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他穿着军装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踏上陌生的南粤大地，投身大亚湾核电站建设；1986年，邓小平“建核电站不能改变”一锤定音、平息香港百万人反核风波时，他在第一线接受磨练；他是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一期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国核电创业史如果没有他的名字将不完整；他是2010年世界核电营运者协会“卓越贡献奖”获得者，这个相当于核电届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奖杯，迄今没有第二个中国人捧起过……
他就是昝云龙，政协广东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见到昝老时，这位76岁的老人显得有些瘦削，脸上写满创业的艰辛，但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3个小时的专访滔滔不绝、娓娓道来；他一身便装，简单朴素，但难掩身上刚强、说一不二的军人气质；他语调不高，但每句话都逻辑清晰、斩钉截铁。
退休后，他在年近古稀之时学开车、学上网，学习普通人基本的生存方式，回归自我。在他的每段故事里，都大写着“风云”二字，而他对自己的评价仅是“不是核电败家子”这么简单。
南下深圳筹建核电站
在来到深圳之前，我一直在军工系统工作。先搞核动力研究，后到领导机关搞科研组织管理。国家最开始是准备在江苏江阴建设国际水平的大型商业核电站，引进协议都签订了，但因为有人反对“洋跃进”，江阴核电站就搁置一边了。后来广东省领导去法国考察归来后，抓住机遇提出在南粤建设核电站。当时广东全省的装机容量才100多万千瓦，水量资源虽然丰富，但是水落差小，水电可开发资源很有限，核电是解决粤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电力最好的方式之一。
当时建设大型商业核电站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1978年全国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而建设大亚湾2台百万千瓦级机组，初步评估需要35亿—55亿美元（汇率1：2.9）。建设核电站需要大量外汇，外汇偿还压力很大。当时香港经历了石油危机后，也希望有其他的电力来源，粤港两家不谋而合。经过研究，认为双方可以采取“合资经营、借贷建设、售电还钱”的方式，向国外银行贷款建设核电站，再向香港售电，把70%的电卖给香港，取得偿还贷款的外汇。
1983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原任造船工业部副部长的彭士禄与我们几位曾经在一起搞过核动力的同事讲，他已调至水电部任副部长，负责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工作，需要一些有核动力经验的人才支援，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南下广东，参加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工作。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兴奋，表示非常愿意，具体安排通过组织联系决定后就可以行动。
1983年3月，我们共有10人组成核电专家组，我任组长，背着行囊南下。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广东，更别说来深圳了，但听说过“特区”。刚开始是住在广州的港澳渔民酒家，大家每天都在房间里研究大亚湾的资料，准备项目计划和组织方案，参与对外沟通和会谈。
1983年6月成立筹建办，我担任常务副主任。10月，为了方便和港方的工作对接，广核筹建办从广州迁至深圳蛇口，在蛇口工业区新建招待所办公。
1984年5月，我们从蛇口迁至深圳市区。
48岁有股“初生牛犊不知深浅”的劲
我的原单位同意我借到水电部支援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时，我已经48岁了，当时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深圳的特区建设、运作核电大项目，都没有任何经验，但身上有股“初生牛犊不知深浅”的劲。
我当时还是军人，也没考虑过是否要脱军装，来深圳多久，是否要回去。当时彭士禄部长从全国调集精兵强将，1983年、1984年相继调入140名工程师，包括27名高级工程师。在这支队伍里，有像我这样的长期从事核工业研究的；也有火力发电厂厂长；还有些是从大西北的“两弹”试验场、核潜艇基地上来的。
这些借调来的人都是各行各业的尖端人才，所有借聘人员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工资是原单位发，路费也是原单位出，出差补贴一天3毛钱，出差3个月后，原单位就不发补助了。我有一次没钱用了，我的夫人还托人给我捎来50元。
我们当时住在下步庙，那里蚊子很多。有的人晚上回到宿舍还继续工作，躲在蚊帐里看资料、写文件。生活也清淡，有些同事买个“热得快”，去地摊上买点小鱼、青菜烫着吃，以补充营养。在创业之初的前几年，家属们也很艰苦，很多工程、生产工作人员正式调过来之后，一起过来的家属都找不到工作。那时候的两房一厅住两家人，三房一厅住3家人，大人住房间，小孩子合住在公共大厅。大家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我们当时办公的地方在老建材大厦，是当时深圳唯一一座晚上10时后还亮着灯的大楼。
走遍南粤选址大亚湾
