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文脉源溯
万木草堂培养了维新变法中坚力量，康有为、梁启超思想也由岭南传至全国
谈万木草堂，我们不妨先将目光从岭南调远至102年前的天津。
1917年1月31日，南开中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倾听了一次名人演讲，事后他记录成文，洋洋四千余字，令国文老师评道：“此才岂可以斗石量！”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相遇：演讲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维新思想家、大学者，从万木草堂走出去的广东人梁启超，记录者则是日后的国家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录《梁任公先生演说记》手稿
讲者由家及国，娓娓道来：“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百倍于他人，而又只此一策，足以兴国……”录者首肯心折：“（先生）气度雍容，言若金玉石，入人脑海……”这篇珍贵的《梁任公先生演说记》手稿幸得留存至今。而梁启超当年演讲所在的瑞廷礼堂，依然矗立,在这座百年老校中日日为青年人播洒新知。
梁启超毕生以煌煌1400余万言著述文字，洗礼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周恩来、胡适、郭沫若等人，都曾明确表达过自己所受的影响。
潮音狮吼
梁启超自己的学问和人生，也是从一次“秋风扫落叶”式的讲说开始蜕变的。1890年在广州，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南海人康有为，入读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校——万木草堂。这同样不是一次普通的相遇，此后康、梁并举，成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一对广东师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当时，梁启超已是“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的“科举神童”，正在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就读，高材生无疑（“四季大考皆第一”）。他与同学陈千秋一起，好奇地去拜见刚自京师失望而归的康有为。万没想到，康有为博引中西，尽数旧教育的积弊，并将举人梁启超的学问批为“数百年无用旧学”，又提出维新变革、经世致用等理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这让梁启超感觉如同“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没过多久，他竟从学海堂退学了——以举人之科名，心悦诚服地拜在位列监生的康有为门下，令外界哗然！
康有为何许人也？这位曾受业于九江大儒朱次琦门下的广东读书人，虽于1888年考举人不中，却因敢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主张变法而声名大噪。19世纪晚期，他在游历香港、上海时浏览西学，后受四川学者廖平的著作启发，在今文经学中找到了“托古改制”的因子，正在逐步构建自己改良主义的维新理论体系，热切地寻找追随者。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的痕迹，今天只存位于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邱氏书室”一处（目前作为万木草堂陈列馆向公众开放）。1891年，他租下这座距离广府学宫、广东贡院都很近的“学位房”，用“长兴学舍”之名讲学。
两年后学生日增，搬到广府学宫里的仰高祠，康有为才正式将其命名为“万木草堂”，一直到“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查封，这所被后人统称为“万木草堂”的学堂只存在了八年多。但它与清末的维新变法息息相关，“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得以长留史册。
以书传道
师生合力编书，本是传统书院的惯例。而在万木草堂，这种合作除了砥砺学术，更带有变革社会的雄心。正是在邱氏书屋办学期间，康有为率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编写《新学伪经考》，视全部古文经为伪造，将原本非正统的今文经学推向极端，意在为维新变法提供支点：独立思考，重估经典。
接下来的《孔子改制考》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更用“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来形容其在晚清思想界闹出的动静。康有为潜回中国传统学术的内部，去寻找改造当代中国的源头。对于从深厚旧学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言，这要比纯以西学理念去阐释更为得宜。
万木草堂存续的八年多，生徒日众，其思想“地震波”也由岭南传至全国。随着康有为、梁启超北上应试时继续上书清帝、策动“公车上书”运动，康门诸子去往北京、上海、日本等地持续办报纸、办学会、办学校，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这所岭南学堂的辐射力更是与日俱增。各地名重一时的近代报刊，如《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强学报》《中外公报》等，都有梁启超、麦孟华、徐勤、何树龄、康广仁等人作主持和撰稿。
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延聘韩文举、欧榘甲等万木草堂弟子任分教习，按照“母校”学制来培养湖湘的进步维新力量，其中第一级里年龄最小的蔡锷，后来成为护国反袁的主将。
与康有为相交深厚的维新人士张元济曾题诗：“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是为这所岭南学堂最好的概括。
昔日的邱氏书室，万木草堂办学地。今日藏身闹市之中，还保留着昔日的清幽古朴
学制开新
梁启超曾列表详述康有为定下的学规，可知万木草堂的学科分“文字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四大类。除了传统学问，还设有外国语言文字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格致学、数学、地理学等新学内容。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都收在万木草堂的“书藏”（图书馆）中，可资阅览。
康有为讲学不设书本，讲座上只摆放茶壶茶杯，别无他物。“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做比较证明。”梁启勋等弟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学术源流”，他常一讲就是四五个钟头。
万木草堂确实是所“新潮”的学堂，它首倡“德智体”全面发展，开体育、音乐和舞蹈诸课程。康有为专门指定的“干城科学长”，负责带领同学每隔一天做一次体操。这里没有考试制度，先生只通过札记簿来考查学生的学习状况。学生们听讲、读书，都要把心得、体会和提问写在“功课簿”上，半月一交。无论长短，康有为都以长篇批答。
