雏形初显，发展趋势喜人，前景十分可观。
2017年8月16日南海（茂名博贺）开渔节开幕式，盛况空前。大批中央、省、市媒体聚集博贺镇，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开渔节共有36家国内主流媒体全方位报道本次活动。
中央电视台2频道、7频道、13频道，央视网、《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媒体，都对博贺开渔节进行全面详尽的报道。开渔节当天的开幕式，央视网在活动现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千年古港博贺，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成为国内外观众瞩目的焦点。
千年古港，又将开启历史的新纪元。
来源：茂名政协、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