广东核电站的选址工作早在1979年9月就已经开始，选址队伍的足迹遍及广东省的东江、西江、北江和珠江口以东大亚湾、大鹏湾的山山水水。选址队伍历时4年多，从粤东到粤西，筛选了将近20个厂址，后来几经论证，重点推荐了大亚湾的大坑和凌角石两个厂址。这两个厂址离香港有一定距离，并有大鹏半岛作为天然屏障，两个厂址相距不到两公里。经过深入的现场勘察、论证，1983年7月，最终确定凌角石附近的麻岭角，作为大亚湾核电站的厂址。
选择大亚湾核电站的厂址主要是考虑它既靠近负荷中心，又与城市人口密集地区有一定距离。这样，在输电过程中的消耗不会太大，这是汕头、湛江、阳江等地比不了的。特别是厂址地区的地质地震条件也比较好。有形容说大亚湾核电站在一座安全岛上，20公里内没有能动断裂带。当地居民也不多，海上交通又便宜———核电建设有许多设备都需要从海外运过来，我们在大亚湾专门建了一个万吨级的码头，欧洲所有专业船都可以进来———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都是选址大亚湾的必要条件。
反核风波，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
1985年1月18日，中港双方举行签字仪式，正式成立广东核电合营公司，我担任总经理助理，从这时候起，我才开始领广核的工资，250元一个月。1986年3月，我担任合营公司总经理，但我没有想到，一场猛烈的风暴就在面前。
4月26日凌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这一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立刻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由此滋生的恐核情绪，波及到距大亚湾50公里的香港。一时间，要求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5月21日，李鹏奔赴大亚湾现场，当时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宣布，切尔诺贝利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要自始至终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不能因为广核采用的压水反应堆技术较成熟、安全性能较高而放松警惕，产生麻痹心理。随后，“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成为中国核电迄今为止仍在遵循的指导方针。
而在这核电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7月6日，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一锤定音，“中央对建大亚湾核电站的想法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央充分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在此之后，香港的反核声音逐渐分化，最终渐渐消失。我们统计过，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中，邓小平同志批示、指示不下十次。
期间，中国核协会和我们在香港举行核技术展览会，向香港公众进行核知识的科普宣传，在随后的几个月，香港政界、科技界、工商界人士纷纷组团到大亚湾核电站工地参观、访问。我们还及时向香港民众传达大亚湾核电发展情况。
反核风波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大亚湾核电站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特别是安全、质量必须全面达标。大亚湾核电站投产10年后，香港天文台发布的监测图表始终是一条“水平线”，这说明大亚湾对香港的环境辐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历尽艰辛大亚湾核电站终落成
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最困难的是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也就是要做到原来设定的安全技术标准、原来的投资预算，这两方面我们都没问题，唯一差一点的是进度推迟。
为了能推进核电国产化，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重要的工程项目都采取由外国承包商与国内公司合作的方针，使国内公司学习国际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核岛辅助管道施工中，由于不同的管理理念和文化，曾经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坚持原定的技术、质量标准，进行了大量返工，造成第一台机组推迟15个月、第二台机组推迟10个月投产，工程费用增加7000万美元。
这件事给我们和参与单位都上了很深刻的一课。抬头靠实力，低头靠勇气，向先进的核电科学技术学习，我们必须认真地从学生做起。
1994年2月1日，一号机组完成全部准备工作正式投入商运；2月7日，我代表大亚湾核电站全体建设者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向他报告这一喜讯；2月9日是除夕，邓小平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请李鹏转达他的祝贺。当天，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发布了消息，整个大亚湾都沸腾了，这对大亚湾人是个巨大的惊喜、荣誉和鼓舞；5月6日，二号机组也顺利投入商运，至此，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建设全部完成。