学脉交融
多年之后，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中，曾忆起求学时师生乐游的情形：“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这既是对当年的具体回忆，也似乎象征着岭南学术脉流交汇融合的气象。
阮元开学海堂，冀以乾嘉朴学扭转广东心学的末流之弊，有一代大儒陈澧出；与陈澧齐名的九江先生朱次琦，因尚陆王心学，虚学海堂“学长”之位二十余年而不就；康有为终生服膺朱次琦“激厉气节”的教旨，却还是从他门下“故纸堆”中出走，追求更经世致用的新学问；梁启超舍弃学海堂考据训诂之学，到万木草堂接受最早的中西通识教育，可晚年又一面继续以言论启迪新民、改造国民性，一面回到书斋梳理清代学术史，学海堂的朴学功底重又伸张……
每一个时期，岭南的学术版图都呈现出丰富交错的面貌，有因时而动的大潮、先行者，也有守先待后的“小众”、伏笔。既流质多变，也是活力四射，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不断提振的南粤文化面貌，并终以对社会变革的卓越介入，为近代广东创造了辉煌。
南开演讲过去七年多，1924年9月，年轻的共产党人周恩来踏上梁启超曾经求学的土地。不知当年梁先生演讲中那句“至若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惟青年”，是否还回响在他耳畔？到广州去，到长洲去，黄埔军校正等待周恩来大显身手。
历史滚滚前行，岭南这片水土，又将培育出另一所足以撼动中国社会进程的新兴学校了。
延伸
“史学二陈”之陈垣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室（书屋）名励耘，广东省新会县石头村人。他的家乡到梁启超出生的茶坑村距离不过20多公里。
陈垣虽自幼好学，却无明显的师承，基本是靠自学闯出一条深广的治学途径。陈垣出身于新会的药商家庭，十多岁时偶然读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进而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门径，走入学海。陈垣这种重视目录学修养、涉猎典籍而后有所专精的路数，与前代岭南通儒陈澧所倡导的读书法遥相呼应。他毕生所从事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亦近清代乾嘉朴学之道，而又取得了学术近代化背景下的新发展。
陈垣的青年时代在广州度过，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参与创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反清。
1912年移居北京后，陈垣曾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转而潜心于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陈垣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曾长期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对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及元史用力最多，著作宏富，成就斐然，还创始了史源学、史讳学等，与陈寅恪先生并称为“史学二陈”，受到国内外学者推重。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垣的主要专著有《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元也里可温考》《南宋初河北新大道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复》《通鉴胡注表微》等。
访谈（李吉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广东学术变化影响社会转型
万木草堂及康梁思想对晚清变法有独特作用
羊城晚报：康、梁这样其命维新、震动朝野的志士知识分子，为何会出在远离京师或江浙等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广东？
李吉奎：广东虽然远离中原，文化学术在清中叶以前相对落后。但它得风气之先，除了传教士来华、一口通商、十三行买办群体的形成等因素，还有跟澳门、香港的交流以及海舶、人员的往来，都不断给岭南社会带来新的气息、新的器物。民间开放比较早，民众有开拓性也有包容性，所以，先进的科学、思想理念能够在广东先被普遍接受。
广东学术、文化从清中叶开始发力，受益于阮元、张之洞这类官员的作为。在19世纪前期到中晚期，阮元、张之洞等人不仅起用、引进了大批省内外人才，提速外省籍士人入籍的进程，而且进一步培育了岭南本地的文教事业，有利于社会发展，提升了学术、文化、科技水平，使广东在学术文化方面由边沿进入中央视野。广东的变化，对整个国家的社会转型、思潮兴起，都有很大影响。当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派”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广东应运而生，也就不奇怪了。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万木草堂这所书院式的办学机构，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李吉奎：万木草堂的出现，对晚清变法有独特作用。它的面目已不是传统书院了，康有为在教学中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初步的中西兼具的知识结构，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从思想理论到人才储备，万木草堂都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做了准备。
康梁师徒先后编纂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力图为近代的变法改制找到理论根据和思想解放的武器。此举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个大石头，引起巨大震动，让全国知道广东有这么一群人，在做“非圣不法”的事。后来，康有为的弟子们还将万木草堂的办学形式带到湖南、乃至日本。
羊城晚报：为何康、梁会在近代中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李吉奎：康有为、梁启超既是著书立说的理论家，又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家，是晚清变法维新的领袖式人物，当时许多大事都与他们有关。他们不仅亲身参与变法，而且都有一定的“教育情结”，注重启迪民智、培养人才，其言行具有极强的辐射力。但进入民国之后，康有为仍主张“虚君共和”、搞复辟，成了清朝遗老，政治上已没有正面作为；而梁启超则仍然关心国是，参与了捍卫共和的护国运动，在办报、讲学、著述方面都多有可观。他以一支凌云健笔，启迪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梁启超亦是中国文坛一座重镇。
来源：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羊城晚报联合主办《岭南文史》专栏刊发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