60岁再出发筹建“广二核”
从1987年到1994年，七载春秋，我们终于成功地迈出了开发、建设和安全运营我国先进的百万千瓦级大型商业核电站的第一步。在2月5日的总理办公会上，李鹏提出“以核养核，滚动发展”战略，并决定开展广东第二座核电站的论证工作，厂址考虑放在距离大亚湾几公里的岭澳。这次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1994年9月集团公司正式宣布成立，我担任集团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当时我已经60岁了。
岭澳核电站的建设也历经艰辛。广二核厂址最初选于大亚湾核电站以东约5公里的岭澳村，进一步综合研究后，考虑到岭澳村厂址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劈山修路和隧道工程，前期工作就需要2年以上。于是又开始重新选址，最终敲定选在大亚湾核电站以东1公里的岭下村。
岭澳核电站的谈判有时也惊心动魄。广二核筹建时，国际核电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法马通由于国内核电饱和，急需拓展新的国际核电项目维持其核电工业体系，并且当时国际经合组织（OECD）优惠利率6.95%的期限是1995年1月15日，这一利率比大亚湾核电项目还要低，可以节省造价。这个机会也难得，应当很好把握。
一开始，我们曾想引进美国或日本、韩国等公司参与，和法国公司形成国际竞争。1994年10月，法马通高层专程到深圳，向我表示他们愿意按大亚湾当年的条件合作，这样我们就决定改为议标方式进行谈判。
12月21日，法马通通知我们，法国政府同意按照1995年1月15日前的OECD优惠利率给广二核贷款，但必须在1月15日的最后期限前签约。
我们立即行动。当一切前期准备就绪，进行最后谈判时已是1995年1月9日，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一个星期。各方都派出了最高规格的谈判团，但几个回合下来谈判并不顺利。1月13日，法国工贸部部长带着法国总理致李鹏总理的信亲自来华。
1月14日晚7时，核岛总价仍未达成一致，谈了5分钟，双方就陷入僵局，法国人离开会场，我们也回了酒店。经过各自内部紧急磋商，我们又坐下来谈，接近15日零时，才达成协议。
而常规岛谈判进行到凌晨1时，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我方代表策略性地说，按原来的约定，协议已经无效，对方一听就急了，说15日指的是格林尼治时间，与北京有7个小时的时差，还有6个小时可以谈。最终在凌晨6点才达成协议，而国家开发银行与英、法银行的贷款协议到8时才达成。从12月24日到1月15日，我们用了25天完成了原本需要几年才能完成的谈判。
“没有中国核电发展，就没有我精彩的后半生”
1997年5月15日，岭澳核电站一期主体工程开工，这距离大亚湾开工已整整10年了。岭澳一期建设首要的困难就是缺人。
当时，我们从大亚湾核电站调了119人，并广招天下贤才，以每年150人的规模招聘大学生，上岗前在清华大学、苏州热工研究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岗前培训。当时从总经理部的成员，到基层技术员，日夜加班是家常便饭，大家干劲非常高。经历十多年的洗礼，从大亚湾和岭澳一期建设中成长起一大批中国核电建设骨干，所以大亚湾才有了“中国核电人才摇篮”这个称号。
中国核电主要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道路。大亚湾核电站的开发建设主要是进行引进和消化、吸收，培养人才、锻炼队伍，实现高起点起步，而岭澳一期的开发建设还承担着推进自主化和探索需要和可能创新的使命。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99%的设备都是进口，国产化率几乎为零，而到了岭澳一期，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10%（核岛）、20%（常规岛）、50%（电站配套系统），到了岭澳二期，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50%—60%.我们曾经说：大亚湾核电站是建设我国核电高速发展的桥墩，岭澳一期是这一高速路的引桥，圆满完成岭澳二期及其设计、制造、建造产业链，中国核电发展就驶上了高速公路。
2002年5月28日和2003年1月8日，岭澳1、2号机组分别投入商业运营，20年里，我参与开发建设了2个电站4台机组，但2005年之后的20年，中广核可能要开发建成40台机组。现在，中广核在建的核电站机组规模和数量都已经是全球第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十分欣慰。
2002年7月，我卸任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董事长。2003年3月，我卸任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董事长。从1983年3月到广东参加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历时20年。你问我怎样看待自己在中国核电发展中的作用，我深切感到我有幸参与了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我是中国核电之子，是中国核电的创业之子，不是败家子。没有中国核电的发展，就没有我精彩的后半生。
文：李晓敏（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李志远、黄超和南方日报记者刘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图：鲁力
来源：《南方日报》2010年12月12日版
